“上至太空探天高，海深有底量地厚。”这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在沪作报告时，给上海青年的寄语——“我希望上海青年能有爱因斯坦那样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而由上下联首字组成的“上海”二字，则寄托了这位83岁游子对于故乡的深爱。

作为一名以宇宙作为思考半径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坚信“天外有天”。“大家也许不知道，已知物质只占宇宙总能量的5%，还有25%属于暗物质的能量，剩下的70%则是完完全全的暗能量。”李政道表示，暗物质、暗能量将是21世纪科学史的大挑战。最近，他又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核天相连”的观点，也就是说，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的暗能量相变相连。

爱因斯坦25岁提出狭义相对论，玻尔27岁提出量子论，39岁的克里克与27岁的沃森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在同样年轻就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看来，科学是年轻人的事业，往往“一代新人才推动一场新科技的发展”，因此，如何为青年成长创造环境、指点方向就成了上一代科学家的使命。

“做学问先要学‘怎么问’，如果在学校只学‘如何答’，那不是做学问。”李政道回忆起自己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其导师、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每周都要花半天时间跟他讨论，为的就是让他学会独立思考，自己找答案。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的中心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道，大概一千万摄氏度吧。费米就问：“你有没有自己演算过？”李政道说：“没有，因为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他，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计算，才能接受别人的结论。1948年，费米和李政道一起制作出了主序星内部温度分布专用计算尺，“感觉就像做了个玩具”。

无论到哪儿，诺贝尔奖的光环始终环绕在李政道身旁。对此，李政道表示，“任何科学发现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证明，科学家不能只想着出名，而要考虑做这件事是否有意义。”他说，自己的人生信条是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为浮名绊此身”。“细推”是指要仔细考察，也就是说要重视学问本身的研究，至于像诺贝尔奖之类的功名其实都算“浮云”罢了。

来源：文汇报 做学问先要学“怎么问”（记者任荃）

"除了爱情，没有任何事情像阅读这样让我们觉得，迟来的开始也可以如此美好。即使爱情，也没法像阅读这样让我们觉得，越界之举，可以如此新奇！”这是台湾著名出版人、大块文化董事长郝明义先生新作《越读者》扉页上的一句话。郝明义本人就是一位在书籍和网络、多媒体世界穿梭、越界阅读的快乐读者，而他这些年来也通过他的出版物和个人阅读体验，向所有读者分享自己的阅读乐趣。作为一名传统出版人，他并不像大多数同行那样，抱怨网络和数字阅读对自己生意的冲击。虽然数字化阅读势如破竹，但郝明义依然把这个阅读时代形容为数字化阅读的“新石器时代”，快乐的阅读者应该在数字化的便利和书籍的芬芳间从容越界，开启人生的种种可能。

石剑峰：作为一名出版人，您这些年来对数字化阅读一直持谨慎乐观和支持态度，您就不怕数字化浪潮影响了您的生意吗？

郝明义：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不停地谈论：阅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数字化阅读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纸质书是否会消失？父母总是担心，如果下一代不看书了，该怎么办？而我总是在不断寻求一个屏幕更大、更方便携带、随时可以看东西的电子产品。

阅读这个事情，几千年来我们总是在追求更方便、更能体现时代质感的阅读手段。我们回头想想就会发现，很吊诡的是：一方面大家很担心人类正在远离阅读，另一方面人类从来没有像这一刻如此热爱阅读，手机短讯、MSN、电子邮件等等；也从来没有一个时刻，人类如此热爱写作，博客、Twitter、电子邮件等等。大量阅读和大量写作同时在发生。现在最值得我关切的是，到底该怎么利用这个时代最便利的阅读和书写手段？与此同时又能兼顾传统纸张印刷的书籍阅读。所以，我一直希望，作为一名读者如何保持一种“越界”阅读的习惯和乐趣，在纸张和数字阅读之间来回穿梭。

我常常把阅读当作是旅行，作者就是向导。阅读就是带你去一个你从未到达的地方。过去，在没有数字化手段特别是网络之前，就算你知道美国国会图书馆里藏着一本你特别想读的书，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哪天才能到达那里。不过有了网络带来的数字化阅读之后，身体力行的跋涉并不是必需的了，弹指之间你就能到达那里，一按键你就能找到你曾耳闻、心仪已久的书和资料。对于一个阅读旅行者来说，网络就是你拥有的一辆可以跋山涉水的跑车，这样一种便利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也没必要抗拒。我身体不便，所以以前旧书店是不去的，但现在我家里几乎所有收藏的旧书都是通过网络古书店购买的。

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是，网络便利的诱惑实在太大，那是不是人类已经有了这么便利的工具，其他就不需要了呢？恰恰相反。因为有了跑车，我们可以很快到达目的地，但到了目的地之后如果没有实际的步行、漫游、寻觅，旅游的乐趣是匮乏的。这就是书籍能带来的乐趣，阅读书籍就是仔细阅读一座城市一个景点。所以，数字化阅读让我们有机会享受到种种便利，问题是怎么享受。去了，难道只是拍两张照就回来吗？过分依赖网络阅读，很可能就是这样子。网络帮我们节省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那不正该在那个景点慢慢享受旅行的乐趣吗？所以，在目前阶段步行式的阅读还是必不可少的。我一直在想，越界阅读就是在数字阅读和书本阅读之间交叉利用各自的特点。

石剑峰：在您的《越读者》中，您提到“我们在错失网络时代带来的机会，又给自己制造了双重风险”。这里错失的机会是什么？风险又是什么？

郝明义：其实网络最大的便利就是，它几乎能提供所有你能想到的信息。但是如果有人只爱玩网络游戏，那不是浪费吗？网络跑车能带你去任何地方，但你却只选择拉斯维加斯、澳门，那不是太可惜吗？网络跑车真正的便利就这样被荒废了。这就是我们可能会错失的风景。

而风险就在于网络让你忽视了其他东西。网络很方便地带你去拉斯维加斯，然后你就沉迷于老虎机前吃角子，你会以为世界就是这样子，快乐就是这样子。用网络只去拉斯维加斯，这是最可怕的地方。网络代替徒步已经是一个风险，可你还偏偏通过网络只钟情于拉斯维加斯，那是另一个可怕的风险。

石剑峰：传统阅读已经失去一座座城池，将来书本岂不是要彻底消失了？

郝明义：可以这么说，某一类的书确实会消失。那种包含的信息随时都可能更新升级的书会消失。书本知识本身跟资讯结合密切的书，也可能会消失。这类书中的内容，大家只要定时去网络浏览就行了。

石剑峰：那文学书呢？特别是在世界各地机场贩卖的口袋书、类型小说？

郝明义：对我来说，所有文学书在实体世界和数字世界可能并行存在。一方面，享受书本芬芳香气和艺术气息，特别有趣。但我现在在使用的iPhone上读武侠小说真是方便，一个手机里可以装下那么多书，我旅行时不可能把《金庸全集》随身带吧？我的iPhone里还装着《莎士比亚全集》，这就是电子书的方便之处。

来源：东方早报 郝明义谈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教师科学评价学生越到位，教学才会越完美——

评价有谋略、有艺术，这是因为教师团队有力量。在汇师（注：徐汇区汇师小学），既注重个体发展，更重视团队发展和团队精神。只要你与教师交流，他们就会告诉你：“我的成就离不开大家对我的帮助”，“一个班级好算不了什么，每个班级都好才算好。”

长期以来，汇师不简单地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来评价教师；培养骨干教师，也不是让少数人出风头，而是鼓励他们更好地为学校整体发展作贡献。汇师班级之间的差距很小，就是因为平时从备课到上课，从作业布置到辅导，直至评价，基本上都以团队为建制，以年级为单位，群策群力，所有成果均体现集体的智慧。

这种教师生态，既决定了科学评价的高度与品位，也体现了有效评价的共性与个性。

评价，是一个阶段教学的过程性“终结”，也是导向另一个更高层次教学的“始端”。对教师而言，评价是检验教学质量的“标尺”，而对学生而言，评价是反馈学习效果的“量杯”。

评价的主体性：学生主人  评价主角
评价的主体是学生。为了学生发展的评价，基点要放在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上
   
加厚：自我评价
潜台词：建立学生自我评价的平台与习惯，也许比强化外力更有内驱力。
   
加宽：评价主体
潜台词：学生成为主角，团队的评价趣味会营造出新的学习增长点。
   
评价的交互性：恰如其分 内容衔接
互评是评价的主要渠道。有质量的评价，往往反映合理性、合作性
   
知无不言  言之有理
潜台词：共同提高的基础是以理服人，服人的评价才有提高的前提。
   
分段评价  内容组合
潜台词：评价的方式要依据所学内容而定。
   
评价的激励性：鼓励为主  因势利导
评价是为了通过有质地的评论达到提高本身价值的一次旅程
   
允许：“让我再考一次”
潜台词：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再考一次也是进步的诉求。
   
赞赏：“你是很聪明的”
潜台词：鼓励在节点上，就使评价有了效果。
   
评价的多元性：改变方法  活化内容
评价的多元辐射，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重叠交叉：多点开花
潜台词：拓宽评价思路，也许会得到一种新的启示。
   
延伸内容：深化评价
潜台词：评价全面，不仅有所评内容的要求，也有所站角度的要求。
   
评价的参与性：多方投入  多种角度
一般而言，评价参与的人越广，评价也能越具体和广泛
   
多种互评
潜台词：多方参与，能使评价的内容增厚、意义增值。
   
家长助评
潜台词：一个好的评价，能激起的浪花是多重色彩的。
   
评价的节奏性：快慢结合  注重长效
评价的立竿见影与后发效应都是可以因人因事而选择的
   
评价要注入长效性因子
潜台词：评价的延伸所要探讨的是教育的长远效应。
   
成效有时需要等待
潜台词：去掉评价的“急于求成”之利，才有评价的“绵绵渗透”之力。
   
评价的创新性：不拘一格  智慧挥发
评价的方法可以与时俱进，也没有穷尽，只是要有点意思
   
做主页：“日月同辉”
潜台词：评价的方法会随着对评价内涵的理解而得到外延的拓展。
   
上网络：“开启天地”
潜台词：网络评价，实现了多点、多时、多主体的评价。

摘自：文汇报 评价方略（2009-4-24第6版）

——访中医教育学家严世芸

很多名中医，都是学校培养的

新闻视点：前段时间关于“废除中医”的争论很是热闹了一阵，您对此怎么看？

严世芸：不是什么新鲜事。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医废存论争了近100年。1917年余云岫攻击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论调跟现在的废弃中医派差不多。后来1929年国民政府也曾想“废止旧医”，结果在中医界强烈反对下流产……如果中医真的不是在临床上卓有成效，可能也生存不到今天。

新闻视点：关于中医废存的争论中，有种观点是“中医没问题，现在的培养模式有问题”，说古代的名医都是师承教育的模式，如扁鹊师长桑君、张仲景师张伯祖、淳于意师公乘阳庆……相比之下，学校教育教不出好医生，您认为呢？

严世芸：过去的师承教育和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不可比拟的两个领域。如果硬要比较，我不认为师承教育可以取代多学科融合及教师团队组合的高等中医药教育。如果说名医带出来的徒弟是名医，那么庸医呢？走方郎中呢？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是什么？高等中医药教育知识结构更健全，学生的视野更开阔，要说最大的缺点，可能是临床实践不足，不像师承教育，学生跟在师傅身边，不断体察和学习老师的经验。

新闻视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严世芸：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医学校，学生最后一年得跟先生抄方，或者“侍诊”，也就是跟着实践。我们学校从1994年起，探索大学教育与师承教育的结合，早临床、多临床，大学一年级起每年分两个大学期和一个小学期，学生利用小学期实习；建立临床导师制度，为每三至五位学生配备一名专门的导师；还启动了“名医工作室、名师工作室”，让年轻业务骨干有机会一对一跟随名医学习，提高“师承传授”模式的起点。

新闻视点：您父亲严苍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名医，跟柔石是好朋友，为鲁迅治过病，您是“家学”吧？

严世芸：解放前中医境遇不太好，所以父亲一开始也不主张子女学医。直到毛泽东同志做了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那年我正好高中毕业，父亲于是建议我上中医学院。他是相信学校教育的———我老家在浙江宁海，祖父也是行医的，父亲幼受庭训，但他得知上海有个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中医专门学校，毅然投靠，考入该校继续深造三年，才做了中医师。

新闻视点：那是中国最早的中医学校？

严世芸：最早的几个之一。丁甘仁是常州“孟河医派”的传人，后在上海行医，颇有盛名。在北洋政府试图“废除中医”的论争中，丁先生认识到要拯救祖国医学宝贵遗产，弘扬中医中药，一定要建立正规教育，培养更多人才，于是在1916年创办了中医专门学校。1927年，秉承丁先生的遗志，我父亲和同门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等又成立了上海中国医学院，出任该校首任院长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同时建立的还有上海国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事实上，民国时期及建国后上海的很多名中医，都是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

现在做中医，西医一定也要学

新闻视点：现在中医院校有关西医的课程很多，好像有40%以上。老一辈的中医抱怨说，学中医的时间都花在学西医上，现在学生连《内经》、《伤寒论》这样的中医典籍都读不懂了。

严世芸：中西医的比例，可以讨论。但我觉得现在做中医，西医一定也要学，难道跟病人说，“冠心病我不懂的，你得跟我说‘胸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医学校，除开设《内经》、《难经》等中医科目，也有生理学、解剖学等西医科目，“中医为体，西医为用”。至于今天的学生看不懂古籍，重要原因是现在学生的知识体系多以自然科学为主，国学底子很薄。

新闻视点：国学底子和学好中医大有关系吗？

严世芸：我父亲认为医者涉猎宜广，最好通些琴棋书画，对治学行医都大有帮助，他年轻时就曾跟随清代翰林章一山学过诗文书法，还在古庙苦修三年，研读四书五经。到我这一辈，这方面教育就差多了，记得我刚上中医学院时，第一次学《内经》课时，读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就跟今天的学生一样，不懂。

新闻视点：学中医一定得读古书吗？能否把它们翻成现代文呢？

严世芸：中医是哲学与医理的结合，其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阴阳、五行、精气神学说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比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很难用现代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为什么中医入门容易，但学好很难？因为重要的是靠“悟”。这“悟”不单是靠一个人的聪明，更重要的是靠文化底蕴。以我个人经验来说，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缺漏，始终是我彻悟中医学奥秘的一大障碍。我在担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的时候，加强了中医经典著作阅读课程，采取了“导读、精读、临床提高”三段式方法，还开设了一些人文哲学的选修课，希望学生进大学以后比较快地能补上这一课。

新闻视点：还得边实践边慢慢体会？

严世芸：比如孙思邈的《千金方》，我年轻时读，觉得有些方子用药很杂，表里、寒热、补泻、升降、通涩等药常融冶在一方之中，难解其意。上世纪70年代，我作为中医泰斗张伯臾先生的学生，遇到过一个病人，十几年来，嗜睡与不眠交替发作，眠则三、四十天日夜不醒，醒则十数天日夜不眠。中西医看了不少，都无效。后来张老与我仔细辨证，觉得不能单纯养心醒脑，应结合补肾温通养气，攻补兼施，终于把病人多年痼疾治好了。后来再看《千金方》，就别有一番感受。中医之长，就是治疗疑难杂症。这些病症大多错杂，非一法一方所能应对，必须详细分辨。我感到《千金方》医学理论纵然不多，方症记录却朴实可信，用心良苦，奥理蕴在其中。说实话，其中有些方子我到现在还是看不太懂，也不敢用，还要进一步从实践中悟解。

中医要发展，必须引入新科技

新闻视点：听到过一种说法，中医把人体看成一个大系统，跟西医从微观出发不同。但今天来采访您，楼下就是实验室，里边有很多现代仪器，还在对中药进行分离提取和药理研究，这完全是西医的路子。

严世芸：中医的思维方式是非线性的、整体性的，这和西医从直观和微观出发确实不太一样。但中医是一门实实在在的科学，而非玄学，比如中医学最基本的藏象学说，同样是与解剖学密切相关的，只不过古人在解剖分析同时，还进一步结合传统的天人合一、精气神、阴阳五行等哲学观，对人体有系统的认识，在医学科学中形成了优势，但在微观研究上有落后之处，现在应该补上。我主张学生读古籍，但并不希望他们“泥古”，海派中医界新中国成立前就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这是很有眼光的，中医的学说发展，历来是在坚持特色的前提下，与时俱进的。

新闻视点：能介绍一下现在中医利用最新科技取得的成果吗？

严世芸：比如说中医的经络学说，古人认为，人体的脏腑和穴位由经络联系，它们“内属于藏府，外络于肢节”，“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过去很多人都不相信经络的存在，因为用最高倍的显微镜也无法看见。但科学家近年利用纳米生物医药技术发现人体间维隙的组织液中，确实有纳米级别的非DNA蛋白质生命小体流动。还有研究者利用现代分形几何学也证明了，穴位与对应的脏腑和机能状态确实有直接关系。同时还出现了与经络相关的“波导学说”、“场力学说”等。

新闻视点：有一种担心，现代科技的引入，会造成中医失去自己的特色。

严世芸：问题不在于你用什么方式研究，而在于你有没有坚持中医的思维方式。不是说不开西药、不用现代仪器的就是好中医。比如感冒，有些中医的习惯是把所谓抗病毒的药开上一堆；对红斑狼疮，类激素的中药一股脑儿全上去……一看药方，味味是中药，但中医的辨证论治呢？没有！我把这叫做“中医的处方，西医的灵魂”，是最值得担心的。中医怎样和现代科技结合？说实话我们还没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这不能急，得慢慢琢磨。现在的辨证分型施诊，中医院都分心肝脾肺肾科，分科越来越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思维方式和优势的发挥。

新闻视点：今天应该怎样培养优秀的中医呢？

严世芸：我希望能够建立一种与高等中医药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的“通识教育”模式。我目前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在中医药大学成立一个中医文化中心，在知识结构上，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自然科学。除了必读书目外，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愿意研读古籍的，可以潜心中医传统学说和临床实践；也允许学生从中西结合的方向上发展自己；或者成为现代科技与中医学结合的探索者……中医现在已走入100多个国家，可以说遇到了百年未有的机会。中医学的发展，有赖于中医学群体创新能力的提高。我相信在多学科交融的基础上，中医学未来一定有广阔前景，这也给高等中医药教育，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教育教学改革命题。

来源：解放日报 好中医是教出来的吗（记者 尤莼洁 徐敏）

下面的内容引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德华的博客，深有同感。

有些导师问道：为什么要招研究生？招研究生为了什么？招研究生有什么好处？… … 实际上，师徒关系，不需要问很多为什么。即使在新时代，尽管谁也不再去理会那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老调了，但是师生之间的情分是不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淡薄的。至少我现在还是坚信这一点的，这也是为师的乐趣之一。

师傅培训徒弟这种研究生培养方式，全世界都在使用，应该有它的合理性。这是学问和思想的一种传承方式。作为导师要学会欣赏自己的学生，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享受与学生在一起的时光。研究生身上有许多闪光的地方，作为导师，要发现，要赞美。这样你会很享受这种生活。

我们研究组有年报制度。导师和学生年底都要完成年终总结，大家一起交流经验、分享快乐。每年读学生们的总结，我都会被一些细节所感动。时常在深夜一个人沉浸在这种幸福之中。尽管对一些学生的某些方面也有一些怨言，对有些学生的工作也有一些不满，但是细读学生们的总结，静下心来，这些不满和怨言会渐渐远去，留下的对学生们的欣赏。下面节选几段我们组两位同学的总结，与大家分享。
 
一位是博士生，三年级，处在毕业的关键时刻。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不用施加什么压力，所谓不用扬鞭自奋蹄。她在年终总结中写到：

“这一年，很多事情摆在面前，需要自己去梳理，去解决。日子就这样慢慢溜走，在回望时又无限惆怅，或许这就是成长的过程。经过了这一年的training，我想我已经有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去面对未来的道路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困难与挫折。

今年的春节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在外面过年，现在想来虽然当时的思念难以言表，但是心中还是有很多坚持的。因为这次实验属于补充实验，很想早日完成，当时又觉得时间很紧张，所以就在春节时加班完成了。在过节的时候做实验，需要很大的毅力勇气以及坚持。这是我最大的感受。记得除夕夜在四环桥上看烟火，只见烟花满天，五彩缤纷，往日车水马龙的四环也没有了繁华，只有闪烁的霓虹，再也没有了多如星星的车灯闪亮，心中慢慢就有了深深的思念与落寞。这样的时刻，很感谢家人对我的宽慰与鼓励，还有对我一如既往地支持。写这些，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一定要统筹规划自己的实验，该坚持的时候就要坚持。说到底，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在坚持呢，上学需要坚持，运动需要坚持，大家都渴望锲而不舍。这一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做得不错，如果半途而废，谁又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我想大家在这点上做的都很好，也请大家在以后的道路上不要畏难，争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一位是硕士生。京区科学院各个单位的硕士生第一年是在玉泉路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上基础课。这位同学以《作别玉泉》为题，总结了自己一年来在研究生院的学习和思想的转变。他写到：

“当我同那些和我相处一年的同学在临走前拍毕业合影时，我第一次踏进了校园前面的那一片柔软的草坪。草坪上面弥散的植物的芬芳带走了我们离别时的忧伤，带来了我们的毕业照中每个人脸上的甜美微笑和蓬勃朝气。当相机定格照片的一刹那，一年前的情景又在脑中重新浮现。当我在新生报到的那天拖着行囊和大学时的同学一起进入校园大门的时候，正是这一片宽阔平整的草坪迎接了我；如今，又是她见证了我们的挥手作别。多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忆起这个曾经相伴一年的校园时，恐怕第一个映入脑海的便是这片绿色了。”

“玉泉自然比不上那些自称中国航母的大学校园，甚至也没有那些普通校园的大小，如果非要加个称号的话恐怕只能称之为迷你校园了。这里面没有宽阔大气的足球场，没有三五成群的宿舍楼和食堂，也没有那种汗牛充栋的图书馆。当熟悉完整个校园环境的时候，我发现我所能活动的所有场所却不过只有一栋教学楼，一个食堂，而我所住的宿舍显然也只有一个。正是这种比大学更加精确的三点式的生活方式陪我走过了在玉泉的一年。”
 
“幸福其实蕴藏在生活的平淡无奇之中，而偶尔的精彩更加充实了这种感觉。看一看文艺演出，参加一些班级活动，便是点缀在这学习之中的精彩。新年晚会、歌手大赛以及汇报演出，学生组成的演员们的表现自是差强人意，但毕竟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那活跃着的点点激情。曾经有那么一天突然发现来到玉泉已经一年了，竟然连学校对面的雕塑公园还没去过，可能仅仅是因为区区十块钱的门票吧。适逢当天在公园里有一个庆祝奥运雕塑落成的文艺演出，于是和几位舍友一致决定晚饭后去那里逛一逛。等到要进去的时候却发现由于晚会的缘故公园闭园一天！于是我们只能在宿舍里欣赏那晚会上发出的灯光笔直地伸向深邃的太空，以及聆听晚会上那些祝福的诗词来感受奥运的临近。最终，我们也没有在离开玉泉前走进那仅隔一条马路的那个公园，留下了一点小小遗憾。”

“当我再次背起行囊启程时，却是要离开那已经人去楼空的公寓，离开那依旧翠绿的草坪，离开那熟悉的校门，离开留下了我一年生活足迹的玉泉校园。别了，玉泉。”

读着这些优美的充满感情的文字，作为导师，你怎么会不感动呢。相信在求学的道路上，他们会在寂寞无助的时候，偷偷流过眼泪；他们也会在喜悦来临时，欣喜若狂过。作为老师，有时候也会眼睛湿润，也会暗暗为他们祝福。他们需要的就是鼓励、宽慰和支持。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应当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进入其中，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并由此激发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终生的精神家园。”新任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在踏上新岗位六周之后，近日第一次在全校大会上阐述了他对大学的期望。他说，我从来不相信物质的东西能主导一切，一所有精神追求的大学，比多一篇SCI文章、甚至比《自然》和《科学》文章更加重要。

杨玉良教授面对学校党政干部所作的讲话，意外地引起了在校大学生们的极大关注。学生们把他的讲话贴到各大网站BBS上，也表达着自己对大学精神的向往。
   
大学精神在于“名师轶事”的传诵

“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的这几年间，我走了很多学校。我感觉大学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是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些荒唐事情就会随之出来。”杨玉良教授称，他非常认同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先生离任时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她就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轶事当中。”

由学生传诵的名师“传奇故事”，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对每一个学生起着潜在的精神引导作用，其效果往往超过刻板的、一本正经的“大事记”或者“校史”，“令我有点伤感的是，现今复旦大学有些院系及其名师的故事还能否有人继续传诵？”

在杨玉良教授看来，教授们的学问、才气、情怀和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们流传下来的经过“歪曲”和“添油加醋”的故事，对这所学校的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极其重要。叙事者在传播老师故事时的“歪曲”和“添油加醋”，恰恰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试想，如果学生对老师没有崇敬的心情，如果老师对学生没有关爱，如果学者和学者之间没有一种相互敬重、相互欣赏，那么这样的文章和故事就会少。校园故事的传诵，实际上反映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和文化环境。
   
大学不需要“才子+流氓”

杨玉良教授认为，大学天生就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优秀的成员必须是道德的楷模，因为人们对于大学的神圣和道德的纯洁性，有着很高的企盼和信任。

杨玉良坦诚地说，正因为人们都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净土，因此，当一所大学传出任何丑闻，人们都会非常关注。所以，大学不仅需要“学问”，更需要“道德”和“精神”。这些年大学的道德和精神确实有点缺失，有些学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个道德败坏的学者是一所大学的污点，这是毫无疑问的。“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那些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学者为‘才子+流氓’。这样的人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复旦大学不需要这样的人。北大的钱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话，说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气+流氓’，我们大家都需要警惕这一点。当然，如果我身上有这种坏毛病，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地向我指出。而且，每一个教授的道德操守将影响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那么，如果教授本身成为危害的话，我们就创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大学要警惕“学术科举制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大学的学者应该崇尚学术，而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要拷问一下自己——我们在做研究时是否真的出于自身内在的需求。”杨玉良眼中的大学教授，应该坚守学术本位。

他认为，现今学术和市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不恰当的政策将使学术研究沦为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虽然一方面可以推动学术的普及和成果转化，并且成为学术研究的推动力，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学术研究出现完全商业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下意识地使得我们在考评一个学者时，容易采用“计件取酬”的方法。

杨玉良教授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一位院士说，我们现在采用的似乎都是“大寨式”的评工分方式——发一篇文章得多少分，等等，最后加起来就得到一种“定量”评价。事实上，这是学术研究和评价手段的本末倒置。杨玉良说：“我并不完全否认定量数据，关键在于对定量数据怎么看，其中赋予了多少它本身不应该有的内容。如果跟学者的地位、收入等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学术泡沫’、‘伪学术’，甚至‘恶学术’。而如果这种倒置成为一种制度，从长远来看，就更糟糕了，这将变成一种‘学术科举制度’，促使少数人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没有学问的‘学霸’。”

杨玉良教授认为，只有扎实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大学不能为了蝇头小利，为了多发奖金，而忘却了对“学术为本”的坚守。

讲话中，杨玉良教授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过“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其实，‘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了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到坚守‘学术为本’，坚守‘服务社会’，坚守‘服务国家’，坚守我们的道德，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来源：文汇报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诠释大学精神（记者  姜澎，2009-3-19）

随着大批史料的陆续披露，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的模样越来越清晰。不过，我觉得，这些年对过去大学的讨论中，宏大叙事比较多，而对一些老大学的办学细节留意得不够。其实，正是这些感人的细节蕴含了大学应有的精神。
 
傅国涌先生一本有关民国史的书里介绍过老清华课堂的风景。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去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浆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据另一些史料记载，老清华对学者的不同学术风格也是高度尊重的。在20世纪30年代历史系的三个“牛人”中，陈寅恪精于考据，写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十多部历史专著；编著有《中国通史》、《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雷海宗注重大的综合，他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入透彻的理解，他的学术观点颇有点与陈寅恪打擂台的味道；而系主任蒋廷黻呢，他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清华从不以一种风格压制另一种风格。
 
在这里，我使用了尊重一词。在我看来，对于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做学问的不同风格，一所大学光有包容是不够的，必须有从细节到大方向的尊重。包容是强势者对弱势者所做的事情不去计较，允许其继续做下去，暗含有“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意思。而尊重则是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是认为别人做的事有道理有眼光，自己必须支持，它表达了某种敬意。
 
教师教学也好，从事科学研究也罢，都需要精神的充分释放，性灵的自由张扬，大学只有充分尊重教师上课和做学问的个人风格，主动解除捆绑学人精神的绳索，教师在教学和学术上的创造性才会得到激发，我们的课堂才能活跃，我们的学术也才会五彩缤纷。
 
大学尊重教师上课和做学问的个人风格，对学生的成才意义非凡。首先，教师不同的授课风格和学术路径，可以让学生得到多方面的知识营养，为他们日后从事各项工作打下坚实的学识基础。上文列举的几位学人，他们的授课都有各自的缺点，然而，正是在这种并不完美的课堂教学中，涌现出来了钱锺书、钱伟长、陈省身（清华研究生）等一流的文学家、科学家。其次，大学教育的另一个使命是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一所大学尊重教师授课和学术的不同风格，等于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的学生，人是各有所长的，对别人不能求全责备，而要懂得用其所长，这样的教育比其他教育更能入心。
 
学会了尊重学人的教学和学术，学会了尊重创造性的劳动，大学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来源：中华读书报：老大学的课堂及其他

大学生涯怎么过？文汇报刊载了复旦大学教务处长、化学系教授陆靖与大学生分享自己做学生、做教授、做教学管理者的体会和经验，摘录点滴：

如何选书  别把眼光局限在教材上
如何读书  不仅要读得细，还要读得粗
如何选课  去选那些最训练大脑的课
如何思考  面对荒诞思想能否独立判断
如何学习  不要把视野仅放在校园里

如何选课  去选那些最训练大脑的课——

大学实行选课制。我经常上学校BBS的课务版，看同学们在交流些什么。看下来，大多数学生在讨论的，是哪个老师不点名，哪个老师给分给得特别好。还有学生会给老师起外号，比如给C给D比较多的，叫“CD刻录机”；给D和F比较多的，就叫“德芙巧克力”。其实，大学的选课制度，是给大家一个充分掌握自己学习机会的权利，你应该怎么学呢？
大学最重要的不是学的那些内容，而是学的过程。一个读过大学的人，和一个没读过大学的人有什么区别？知识倒在其次。你想你大学里读的是什么？微积分，量子力学，那么复杂的东西你都能搞清楚，社会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搞不清楚啊。既然大学里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去搞明白那些复杂高深的东西，你的脑子受到训练了，你变得更聪明了。那大学里应该怎么选课呢？什么课能让你脑子变得更聪明，你就应该去选什么课。越是难的课，你的大脑受到的训练越多，收获越大。
什么是好的课程？如果一门课，你自己看书看得懂，你不会以为这个老师好。如果一门课，有10个人都能教，你也不会觉得这个老师教得好。只有一门课，一般的老师教不了你，你自己看书根本看不懂，而听了这个老师的课，你茅塞顿开，一下子全明白了，胜读10年书啊。这个叫上课上得好。这种课是什么课，一般就是最难的课。
   
如何思考  面对荒诞思想能否独立判断——

大学四年是读书最好的四年。但读书也会使人迂腐。第一句话提醒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第二句话提醒你们读书时始终要有自己的观点。中学教育讲的是成熟的、成定式的东西，而大学教育肯定有各种思潮在那里碰撞，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在碰到各种思想，甚至有的你认为很荒诞，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时候，你如何把握好自己？你们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千万不要被动地被各种思想牵着走。
我和研究生说，一篇论文的引言你是必须要看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篇论文到底是做什么的，结论你也肯定是要看的。我的习惯是，这两者之外，中间过程我是不看的。我会思考一个问题，从他的出发点到他的结论，我能走得下去吗？第一，走下去了，也就知道了，这个人的文章不过如此嘛，我自己也会做。第二，我走不下去了，那我会去看他的过程，从中领悟到他比我高明。第三，我走下来的结果和他不一样，那我很高兴，我可以写文章发表了。我想说，在阅读别人文章的时候，你必须始终保持一种独立的判断，你们看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大学最宝贵的精神。

详见：文汇报 大学四年怎么过（2009-2-7第8版）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1月12日表示，中科院将逐渐调整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论文与奖励数量在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将逐步淡化。
 
路甬祥当天在中科院2009年度工作会议上致辞时指出，未来中科院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将从以论文、奖励数量评价为主，实现向以创新实际贡献、创新发展态势、创新质量水平评价为主的跨越；从比较关注同行评价为根据，实现向更加注重实践和历史检验与评价的转变，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更要经受国家、人民和历史的评价”。
 
他说，中科院要进一步推进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系统研究等不同性质创新活动评价标准的根本转变，进一步推进人才评价、项目评价、实验室评价和研究所内部评价标准的根本转变。
 
路甬祥说，中科院的研究工作要从习惯于分散自由探索研究，向面向重大科学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定向基础前沿研究、关键核心高技术创新和重大系统集成创新、可持续发展相关基础和系统研究为主的创新活动转变；要从注重科技研发向同时重视转移转化转变，探索完善科技研发与转移转化紧密衔接、相互促进的机制与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在成果转移转化中的基础作用，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来源：路甬祥：科研人员评价体系将淡化论文与奖励数量 （科学网）

关于教学改革问题。对于教学改革，教师、学生包括家长都反映强烈，希望课程设置更贴近学生的实际，贴近社会的实际，要求减轻学生负担。其实，教学不光是课程的改革，应该是整个教学的改革，课程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在教学中我们比较注重认知，认知是教学的一部分，就是学习。在认知方法上我们还有缺陷，主要是灌输。其实，认知应该是启发，教学生学会如何学习，掌握认知的手段，而不仅在知识的本身。学生不仅要学会知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与别人共同生活，这是整个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内容。解放学生，不是不去管他们，让他们去玩，而是给他们留下了解社会的时间，留下思考的时间，留下动手的时间。我最近常思考，从自己的经历感受到，有些东西单从老师那里是学不来的，就是人的思维、人的理想、人的创造精神、人的道德准则。这些，学校给予的是启蒙教育，但更重要的要靠自己学习。学和思的结合，行和知的结合，对于学生来讲非常重要，人的理想和思维，老师是不能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恰恰理想和思维决定人的一生。这不是分数能代表的。教学改革还要回到学、思、知、行这四个方面的结合，就是学思要联系，知行要统一。我一直信奉这样一句话：“教是为了不教”。不在于老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数学家或文学家，而是老师能给学生以启蒙教育，教他们学会思考问题，然后用他们自己的创造思维去学习，终身去学习。

要围绕加强素质教育、多出人才，转变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要认真思考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更多的杰出人才？从而对教育体制、办学模式以及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学改革进行深入研究，整体谋划。教育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观念更新和培养模式创新要成为规划的亮点。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文理科差别不要搞得太大，学理工的应该关心社会，提高人文素养；学文科的应该加强自然科学知识学习，提高科学素养。

节录：温家宝在科教领导小组会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最近有一个“呼唤教育家精神研讨会”正在北京召开。我想谓之“呼唤”，大抵是与缺失相呼应的。当下中国的学校越来越多，校长的位子也愈加“养尊处优”，可很少有人能让人本能地赠予一顶“教育家”的帽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代中国教育史上屈指可数的教育家之一、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说，教育家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执著地热爱教育；二是潜心研究教育理论；三是勇于进行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四是能够提出独到的教育理念；五是出版有系统的、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述——这正是教育家区别于教师和教育管理者之所在。(5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对照这五个条件，当下教育界有几人能担得起教育家的名衔？《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一个调查，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公众推崇的大学校长皆为蔡元培等先辈，无一人是当下的。

蔡元培、张伯苓、江隆基等教育先辈之所以至今令人惦念，是因为他们以教育家的职业与专注，成就了大学宽容、民主、独立之精神。惟其如此，才可能培养出真正有助社会改良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比如蔡元培，有了他，才有了北大的“学术自由”环境，才有了陈独秀、胡适等一批大师，因而才有了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启蒙的新文化运动。……

来源：科技日报  重提教育家精神   新华网  时代呼唤以教育家精神办学

当一群人围绕一个特定的兴趣领域产生新观点的时候，这种情境就叫做头脑风暴。由于会议使用了没有拘束的规则,人们就能够更自由地思考，进入思想的新区域，从而产生很多的新观点和问题解决方法。当参加者有了新观点和想法时，他们就大声说出来，然后在他人提出的观点之上建立新观点。所有的观点被记录下但不进行批评。只有头脑风暴会议结束的时候，才对这些观点和想法进行评估。

这是进行头脑风暴的传统方法。本站的目标是培训你传统头脑风暴的方法，然后继续发现你可用的一系列的高级技巧。

其他一些定义:
○头脑风暴是产生新观点的一个过程
○头脑风暴是"一个团体试图通过聚集成员自发提出的观点，以为一个特定问题找到解决方法的会议技巧"－－亚历克·斯奥斯本
○头脑风暴是使用一系列激励和引发新观点的特定的规则和技巧。这些新观点是在普通情况下无法产生的。

那么你就清楚了：头脑风暴会帮助你提出新的观点。你不但可以提出新观点，而且你将只需要少得令人惊讶的努力。头脑风暴使新观点的产生容易，而且是个尝试-检测的过程。头脑风暴中应用什么技巧取决于你欲达到的目的。你可以应用它们来开发你的新产品、服务和工作中新过程,或者你可以应用它们来发展你的个人生活。

如果你天生有创造力，你可以认为这是整体的经验；或者如果你天生有逻辑性，那么你可以把它当做遵循逻辑规则的一个过程，这些逻辑规则会刺激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如果你遵循头脑风暴的规则，那么你的个人风格无论是什么样，头脑风暴也会凑效。很自然,某些技巧和环境对一些人更适合，但是头脑风暴足够柔性化，能够适合每个人。无论你在跟一群激动的同事进行头脑风暴，还是在孤立的房间里独自进行高级头脑风暴，取决于你的个人偏爱和环境。如果你仔细阅读而且遵照这儿的内容，两者都会成功。我们也会介绍专业化的计算机软件来帮助你进行头脑风暴会议。

★传统的头脑风暴
当人们想起新观点时,他们就在房间里大声说出观点，这是对头脑风暴的普遍的观点。告诉他们消除他们的拘束，任何观点都不会被评判，这样他们就能自由地大声说出任何观点，而此时没有感到任何不舒适。人们的观点应该建立在其他参与者的观点之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后面的分析得到尽可能多的观点。在提出的众多观点中会有一些非常有的价值。因为这个自由思考的环境，头脑风暴会帮助促进产生那些突破普通思考方式的激进的新观点。

★高级头脑风暴
我们提出的模式是传统头脑风暴的扩展,它使整个的过程更容易和更有效。高级头脑风暴基于头脑风暴的现行方式上,以更有效的方式产生更新颖的观点。专业化的技术，更好的过程和更好的意识与新技术结合，使头脑风暴成为一个挫败更少的过程。当使用一个更为有效的过程的时候,大部份与传统头脑风暴相关的问题就消失了。继续阅读更多的细节，了解如何为你自己和你组织的利益进行高级头脑风暴。
　　
高级头脑风暴使用:
○新过程和新培训，以减少拘束。
○有创造力的和横向思考的技巧
○头脑风暴软件(计算机支持的创造力)。
○新的材料来激发和记录观点
但是，首先让我们学习传统头脑风暴的细节，以便我们能使我们自己作好适当准备。

来源：惟存教育 “头脑风暴”集体自由讨论专题

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总体框架探索”为主题的第324次香山科学会议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对钱学森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探索、研究工作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研讨。据与会专家介绍，在钱学森看来，研究中医学的观点与方法应该是系统观与系统科学，他提出中医学现代化就是在继承与发扬中医学原有的特色与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开展多学科攻关，将传统的中医学真正变成现代科学。钱学森由此提出创建人体科学，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系统观与系统科学，去研究人体这一中医学的对象。  

钱学森有关中医学研究的思想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意识的开放复杂巨系统。人体除了是物质能量系统即形态结构系统（“形”）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信息控制系统，即功能活动系统（“气”）和心理精神系统（“神”）。在中医学中，人体是“形”、“气”、“神”的统一体，而西医学研究的重点——人体结构（“形”）是物质形态系统，人与环境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开放巨系统。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超巨系统，人生活在这个环境中，与之相互作用。中医非常注意饮食起居和生活环境在维持人体健康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中医的理论与方法上，钱学森有关中医学研究的思想认为，中医学是关于人体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复杂性科学），中医学的理论不同于西医学的理论。中医学的方法是哲学、自然、社会、人文相交叉的科学方法。西医学关于人体的理论是简单性系统理论，它的方法是简单性科学的方法，主要是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方法。中医学与西医学应该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而不是相互排斥。中西医学的方法是互补的，但是在吸取西医学的成果时，必须坚持中医学的特色、发扬中医学的优势，钱学森认为，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中，人体科学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人体科学的研究将会对社会发展，人类医疗、保健事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预期，其中某些项目一旦突破，将会给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革命性变化。   

与会学者在深入探讨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及其科学意义的基础上，还对系统科学、地理科学和思维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交流，并就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方法和运行管理机制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建议国家教育、科学技术管理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复杂巨系统理论的研究工作，大力推进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总体框架的理论建设。鉴于复杂巨系统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总体框架的探索研究工作是一项跨部门、跨学科领域、跨科学技术层次的现代科学研究工作，建议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美国桑塔菲研究所和中科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经验，创建“无固定编制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总体框架探索”研究平台，设立专项研究基金，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总体框架的探索和研究工作。

来源：科学时报 用系统观和系统科学研究中医学

21世纪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是人才。人才无疑是重要的，人才也是每个国家竞争的重要资源。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各级领导也都反复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花大力气引进人才。
 
2008年7月，我参加了中国科协组织的全国学会创新人才成长工作沙龙，有与会者提出，在培养和引进人才工作中，需要明确人才的定义和范围。这个问题很重要。什么是人才？人才有哪些？我们缺少哪些人才？需要引进哪些人才？清楚了这些问题，对于引进或者培养人才，会很有帮助。我们不是经常听到“将才”、“帅才”、“战略型人才”等等的说法吗？
 
那么，我们国家需要引进什么样的人才呢？个人觉得，我们花费巨资引进的应该是领军型的人才，是帅才。什么样的人才是领军型的人才？钱学森式的人物就是。毫无疑问，在人才引进历史上，钱学森是一个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引进这样的人才，一个人就可以改变国家某个领域的整体面貌，可以引导某个学科、领域走向世界前沿。因此，我们应该花大力气引进和培养能够拯救一个学科、引领一个方向（领域），能够建立并领导一支稳定的学科研究队伍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某个具体单位，都是有实际意义的。
 
同时，我们花巨资引进的人才，不能只是发几篇点数高的文章，更不是借助海外的挂名来满足国内的考核需要。领军型的人才，一定会有好的科研成果，可以发表好的文章、培养好的人才。
 
基础研究需要积累，这谁都清楚。我们应该花大力气去创造学术积累的环境。无论是引进的还是坚持在国内的，只有都静下心来，苦苦追求，才能获得一些结果。追风不可以，赶时髦也不可以。国家的需求自然是科学工作者要考虑的，人民大众的需求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科学研究就是要探索未知，我们不能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有些学者是“万金油”型的，什么论文都发，在什么领域似乎都是专家。这种天才型的人才有，但还是少，多数人还是要按部就班。人才的榜样作用和引领作用，不可忽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头羊的作用大家也是很清楚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帅才是需要的，将才也是需要的，但冲锋的兵更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缺少帅才，可以引进；缺少将才，可以引进。我们缺少兵呢？也引进吗？各级领导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一定要清楚支撑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是哪些人才？是广大的踏踏实实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帅才可以引进，将才也可以引进，但最终我们还是要立足国内，自己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
 
来源：科学时报 我们需要引进什么样的人才 作者：王德华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近些日子的大学校园波澜迭起，许多个案都关涉到教育的基本问题。作为一名教师，多年来我一直思考着十九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者、教育改革家温·菲利普斯说的一句话：“教育是唯一值得富有思想的人认真思索的问题。”说是“唯一”的，有点夸张；说要“认真思索”，却是千真万确。但是，应该如何思考教育的问题，恐怕不易回答；甚至，在教育问题中包含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也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比如说，教育到底是国家的工具还是应该由教育来塑造国家，这在“五四”以后就一直是许多知识分子思考过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如同杜威所说的，“我相信——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受进步主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相信，若不通过教育进行根本的文化更新，便不会有民主的政治改革，然而若不具有稳定的社会与政治气候，使一种更新中的教育得以发展和成长，便不可能有通过教育的文化更新。”（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巴斯蒂等人的《中外比较教育史》，第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此言把政治、文化与教育的相互关系讲得很透彻，然而在当时，正如本杰明·I. 许华茨所指出的：“在中国这一时期那残酷无情和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中……势力和特权的掌握者，不是轻易能从他们对政治奴役的狭隘迷恋中被转移的。”（同上）因此，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衰落是必然的；“以为人们可以着手解决社会与教育问题，而不遇到政治权力的悲剧问题”（同上），这真是太天真和幼稚了。

又比如说，当陶行知以敏感的中国问题意识进行南京晓庄实验师范学校的教育改革的时候，虽然他充分认识到教育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联系，但没有想到的是教育与生活的过于紧密的结合有时也会使教育本身受到伤害——晓庄的入学考试中要有一天的垦荒劳动；甚至在图书室那样的地方所高悬的题词是“书呆子莫来馆”，这不是弥漫着一层反智的色彩吗？“文革”时期的“开门办学”、“学工学农”看来也不是全新的发明。

近日看到的美国教育学家杰拉尔德·古特克教授的《哲学与意识形态视野中的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虽然只是一部很简明的教材式读物，但是在诸如意识形态、民族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仍然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作者充分注意到在一些敏感的重大概念问题上教育所面对的挑战和复杂性，虽然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实际上难以极为合理地都转化为教育行为，但是作者还是力图启发读者在教学实践中与学生一起面对、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它们。

比如，第十章“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主义与教育”就属于这方面问题的典型。作者认为，“对教育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要求教育发展一种适当平衡的民族认同感，让它可以把本民族的人团结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而不是以某种极端的方式来夸大这种民族认同感，因为这种极端的方式会产生一种非理性的优越感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第182页）但是，具体到教育过程中，矛盾与冲突的现象无处不在：对本地民族办学权利的控制、对所使用的教学语言的规定、对民族团体的文学、历史等内容在统一教材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在正式统一教材之外的隐性课程的运用，这些都是关系以教育促成或减弱民族认同的敏感问题。（参见第186页）而更复杂的是，像美国这样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教育既要传递和培养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但是也要应对民族国家主义的复兴及其造成的地区性冲突，同时还要解决国家整合与人民自决原则的矛盾。在书中的“探询设计”这个每章后必备的部分，作者提出的一种教育实践是：“开始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上剪贴关于解决民族国家冲突的文章的工作，在你积累了大量文章后，分析它们对教育的影响。”（第189页）这是很典型的美国式教育，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希望学生会顺从某种主流意识所欣赏的答案。而是使学生从收集材料、分析材料的过程中切入问题的真实语境，最后把问题集中在一个具体的焦点上。我读高一的儿子最近参加了一个由美国和中国共同举办的美国大学入学模拟考试，他最大的感想也正是美国式教育注重培养阅读、分析材料和通过材料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第十五章“极权主义与教育”中，作者认为，“纳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被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用做炮制‘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极权社会的工具。”因而，“极权主义对于当代的教育者的启示就是：当一种非理性取代理性，统一性代替多样性时候，我们要对此现象保持警惕。”（第291页）从对其来源的分析中，作者指出极权主义的教育体系并非来自于教育理论或教育实践，而是来自于政治理论与实践以及把它们推向学校。（第287页）。这样的教育体系在行为上的特征是：“教化的过程完全在正规的教育机构中进行，对青年人的塑造处于蓄谋策划和严密控制的环境中。”（第281页）

到后极权时代，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教育的纠缠并没消停，反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其行为特征更多是借助于以实用功利主义“去政治化”、以泛意识形态举行推行资本意识形态。可以说，像西方教育那样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而言还是一种需要长期斗争的目标。耶鲁大学教授雅罗斯拉夫·帕利坎的《大学理念重申：与纽曼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一方面认为大学仍然要通过教学与研究实现它肩负的职责，要为学生的道义愤怒和社会理想提供精神和学术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成为民族的、阶级的和性别的等等领域的极端工具。但是他指出，大学的发展趋势中的危险性是“变成非正义社会的辩护人，甚至成为实施压迫的政治的帮凶”。（第176页）或许从校园观察中就可以发现，后极权时代的去政治化正与这种趋势大有联系。

来源：东方早报  后……时代的教育与意识形态（李公明 2008-12-14）

9月，朱清时院士卸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他出任此职整整10年。
 
退休前两个月，《科学时报》记者发现朱校长频繁接受媒体访问，问他为什么，朱清时说：“因为我知道我退下来以后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说话就没有现在的分量了，我有点紧迫感。我必须要把积压很久的话说出来。我不是为自己。”
 
10月28日，本报记者重提这个疑问。他说，做人要体会有思想的伟大，而说真话就是这样一种体会方式，也是他至今不悔的。“这是一个人最好的生存方式。”
 
中国青年报：这段时间您在做什么？
 
朱清时：有很多思考。我呢，中学时代就很崇拜牛顿、爱因斯坦，那个时候就想，一定要当这样的人，改造世界。上大学以后我发现，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太渺茫，就想做一个科学大师，起码能改造这个国家。等到工作以后，一路遇到很多问题，做到校长的时候，就只想改变这个学校了。可就是这个改变也只是部分的，很多想法都很难实现。
 
最近，我突然就悟到了，其实一开始就应该只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不仅科学知识丰富、能力强，又富于同情心，变成一个大家都很乐于接近、乐于交朋友的人。如果我能努力改变自己，也许当校长的时候就更能团结人，更能够带领大家，把学校改变得更好。说不定真能对国家产生影响。
 
我这一辈子，走到最后才发现，一个人啊，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不要一开始就想改变世界改变国家。
 
中国青年报：不过现在很多大学生并没有想要改变世界，觉得能赚钱、活得好就行了，想法很世俗。
 
朱清时：是。这跟我们这代人不一样。我这一生最崇尚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其实像芦苇一样，很脆弱，但人有思想，人的伟大就在于有思想。一个人的一生，至少要体会一下思想的伟大。一个人不能为物质活着。
 
中国青年报：中科大是唯一没扩招的高校，近年每年招生都保持在1860人左右。您曾说过“不扩招，压力很大”，这个压力来自哪里？
 
朱清时：大家都知道。扩招不仅是上级很想做的事，也是地方政府很想做的，多招些本省的学生，政绩也明显。群众也都希望更多孩子上大学。压力，是不会公开的，只会通过各种暗示传递过来。比如，如果扩招了，给你配套的钱就多了，各个上级部门、地方政府，就更关注你们学校了。而不扩招，就冷淡你。我们心中也有数，没有扩招，这些方面势必受到影响。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朱清时：中国高等教育要大发展，是得扩张。但各个学校的分工不一样。我们科大的使命就是培养国家尖端的科学技术人才。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提高学生的水平，而不是学生的人数。
 
我们顶住了压力。这次50周年校庆，胡锦涛总书记给我们发了一封贺信，高度评价了中国科技大学50年的成就，我们理解其中自然包括最近10年的办学理念和做法。我们真是很高兴。
 
中国青年报：就您看到的，中科大从2000年就开始坚持不扩招，效果到底怎么样？
 
朱清时：很明显啊！不光是现在，前几年就显现出来了。几乎每年，两院院士评出的国家“十大科技进展”都有中科大的成果。其他高校最多偶尔有一项，我们每年都上榜。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没有扩招，没有建新园区。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这么说？
 
朱清时：扩招以后，学生多了，老师压力也就大了。作业、课堂辅导都多了，势必得拿出更多时间去应付。结果是老师坐下来看书想问题的时间就少了，内涵提高的可能性就小了。宿舍、图书馆、食堂，这些硬实力可以花钱买到。但扩招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软实力，也就是老师的水平、经验、精力，这是单靠花钱换不来的。
 
我们没有建新园区。当时地方政府要我们带头建，给了很多优惠。我们还是不建。现在校园很安静，老师上班走路十分钟就到办公室了。要建了新园区，上下班得花多少时间在路上？这也是成本啊！
 
中科大的校园尽管不豪华，但很安静。我们没扩招，没建新园区，也就没让老师蒙受一次大折腾。这也是这几年出成果的一个直接原因。
 
中国青年报：只是一个安静的环境，就值得您全力以赴吗，还要顶住压力？
 
朱清时：是，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我当了10年校长，最初几年，也跟大家一样争项目、争经费。争到后来，忽然觉得，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应该让老师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如果不能，老师们忙于开会、评审、做人际交往、赶通勤班车，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中国青年报：有些校长给大学文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例如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很多人说，今天的中科大也打上了鲜明的“朱校长”的烙印。
 
朱清时：我做校长的特点就是一直坚守着我觉得大学一定要遵守的基本原则——
 
第一条原则，就是让老师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决不无缘无故侵占老师的时间。这个准则我是很固执的。不建新园区，也不扩招，就是觉得那样老师的时间就少了。
 
第二条原则，大学是社会的净化器，大学应该严守高的道德标准。像教学评估这样的事，我之所以极力反对，不是反对评估，而是反对评估评到后来许多人造假材料的做法。学校不能在学生面前造假，特别是不能让学生参与造假。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还会有道德力量让学生不造假？一个社会要有希望，一定要有净土，这个净土就是学校。学校一定要严守诚信的底线，培养出的学生才会是诚实的，这样社会上即使有造假之风，也终会被净化。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也开始造假了，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中国青年报：您最希望传承下来的价值观是什么？
 
朱清时：不跟风，不盲从，按科学规律办事。
 
中科大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跟风，没有盲从。失去这个价值观，地处安徽合肥的中科大很快也就失去价值，没有意义了。
 
中国青年报：合肥不是大城市，经济也不发达，这个地理区位会不会影响学校发展？
 
朱清时：那是肯定的，但有好有坏。坏处是区位优势没有，人才比较难在当地工作。好处是那个地方不太受关注，所以浮躁的事情少一些，想问题的时间多一些。
 
中国青年报：中科大培养出很多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也培养出了杨元庆、郭为这样的高新科技企业家。有人说，科技也是一种财富，理工科人才更应积极创业。您怎么看？
 
朱清时：我们从来不跟进学校办产业的事。这种事情太短视了。办产业一般都是急功近利，做学问却要面壁十年。我做校长，一贯不提倡、不鼓励老师和学生办公司办产业。科技成果要转化成生产力，肯定是对的，但不一定要同一批人做这个事。
 
我希望学生“放长线钓大鱼”，不要这么短视。很多学生都想当比尔·盖茨，但几十亿人中不是才出一个吗？比买彩票中大奖的几率还小。大学生首先要努力的是把知识、技能学好，把品德练好。
 
中国青年报：据了解，中科大每年的本科毕业生有三四百人都会选择出国。有人甚至把科大作为“出国”的代名词。您鼓励学生出国吗？
 
朱清时：出国绝对是个好事。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出国知识面马上大很多，会使一个人很快成才。关键在于，出国成才之后，你心里还有没有祖国。
 
我们每年都会跟学生讲邓稼先的故事。他是安徽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选择了回国，埋头苦干，为中国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他会被中国人记住几个世纪，他的一生有永恒的价值。
 
中国青年报：看来，您还是更希望他们回国了。每年出国的人有多少能回来？
 
朱清时：多数还是没有回来。我们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如果他们回来，还要面临着评职称、争经费，受各种人际关系、各种不良气氛的影响，会很压抑。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让优秀人才有信心回来好好工作才行。光让他们回来，会埋没了他们，对国家也没好处。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朱清时：学校是净土社会才有希望 作者：黄冲

10月6日，《科学时报》刊登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题为《美妙的生物荧光分子与好奇的生物化学家》的文章，介绍了荧光蛋白的发现经过。两天后，对这项工作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下村修、钱永健和沙尔菲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无独有偶，6年前，2002年10月6日，诺贝尔奖公布前一天，饶毅在网络上发布的《21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一文中提到的3位科学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在那之后，这份名单上提到的科学家几乎每年都有人得奖，包括今年的蒙塔尼和钱永健。到今年为止，名单上21项工作已经有9项获奖。
 
偶尔预测一项诺贝尔奖也许并不难，但是预测9项诺贝尔奖，不能仅仅归结于偶然。况且，饶毅本人是神经生物学家，但他预测的名单覆盖了动物遗传学、免疫学、结构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药理学、人类遗传学、病毒学等很多学科。在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的今天，这样的科学家不得不说是个另类。饶毅为何能涉猎如此之广？
 
与饶毅相识20多年的旅美科学家、乔治亚医学院教授梅林说：“饶毅作出正确且有洞察力的预测，不是人人可以有的能力。饶毅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和许多领域科学家进行有意义交谈的科学家之一。”
 
“当你对科学很感兴趣、有相当深度的了解，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开出这个名单。”饶毅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饶毅任北大生科院院长之后常对学生强调“科学兴趣”，他认为只有那些真正对科学感兴趣的学生，毕业之后才应该继续选择科研道路。
 
今年6月，饶毅应邀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为学生作《科学研究的动力》报告时，也介绍了荧光蛋白和下村修、钱永健、普腊舍和沙尔菲的故事。下村修16岁时受长崎原子弹爆炸影响短暂失明，后在普林斯顿做了20年博士，一直坚持作自己的研究，退休后还在自己家地下室做试验。饶毅认为“如果不是出于纯粹的科学好奇心，他是坚持不下来的”。
 
饶毅常对学生说：要勤读文献才能真正走进科学，培养科学兴趣才能有独立的判断。他本人的一大兴趣就是读科学文献。每每“看到科学发现而兴奋，所以了解的东西不算少”。
 
梅林表示：“饶毅10月6日的文章在事实中有重要的观点，介绍了好奇心驱使的科学家——他们不受功利驱使、不追求时髦。他本人对科学有强烈的爱好、对科学史很感兴趣。20多年前，他就开始广泛阅读科学文献，在脑中形成一个文库，并发展了批判性评价科学的能力，能挑出重要的发现。”
 
饶毅还兼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他说：“我体育不行，一般娱乐不多，主要和子女玩。个人兴趣除了看科学文献以外，还读科学史、美国建国史和中共党史。”其他兴趣包括“读《纽约书评》和《纽约客》”。
 
饶毅一再强调，他不是预测，而是介绍值得获奖的科学家及其工作。之所以和诺贝尔奖评委会不谋而合，是因为“委员会跟我的水平有点接近了”。饶毅说：“我不认为化学奖委员会评价生命科学的水平比我高。实际上，诺贝尔奖以前也发错过。这些评奖委员通常不是一流科学家，很多时候也不是一流评判员，而且最近几年化学奖经常颁给生物领域的工作，跨专业有时会局限他们的视野。实际上，国际科学界也有很多人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被诺贝尔奖委员会牵着鼻子走。”
 
饶毅认为，中国科学家应该有自己判断科学的能力和标准，而不是全凭诺贝尔奖作出判断。实际上，虽然中国人对诺贝尔奖如此敬仰，但在被诺奖光环笼罩之前，很多科学家却鲜为中国人所知——这是因为获得诺奖的工作大多完成于很多年前。
 
仅仅在去年8月《科学时报》记者采访宫颈癌疫苗发明人之一Ian Frazer教授时，还很难搜索到楚尔·豪森教授的中文介绍，而他正是因发现HPV和宫颈癌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下村修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连自己的实验室都没有，很多生物学研究人员都不知道他的工作。今年6月，在向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介绍下村修时，饶毅曾开玩笑地说：“全世界1/3知道下村修的人都在这个教室里了。”
 
每年10月诺奖公布，中国人都要敏感一把、尴尬一把，用饶毅的话说“应该尴尬，而且应该极其尴尬”。
 
梅林认为，饶毅发表关于诺贝尔奖工作的文章是因为他希望在中国建立智力环境、培养未来科学家。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科学要发展、进步，就需要更多对学术水平有良好判断能力、对科学有独立评判能力的人，不盲目跟在外国人后面，而是能够自主判断，发现正确的方向，决定主攻的目标。

来源：科学时报 中国需要更多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科学家（作者：陈欢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课堂上被男生砍死

1.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相结合的模式

布鲁纳于1961年发表了《发现的行为》一文，并在以后的著作里进一步发展发现学习模式。这种学习模式现已形成了一种发现式教学方法群，并不断发展，不断包容新的方法。如体验学习教学法，积极学习教学法，内容不完全教学法，个案研究法，紧急情况研究法，智力激励法，主题法等等。这些教学方法均主张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探究，不仅重视学生心智技能获得发展，而且也促使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奥苏贝尔用有意义学习的观点巧妙地综合了学习过程中的发现与接受。他认为，学习模式中既包括发现模式，也包括接受模式，但即使在接受模式中，学生需要将教师组织好和系统呈现的定论性科学知识内化到主体的认知结构之中，是一个积极探索转化和研究过程。发现学习和接受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实际上与研究性学习观是相一致的。

2.研究性学习的建构主义模式

建构主义由皮亚杰（Piaget）的结构的观点发展而来。皮亚杰认为，认知结构可用图式（Scheme）来表示，图式具有整体性，同时图式也可以发展，人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同化和顺应来实现与环境的平衡，导致个人内部图式的变化。这里同化和顺应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建构（Construction）的过程，建构的观点提出，使结构主义发展成建构主义，这样，在建构主义学习模式下，学习被视为了一个动态过程，学习过程是通过学习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实现同化和顺应，来逐步建构有关外部世界知识的内部图式，从而使自身的认知结构得以转换和发展。其中同化实现了认知结构的量的补充，是把环境因素纳入的认知结构；顺应则是认知结构质的变化，是对认知结构的调整以利于接受新的环境信息。在建构过程中，新的认知冲突出现后，同化和顺应实现对认知冲突的解决，实现新的平衡，从而促进了认知的发展。

研究性学习的建构主义学习模式，重心在于通过研究性学习，使学生自主地建构和完整自己的认知结构。这种学习模式把研究性学习分为三个阶段，即冲突阶段、建构阶段和应用阶段。在冲突阶段，教师要积极地创设问题情景的问题窨，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学生则积极地搜索旧有的认知结构，为认知结构的转换奠定基础；在建构阶段，由于冲突引发学生的研究和探索的心态，学生对冲突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推理，借助有效的学习和思维策略解决冲突，实现冲突过程的同化和顺应，在顺应过程，学生特别需要借助归纳，分析，对比等思维来建构新的认知结构；应用阶段里学生通过变式的练习，巩固和完善新的认知结构，顺利实现迁移。研究性学习的建构主义学习模式，重视学生在知识内化过程中探索研究的作用，重视教学过程中有关问题情景的创设，重视知识结构的更新，因而在学科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研究性学习的问题解决模式

研究性学习的问题解决模式建立在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强调学习过程是一个主动地接受信息和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强调学生知识表征的方式的重要性，一种良好的认知结构比获得零散知识更重要。这些思想影响着研究性学习问题解决模式的构建。问题解决模式认为研究性学习即是对学习问题的解决过程，学生是主动的信息加工者，问题解决是对问题空间的搜索（Simon，1959）。因此，研究性学习过程有这样三个基本特征：(1)目的指向性。学生学习是有目的的过程，最终要达到某个终结状态：(2)认知操作。学生的学习依赖于一定的学习与思维策略，并依此来进行一系列的认知操作；(3)操作序列。学习活动包括一系列的心理过程和系列。

研究性学习的问题解决模式把学习过程分为这样三个阶段：(1)问题表征阶段，学生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表征和理解，这种表征依赖于学生已有的知识，知识表征能力的差异，最终导致认知结构的差异，优秀学生和差生对课题理解的差异主要就是由他们认知结构的差异引起；(2)策略选择阶段，在明确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后，人们需要提出各种可以用于问题解决的策略并进行假设检验，最后在教师指导和自己的探索下，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理念和策略；(3)反思结果阶段，这一过程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对整个思维过程进行检查，检验策略是否合理，答案是否正确，二是评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值得吸收的经验，并对认知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

研究性学习的问题解决模式，实际上把学习过程与科学研究过程相比较，认为学习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具有相似之处，采用问题解决模式培养学生，容易使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为学生适应信息时代的社会变化打下良好的基础，因而近年来这一学习模式备受关注。

4.研究性学习的创造性模式

近年来，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成为各国教育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个性教育与创造力培养在学校教育中开始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创造力理论的研究也突破了吉尔福特（Guilford）的创造力结构理论的限制，提出了创造力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观点，如斯腾伯格（Sternberg）提出了创造力投资理论，把创造力看成是六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智力、知识、思维风格、人格、动机、环境。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人们对创造教育的认识，对创造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研究性学习的创造性模式，强调了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的这样一些过程。(1)问题情景的探索过程。学生在学习情景中积极尝试，并培育探索精神和人格、自隹、不怕失败；(2)智力与思维方式的弘扬过程。由于个体之间存在智力与思维方式差异，每一个学生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应依据自身的特长运用和驾驭自身的智力和思维风格，调动创造性思维思维解决学习问题；(3)元认知监控过程。学生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可通过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识和调节，从而运用有效的认知策略，以创造性思维来解决学习问题。

创造性学习模式已被广泛的应用于数学、自然、音乐等学科教学中，这种学习模式不仅有利于发掘学生的学习潜能，而且有利于学生的人格发展，有利于贯彻研究性学习观，因而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学习模式。

全文：研究性学习的心理学基础（作者：易凌峰）

据《泰晤士报》消息，英国中小学大臣阿多尼斯爵士已经初步批准瑞典最大的私立教育公司Kunskapsskolan（译为“知识学校”）在伦敦西南部的里士满创办两所分校。学生在“知识学校”里将自主设定自己的成绩目标和日程安排，甚至自行决定课时的长短。

瑞典“知识学校”的教育理念

根据“知识学校”公司的官方网站，个性化教育意味着，学生的目标、志向和潜力，是学校和教师的工作起点，学生是中心，学校和教师必须依据学生的目标而调整，而不是相反。

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除此之外，“知识学校”还会教给每一个学生各种技能，包括获取和使用各种知识的方法，促进学生的个体发展，培养他们具备迎接未来挑战的能力。在教学方法的背后，其基本原则是这样一个信念：所有学生都是不同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速度学习，学校的责任就是适应这些不同。

目标导向的教育

知识学校的学生需要为自己设立一个长期的学习目标。在开学之初，学生和家长、教师一起共同制定毕业时要达到的学习和成绩目标。

长期目标会被分解为每个学期、每个周的目标，学生的导师每周都要跟学生一起就目标的执行情况进行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寻找最适合自己需求的学习风格，教师会帮助学生掌握达到或超越目标的学习策略。

个性化的监督与支持

个性化监督是“知识学校”采取的确保个性化教育得到真正实施的最重要的措施。

在“知识学校”，每一个学生都会有一名教师担任自己的个人导师，导师对学生的在校学习做全程辅导，为学生提供帮助，训练学生制定计划、提高自己学习策略，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展，必要时还要为学生提供支持和管理。

学生每周跟导师单独会见一次，每次十五分钟，就学习计划的达成和所采用的学习策略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将被记录进学生的日志中。

学生的日志除了长期目标、每学期目标外，还包括每周的目标和每周日程安排，以及学习成绩与作品记录。每周日程的内容包括听讲座、参加工作坊或研讨会、完成“知识网站”上的任务，以及其他活动，包括什么时候参与小组学习，什么时候独立学习。家长将通过学生日志来了解子女的学习和进步情况。

随着学生逐步学会为自己设定目标、安排自己的时间，他们对自己的学习便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最终成为独立的学习者。

在每学期开学之初，每个学生都将和自己的家长、导师一起进行一次“发展讨论”：长远目标是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目前到了哪一步，是否需要对某个目标进行调整，等等。也可以对学习策略进行讨论。“发展讨论”的内容将在每个学生的学习计划中记录下来。

家长参与

“知识学校”的学生家长将通过学生日志和学校网站来了解孩子的学习进展情况，包括学习计划和课程资料。此外，教师还会把学生所有的学习成绩、作品、评语等记录进学校的“学生档案系统”中，家长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查询。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引入知识学校 尝试教学创新

科学家在寻求科研合作的时候，更加愿意考虑外校人员。根据一项新的研究结果，由不同大学的科学家组成的科研团队的数量正逐渐上升。同时，由顶级高校合作的科研团队常发表最高影响的论文。相关文章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
 
这项研究由美国西北大学Kelogg管理学院的Brain Uzzi, Benjamin F. Jones和Stefan Wuchty主持。他们考察了1975年至2005年发表的超过340万篇科学与工程领域的论文后发现：在二十世纪70年代，不同高校间合作发表的论文非常少，但到了2005年，这种论文占了所有发表论文的三分之一。同时，单一作者的文章数量在稳步下降，同一高校内合作发表的文章数量也有轻微的下降。
 
这项研究还考察了文章引用数，发现不同高校合作发表的论文处于最高影响之列。Uzzi称：“不同高校的合作研究比同高校的合作质量高，后者又比一个人单打独斗的研究质量高。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或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合作，就比他找哈佛大学校内的另一名教授合作来得好。”
 
在采访时，Uzzi称有几个因素导致了多高校合作的趋势，其中包括学科专业的不断细化，科研人员的流动性加强，以及科学界对这种合作研究的接受度提升等等。Uzzi说，互联网的兴起对于多高校合作的增长没有太大的影响。他说，“科研合作的趋势在互联网出现前后基本上是一样的，这说明互联网的到来并没有对其产生影响。”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分管科研的副校长Arthur B. Ellis说：“这种鸟瞰式的对学术论文发表趋势的考察，为我们理解研究机构的合作性和流动性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推动这些发展的社会关系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科研投入，值得我们更深入的研究。”

来源：科学网 高档次研究来自于跨校合作（孙尉翔/编译）

被诊断为癌症或者疑似癌症的患者，通常都会跑很多家大医院，找好几个科室的专家教授，多听听意见和方案，或许能给痛苦的治疗带来一些信心。可有时，听多了却更迷茫，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医生，常常会给出的不同治疗方案。“先介入后化疗”或者“先放疗后开刀”，难道如此复杂的问题，非得让身心疲倦的患者做出判断吗？

不该如此。肿瘤医学的最新趋势应该是，不同医学学科之间的分歧应该由医生来解决，而不是交给病人。为此，上海的一些医院给自己动起了“手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成立“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6名外科医生、12名内科医生公共管着一个病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将门诊按照肿瘤的部位重新划分，把化疗科、放疗科、外科、中医科四大科混编入内。近年，越来越多医院向媒体表示，要强调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要打破医院内部科室之间无形的门户之“墙”。

近50年来，医学专家为了抗击癌症，就一直在强调肿瘤必须综合治疗，这才是攻克这些疑难病种的有力保障。

28岁的伊拉克小伙默罕默德跑到上海来求医，他的左肺部有一个阴影，此前的诊断是小细胞肺癌，已经进行了2次化疗，可阴影一点也没有缩小。默罕默德的CT片送入了胸科医院“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周一下午的大讨论，内科、外科、放射科等30多名医生花了10分钟轮流读片，却给出了一个意外的诊断：“这可能不是小细胞肺癌，而是一种恶性程度非常低的类癌。”除了给出诊断，外科医生们在讨论会上明确表示，尽管存在手术难度，但应该可以切除。8月7日，外科医生罗清泉为他完成了手术。

“关键一点是，再不破‘墙’的话，我们将很难在肿瘤治疗领域取得更好的效果。”“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陆舜说。单一治疗的弊端已经十分突出，合作是最好的方法。相当一部分国家的肿瘤学的专著里，已经有了综合治疗的章节，在日本，将综合治疗称为多学科治疗或集学治疗，都是指各学科互同学习、补充，共同配合争取把病人治疗得更好的意思。

尽管过去，会诊制度一直存在于上海各家医院内，但是由于科室考核制度，市场竞争等理念的引入，学科对于病人资源的争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于是，一个糟糕的“怪圈”出现了：一个肺癌病人在医院看病，如果来到内科，医生可能给他化疗；进入外科，医生可能给与手术；若进入放疗科，医生则可能给予放疗——哪个科室都不愿意放掉他。往好处想，这是各个科室的医生想法不同，因此治疗方法也不同，往坏处想，则是经济利益和创收心理在作怪。对于病人来说，根本就没有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治疗，尤其是对一些病情复杂、诊断困难的患者。

在竞争机制强势、会诊制度弱势的共同作用下，像胸科医院、肿瘤医院这种大刀阔斧的科室改革举措，已越来越显得必不可少，其优势也逐渐凸显出来。

在2006年至今的这段时间内，“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发现了9例尚处于癌前病变状态的患者。“这在过去非常罕见。”陆舜说。由于外科医生微创检查技术和方法的引入，肺癌诊断的能力得到大大提升，使得早期发现肺癌成为可能。65岁的张先生住院治疗晚期纵膈肿瘤伴广泛性淋巴转移，先经过20天的放疗、化疗，出院3周后再进行手术，治疗期间多科的医生负责“交叉穿插”，而他本人却没有换过一次病房，都是“医生围着病人转”。

肿瘤医院更是开设联合门诊，挂一个号多科会诊疑难病例，由病理、放疗、化疗、外科等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的联合门诊，为每一例疑难病例度身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陆舜说，现在的肿瘤治疗有三种形式，局部治疗、多学科综合治疗和高端的靶向、基因治疗。理想状态下，患者的分布应该是纺锤形的，两端局部治疗和高端治疗人数较少，中部的多学科治疗应该惠及更多的患者。可惜的是，现在患者分布呈喇叭形，单科、局部治疗的人数最多。医院之间、科室之间的“墙”还太厚、太重……

来源：肿瘤治疗亟须破“墙”合作 文汇报2008.9.1 记者施嘉奇

中国科协近期委托科学时报社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就“科技工作者人文素养”进行抽样调查。调查不记名，数据由计算机统一处理。

全部有57个题目，前11题是个人基本情况，其后46题所涉广泛，古今中外，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学，不查资料还真答不全，有兴趣可以试试。

这是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区区30人很难涵盖伟大的30年，作者黄羊滩。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近日公示了一份颇具“改革”特色的候选名单。吴敬琏、张瑞敏、钟南山、仇和、崔健、马云……等等悉数在场，据说，这个名单一共有360名候选人。最终将从中选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人物、经济人物和农村人物各30名。通过这些人物，来表征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伟大时代，似乎贴切得很。

但我还是认为，任何试图将一个伟大的时代框定在某一个具体的设定内的努力，注定都是一厢情愿的。那些规整的数字，那些耳熟能详的精英脸谱，那些孤立的个体，永远无法对应那个已经成为史的毛毛糙糙、散发着质感光辉的时代。

不是说这些人的代表性不够，也不是说这些人身上不能体现出某一方面的时代特征，更不是说，这些人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恰恰相反，这些人身上承载的时代烙印或者聚合的时代风云，往往是同时代其他人很难企及的。

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引领，使得我们在回首过往苍茫时，可能容易产生某种幻觉，以为历史更多的是经由标志性的人物写就的，以为历史不过是书上的几个名字而已。至于苍茫大地上，那些为了寻求一丁点儿的转变而苦苦挣扎的草民，那些为了造就历史转折点而奉献牺牲无声无息的分母，大体是不足道的。

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以至于我们很多情况下都习焉不察，只是习惯性的沿用一些成型的、带有标签的说法罢了。在中国广大农村风起云涌的承包冲动，仅仅用小岗村农民几个字眼就打发了；而城市里的企业改革，也不过是挂上几个熟悉的名字似乎也就算交代了。完整真实的历史，往往沉入了时间的黑洞。

历史的遮蔽，很多情况下，与历史的强调是对等的。或者说，强调有多少，遮蔽就有多少。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尽量在遮蔽的边边角角，打捞出一些闪亮的历史的真实信息而已。这些历史的碎屑，细小则细小矣，草根则草根矣，土老帽则土老帽矣，但其间可能蕴藏着这个伟大时代的绝大秘密。

作者：毛向辉   本文是《自由的灵魂（Freesouls）》的一部分，原文见这里。

社会化媒体使得民众的交流日益频繁和自由，由此产生的 Web2.0 内容积累也呈现爆发增长的趋势。而这种创造性爆发的原动力，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是什么激励人们加入到这场洪流中来？他们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分享者会前所未有地逐步积累起来自社区的尊重和大量的社会资本。而社会化媒体的关键驱动力和Web2.0的核心精神就是被称为“分享主义”的新思维方式。分享主义是一种个人价值的重新定位。我们从用户生成内容（UGC）的现象中可以看到分享主义。同时这也是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的宗旨，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趋势。分享主义是一种人人都可以尝试的精神实践，是一种将庞大、分隔的世界转化为展现出超级智慧的社会化大脑（Social Brain又称群智）的社会心理态度。

神经元学说

分享主义根植于人类的基因之中。虽然分享主义理论受到日常生活中实用主义的影响，但是它能从神经系统学以及人脑工作模式的相关研究中找到理论基础。我们无法完全确知大脑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工作的，但是我们了解神经系统和神经元的大致工作机理。神经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物细胞，它还是一个对电流敏感、功能强大、有生命的微处理器。神经元相互连接，组成庞大的网络，通过细胞之间突触的强度变化，达到处理信息和学习的目的。通过与周围的其他神经元分享化学信号，神经元可以集成起来形成更有价值的模式，并保持神经元的生命力与活力。重要的是，由于所有神经元遵循同样的原理连接和分享，这种简单的逻辑便可以重复和放大。大脑原本便是开放的。神经元网络可以分享功能和信息，而我相信大脑的这种工作模式应该可以引申到对人际网络的思考和决策中去。

“如果你坚持分享，你将发现很容易就能找到更多创意。创意的形成正如沿着思考路线的滾雪球过程。”

因而，我们的大脑从本质上就是乐于分享的。这一点对于创造过程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当你拥有创作冲动时，如果坚持分享，你会发现很容易找到更多的创意。创意的生成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更像是沿着思维进程滚雪球的过程－－随着创意雪球的惯性前行和扩大。如果你内心的认知系统鼓励分享，你就会建立一个令人愉悦的的反馈闭环，反过来帮助你产生更多的创意。这是一种蝴蝶效应－－你最初投入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创意，最终将使你，乃至整个世界都充满创意。

然而，恰恰是由于关闭了这条分享的通路，大多数成年人在日常决策中往往缺乏创造力。原本，人是愿意分享自己的创造成果的。但是，受一种宣扬保护个人创意的文化所熏陶，人们开始认为分享危险的。接着，人们大脑中的分享主义被逐渐弱化，社会也不再鼓励人们分享。与此想法，如果我们更够鼓励一个人去分享，她将保持这种分享的天性。分享主义将作为记忆和直觉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将来有一天当面临有关创作的决策时，她将选择“分享”。

这些“思维的开关”的存在极其微妙，很难被察觉。但是，由于大脑和社会是相互联通的系统，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这种微观层面的分享一旦积聚起来，将形成可观察的行为。很容易判别一个人、一个组群、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是否乐于分享。对于那些不乐于分享的人而言，“文化产物”和“知识产权”等等，不过用来是维持社区封闭现状的借口而已。他们的“文化”是能够得以保护，但失去的是更多宝贵的创意，以及分享可能带来的其他重要价值。这种知识的损失会在我们生活中形成黑洞，吞噬掉其他价值。

不倡导分享的文化误导这大众，将“私有”与“公共”严格地区分开来。它将创造性活动界定得一清二白：公共的或私有的，开放的或封闭的。并在知识的频谱上形成一道鸿沟。尽管这道鸿沟本身，有可能成为一种颇有价值的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但由于人们对私有利益的关注，使得这道鸿沟难以填充。很自然地，为安全起见，大多数人把本来可能分享的私有化，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他们担心互联网可能会造成他们无法独力对抗的权利侵犯。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你越不去分享，你就越弱小无助。

新技术与分享主义的兴起

让我们回顾1999年。那时，世界范围内，博客的先行者们不过寥寥数百名；博客的读者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字的10倍。人类历史总是如此：重要的变革已经发生了，但大多数人却尚未察觉。在短短五年间，更容易使用的在线发布系统引发了一场平静的革命。很快，人们就从阅读博客转变为发表评论和参与讨论；接着，他们又突然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不也成为博客作者呢？越来越多的博客催生出越来越多的读者，越来越多的读者演变成越来越多的博客作者。这场革命如病毒般蔓延。

更容易使用的在线发布系统引发了一场平静的革命。越来越多的博客催生出越来越多的读者，越来越多的读者演变成越来越多的博客作者。这场革命如病毒般蔓延。

博客作者们通过互联网活跃而及时地发布信息；他们通过RSS、超链接、评论、trackback和引用彼此相连。这些观察入微的内容，弥补了个体在体验上存在的差距，从而创造出一部新的人类历史。一旦你成为一名博客作者，一旦你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网站积累起如此多的社会资本，你将欲罢不能。我们无法用上瘾来解释这一现象。这实际上是分享的冲动。这便是文化基因（meme）的力量，通过人与人之间口口相传和思维的交流而传递。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电子邮件，这便是分享主义。

博客作者们往往很关注他们的读者背景，他们会问自己：“谁会来看这篇文章呢？”他们会巧妙地调整自己的语气，以及隐私设置，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又避免麻烦。这并不是自我审查，而是一种很聪明的表达自我的方式。然而，当博客的发展到达临界点后，就成为了所谓的“博客圈（blogsphere）”。这就需要一套更为精巧的社会化网络体系和内容分享系统。如今，人们已经能够意识到，他们能够有效地控制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比如Flickr，让人们能够分享照片，同时又不失安全性。对于一个新用户来说，在Flickr中勾选进行隐私设置也许还有些陌生。但你可能在不经意间就尝试着打开了分享主义的思维开关。通过勾选，我们可以选择是否分享。而就我的观察来看，越来越多的Flickr用户变得乐于分享，同时又不失去进行其他选择的灵活性。

大量涌现出来的用于交流与协作的社会化应用，让人们把自己制作的内容从一个应用服务输出到另一个。这仿佛使得用户将他们的文化基因注入到一个流水线般的生态系统中去。这种关联度，使得文化基因在不同的社会化网络间自由流动，并可能由此触及到巨大的受众。其结果就是，这种“微流水线”系统促使社会化媒体真的成为传统媒体的替代品。这些新技术正在让封闭文化中的分享主义基因复活。

一点行动，全局受益

如果由于接受的教育或文化环境的原因而丧失了分享主义，再把它找回来会很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坚持不懈的实践会让分享回归。你可以把分享主义看成是一种精神体操，但你必须每日锻炼，否则就会永久丧失分享的能力。你需要给自己一些激励，帮助自己不放弃分享，回到那种固步自封的状态。这里有一个办法：在桌上贴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今天你分享什么？”这可不是在开玩笑。然后，一旦你发现有趣的事情：请分享之！

这里有一个办法：在桌上贴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今天你分享什么？”这可不是在开玩笑。然后，一旦你发现有趣的事情：请分享之！

走向分享之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各种社会化软件。你的第一次分享或许微不足道，但你可以通过新技术扩大其影响。从你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挑几个，邀请他们使用一种新的社会化应用。起初也许并不容易看到分享主义的成果。而真正的考验在于，你是否能够细心体会从分享带来的反馈。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分享活动都能产生积极的效果。最直接的回报是分享所带来的快乐。而你还将获得更多。

第一种收获是评论。评论告诉你，你的分享激起了别人的兴趣、感激和兴奋。第二类回报是你的朋友们分享的东西。既然你认识并信任他们，你也会对他们所分享的东西感兴趣。这样，你最初微不足道的分享已经带来了成倍的回报。而第三种回报更为丰厚，你所有的分享都会通过其他人的网络被转发、传播和转载。这种递进效应能够迅速扩大你的影响范围。社会化软件的进步使得传播如同鼠标点击那样快捷。这就是分享主义的核心——你。你会很快声名远扬。

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回报。分享不仅对你，对于整个社会都有意义。如果你选择分享，你同时可以允许其他人基于你分享的创作进一步创造衍生作品。这个选择会让创作的雪球在分享的道路上越滚越大，特别是当整个关系网中的节点人物和你一样乐于创造和分享。通过几轮发展，你最初进行分享的决策，将可能演变成为一部宏大的创作。当然，你会得到应有的荣誉。而追求财务回报也无可厚非。但最重要的的一点收获是：快乐。

崇尚分享主义精神的创作者越多，由民众自身编织起来的，公平公正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也就越容易形成。媒体不应由任何个人所控制，而是应该依赖于社会化网络的平衡分布。这些“分享英雄”们（Shaeros）自然就会成为第一波社会化媒体浪潮中的意见领袖。然而，这样的媒体权利属于每个人。在这样的系统中，你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分享主义捍卫你的权利！

但是，作为一种新事物，分享主义会引发很多问题。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版权。有人担心对版权内容失去控制会导致个人收益严重受损，或者彻底失控。五年前，也许有这样的可能。但今天，情况则完全不同。分享的环境超乎想象的强健。很多新的社会化应用让用户在分享过程中轻松地设定使用协议。任何违权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约束，还将受到社区的制约。从你的分享中获益的受众也会帮助你维护权利。即便你是个传统版权的拥有者，这样的系统也相当理想。

此外，当通过分享获得了直接而快速的回报后，你或许会意识到版权和“保留所有权利”其实并非你的本意。你将尽情享受分享过程，而不再担心谁存了一份你的内容的拷贝。新经济学的准则告诉我们：演绎你作品的人越多，回报就越高。

而基于分享主义，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保留所有权。但我乐于分享。这是我传播思想和幸福的方式。

我要指出分享主义不是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那些顽固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往往利用人们的分享天性，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和财产。社会主义，虽然比共产主义要温和，但也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在这样的制度下，国家控制所有财产。而基于分享主义，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保留所有权。但我乐于分享。这是我传播思想和幸福的方式。

分享主义是完全自愿的。这个概念不难理解，尤其当“自由软件基金会”和“创作共用”等反版权（Copyleft）运动已有了若干年的发展。这些运动还在进一步优化权利许可范围的定义，让开发者和最终用户来更加灵活广泛地定义他们的作品。同时，由于新的许可既可以让人阅读，又可以被机器读取，这些作品在全新的网络生态系统中被进一步分享就变得更加容易。

互联网精神，社会化大脑

分享主义正是Web2.0时代的核心精神。它符合自然化的认识论（Epistemology）与现代价值论（Axiology），同时又是新兴互联网哲学的关键所在。分享主义将把世界转变成一个社会化大脑－－一个人和软件交织在一起的混合体。我们每个人好比是连接成网络的神经元，通过社会化软件这些突触得以相连。

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飞跃－－对我们而言是一小步，对人类社会而言是一大步。随着我们周围层出不穷的新兴技术，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链的产出也不断提升。而我们这些社会化的神经元联系得越紧密，整个分享的环境就会越优质。我们分享的智识越丰富，我们的行为也就越明智。人们总是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现在我们要把这种对话移植到互联网上。

分享主义将成为下一股全球性超级力量的政治原则。它不是某个国家，而是由社会化软件构成的新型人类网络。

分享主义未来还将成为全球范围内，具有超级效能的政治要素。它不局限于某个国家，而是对于由社会化软件构成的全新的人际网络。这或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目前，甚至连一个相对完善的有关分享的政策都不具备雏形。但是这里我所讨论的思路可以对当今的政府给予帮助。我们可以把现有的和正在形成中的民主制度，与新兴的大众分类学（folksonomies，基于协作、社会化化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分类）结合起来，让人们探寻答案、分享信息、合成信息，以供民众使用。这种大规模、公平的共享环境所带来的群体智慧，可以保障我们的权利，并成为政府的监督者。未来，分享社区的微观参与（micro-involvement）会使得政策制定将越来越细化。与定期的议会会议相比，这种“实时民主（Emergent Democracy）”更及时。同时还能让我们的选择，从简单的“是”与“否”的二元投票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基于代表制的民主将更加及时和有效，因为在这样的系统中我们自己就是代表。

分享主义更有助于社会公正。在健康的分享环境中，任何有关社会不公的证据都将被放大，进而获得公众的关注。任何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都会很快获得友人以及友人的友人的帮助。对公正的诉求，可以通过多个互相关联的渠道得以申诉。通过这样的方式，任何人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通过这些渠道和社会化应用，人变得越来越社会化，社会则越来越人性化。我们不再会单枪匹马。

只有当大多数人接受分享主义时，实时民主才会出现。既然分享主义可以增进沟通、合作和相互理解，我认为它应该在教育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分享主义应当可以适用于任何文化领域，社区准则，或者用于解决问题。而封闭主义只会让社会每况愈下，分享主义则可以成为解救社会萧条的一剂良药。在当今以及过去的那些极权国家中，这种走下坡路的循环就更加明显。

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由人和机器构成的混合体，可以随时、随地，更好、更快地决策。人与人思维的交流将更加灵活高效。而基于这些庞大的分享网络，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将出现——这将是一场思维的革命。

2006年9月18日，朱清时在9所名校校长参加的 “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与多数高校反复动员、轮番演习甚至造假迎评不同，中国科技大学选择的是“原生态迎评”。他们没有修改原始资料，没有打乱正常教学秩序，也没有手捧鲜花去隆重接待专家评估组。
 
在他的陈旧而拥挤的办公室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原生态”是因为有自信
 
南方周末：既然是 “原生态迎评”，那么可能有的材料没有保存好，或者不符合评估标准。你们不担心评估专家给你们打低分？
 
朱清时：在不符合规范的时候，我们就把真实情况说清楚。例如，评估标准要求每堂课老师都要有教案，但中科大有些水平很高的老师，对讲课内容熟极了，又很忙，不一定写教案。有一些老教授和中年学术带头人，俗称“大教授”，是学校敦请来给本科生讲课的，我们能像对待中、小学教师那样要他们每堂课写教案吗？对这些老师，学校就应该包容他们的做法。
 
我在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工作过，很多教授上本科的课没讲义，但讲得很好。往往是最高水平的老师才这样讲。真把讲义写得滴水不漏的，就是照本宣科了。
 
南方周末：这样的解释专家能认同吗？
 
朱清时：那时的专家评估组长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们都很理解。教育部那些规定都是死框框，专家只要理解了，就可以把这个指标变得活起来。真实的教学是个很复杂生动的体系，很难用一个标准划一的框框把它框住。
 
最后我们得了优，但不是全优，有些地方也确实没有符合它的要求。有些指标我们也不去争，比如像课堂试卷，不齐就不齐。
 
南方周末：论文得了优吗？
 
朱清时：我们的论文原生态都会得优，我们有这个自信，我的实验室每年都会有许多本科生来做论文。
 
但后来我们的“原生态迎评”也受到很多攻击。其他高校迎评时，就说中科大连卫生都没有打扫。专家组来了，我们就请他们到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地都没有扫。
 
南方周末：听说当时评估专家去听课，老师讲得入神，连凳子都没给准备？
 
朱清时：专家听课，是自己选择的，老师不知道。我们没有事先和老师打招呼。有些在计划里头的，我们还是要组织认真准备的。没有事先列出来的，专家就是随便看。
 
南方周末：你们心里哪来的底气？
 
朱清时：第一我们有自信，科大这个状态如果都说我们不好，我想其他高校很少有比我们做得更好的。第二，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种骨气，我们科大人不愿意弄虚作假，去得一些虚名。
 
如果你说我们哪些不合格，正好我和领导说去，要求给相应的经费来改进。我们就这个心态。但后来本科教学评估变得越来越表面化、泡沫化了。
 
南方周末：我在看你们的迎评照片时，就发现很有意思的对比，你们迎接专家时只是热情握手，而现在大多数学校都是鲜花恭候专家，有的还警车开道。
 
朱清时：我们在接待上，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例如第一不能鲜花迎接，第二不准送礼，不准请吃宴会。
 
当时专家住在学校的招待所——专家楼。有些学校就说，科大太不认真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其他学校的窍门，他们给专家变相送礼。比如让专家住进来，然后成套成套的用具都是新买的，最后让专家带走。这些我们都没做，和后来的气氛相差就远了。
 
南方周末：我记得你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郭传杰曾对专家说，“我们不特殊招待，这样才是尊重你们的学格和声誉啊。”
 
朱清时：我们没有刻意地安排过分的东西去欢迎专家，我们有这个骨气。我们也相信真正的大学者不会喜欢那一套。
 
南方周末：你们有没有搞些基建之类的？许多学校在评估前大兴土木。
 
朱清时：我们没有去搞表面上的基建。
 
泡沫化重创学术诚信
 
南方周末：像中科大这样有自信的高校在全国并不多，多数普通高校对评估很紧张，对专家很奉承……
 
朱清时：一般的学校它没有这个底气，因为本科教学评估太重要了，它们不能承受评到个“差”。评个“差”以后，上级对你印象不好，影响校领导的官运；社会对你印象不好，影响你的招生；也影响你的经费来源。于是就找捷径，想把教育部要的这些指标都达到。本来这些指标是要在教学实际中提升达到的，但是很多学校发现这样做太困难。那么他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专家高兴，让专家给你打高分。这样，专家打高分，变得不一定意味着你本身教学好。越评到后来，有的学校越认为，我们不需要做得好，只要专家印象好给打高分就行。
 
于是他们都把公关和工作的重点都留在评估这四五天，地毯式轰炸地给专家留下好印象。教学评估就变味了，变成了泡沫化。所谓泡沫化，就是不要你有实在的东西，只要五彩缤纷。
 
南方周末：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正在伤害评估本身的公信力。这一两年，有70%以上的学校都在评估中得了优。
 
朱清时：现在的教学评估不可信，就在于结果的泡沫化，这种泡沫化重创了学术诚信。
 
我知道很多高校的教学评估，动员各个院系的教授做假材料，让学生也参与。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些青年教师觉得你校长也是道貌岸然的，你们集体作弊，欺骗教育部，欺骗专家组。学生会觉得你们老师也在作弊，还让我们帮着你们作弊，那以后面对这些学生、老师，学校还有什么道德力量去要求年轻人不作弊呢？
 
一个人的人格塑造是很缓慢的，但是把它摧毁却很容易。摧毁了之后，要重建，至少是一两代人以后了。
 
说几句真话很难
 
南方周末：教育部评估中心的副主任李志宏告诉我，高校的校长们有90%以上认为评估是好的。
 
朱清时：这个好不好，得到事后大家才可能说真话。现在大家都不得不说好话。我当了十年校长，最难受的经验就是我知道一些真话，如实说却会被指责。打个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因此大家都抱着从众心理，大家都错我也错，大家纠正我再纠正。这样做最安全。
 
其实很多校长，私下说话，包括对我说时，都觉得这样（评估）不行。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把它说出来。
 
南方周末：所以校长们还得在这列火车上一路狂奔？
 
朱清时：是这样的。校长们都要拼命争取评优。每个校长在他的任期内，受到潜规则的驱使，就是要把这类评估做好，才显得称职，显得有能力。如果你的学校本来不错，结果评得比较糟，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校长很没有能力。反过来，如果你的学校本来不大好，结果评得很好，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校长很有能力。所有人放在这个位子上，都会承受这种集体潜意识的压力。我也是这样，也经常受到潜意识的压力。
 
南方周末：我记得你曾说过，“与民休息三年，三年不评估，三年没有会”。
 
朱清时：这种感受在“非典”期间很强烈。那半年没有任何会，没有评估，大家安安心心做学问。
 
做校长十年，我为科大作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让科大免除了这些年的不少大折腾。比如科大没有大规模扩招 ，1998年每年招1300，2001年招1800，一直保持到现在。
 
南方周末：很少有大学能经得住扩招的诱惑。
 
朱清时：我们也没有建新园区，这个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当初地方要建大学城，首先就希望科大先带个头。我当初的思想就是不能让学校折腾。坚决顶住，不建新园区。不扩招，我们的地就够了。教师们就可以在这个环境下安安静静地工作和生活，这就是中科大的教学和科研最近这几年一下子在国内显得比较突出的原因。
 
我们学校很惭愧就是地不够，没有盖很多高档住宅。像我这样的院士，房子都是107平米。但是这个环境好啊，很安静，能做学问。优秀的人才还是不断地来。所以这十年来，我对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
 
评估应该停下来
 
南方周末：现在的教学评估制度，哪些是需要改进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到底该如何保障？
 
朱清时：一个学校办得好坏，不是靠上级组织的评估评出来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它是靠社会上的影响，由社会评估的。比如就业的状况，对社会的贡献，等等，这些是最真实的评估。中科大建校58年以来，每1000个毕业的本科生中就有一个当选了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不管你怎么评估，这个数字已说明我们的本科教学是好的。
 
现在本科教学评估带着强烈的行政主导的特征。评价各种不同类型的大学，竟然用相同的标准，这是非常不对的。
 
南方周末：教育部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志宏也认为评估标准会在下一轮作些改革。
 
朱清时：他要改的话，就是要停掉行政主导的教学评估，以社会评价和同业评价为评估的依据。
 
教育部应减少专家进校，坚持对高校的就业率、师生比、专业设置、教学大纲等常态数据进行监控，这才是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好方法。这就像我们去看一个森林的生态好不好，最好不要进去，站在外面看，一进去你就可能破坏了它的生态。目前我国大学的专业设置和办学方向严重趋同化！这才是教育部应大力评估、着力解决的问题。
 
南方周末：但有观点认为，没有严格的评估不行，特别是在扩招降低了高校教学质量后。
 
朱清时：我不赞同这样的说法。评估要起好作用，必须要有个基础，这个基础达到了，评估就可以促进你。像我们学校，遇到评估就是用原生态的办法。这样的评估起了好作用，我们学校也高兴专家发现问题，改进它。但是你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学校，你就可能逼着他们造假。
 
举个跑马拉松的例子，规定一个时间跑完算及格。如果是对马拉松运动员，这样做可能提高他的成绩。如果用于没有基础的人，他拼命去跑也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完，但是又不能承受不及格。怎么办？只有造假，服用兴奋剂，否则就倒在路上！
 
南方周末：你这个比喻很生动……
 
朱清时：我觉得教育部对这个评估出的问题反应太迟钝了，出了这么多问题了，还不赶快停。我们的错误纠正机制很不灵敏，在任何健康的地方，一旦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都应该迅速发现，立即纠正。
 
现在应该总结的是，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个指标只适合不多的学校和少数类型的学校。也许中科大适合这样的指标，还有像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也有这样的基础。
 
对于条件相差比较远的或类型完全不同的学校，赶快停止这样的评审，否则会把这些学校给摧残了。这个摧残不是物理上的摧残，而是指学术道德被摧残了，造成一些长远的硬伤。还有是把这些学校迅速推向泡沫化。
 
最好的做法就是赶快停下来。如果我们举办运动会，发现有人有组织地服用兴奋剂造假，这些人中有的已经得了奖牌，有的将要得，那么我们应做的是马上把运动会停下来，查清楚再说。想提高教育质量，最应该做的是让这些学校休养生息。一定要让老师坐下来安静地看书，想问题。如果老师坐不下来，没有时间看书想问题，那你所有东西都是虚的。

来源：科学网 中科大校长朱清时说高校评估

梁子民：中国的大学，单从数量上观察，已相当庞大。但大学作为思想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却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与财政对大学的投资，公众对大学的期望，相差很远；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也不相称。大学教授在中国社会中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学教授面对政府和社会，公开表达独立而负责的见解太少。有的名校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开始鼓励教授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而更多的大学，则不希望教授面对社会发言。即使发言，也是向政府提供赞扬性的评价，为政策提供解释性的说明。殊不知，这正是造成中国大学教授社会声望不高的原因。
 
毕文昌：说实话，现在的大学教授，受人尊敬的不多。有些教授在人们心目中甚至可以说很差，很臭。社会对教授不产生敬意，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教授。教授在学术中的不端行为就不要说了，更有教授以炒股为主，以发财为上，不论好坏，惟权力马首是瞻，这如何能让公众对他们产生敬意呢？
 
梁子民：教授是构成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来源。不要说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要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傲气，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有时候连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这如何能成为一个进步的动力来源呢？所以我建议大学里要鼓励教授出来说话，鼓励教授敢于批评，负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为国家进步保存一点种子，为社会开敢言的风气。
 
毕文昌：中国大学，大体可以说是学会了西方大学管理中那些技术性的东西。现实的状况是，教授和大学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打工者和老板的关系。而政府管理部门和大学之间，实际上又存在着另一种主从关系。这种实际存在的依存关系，就导致一般的大学都是鼓励教授为现实涂脂抹粉。
 
梁子民：鼓励在大学中养成批评的空气，也是为了使大学教授更好地行使公民的权利，履行公民的责任。国家养“士”千日，用在一时，不是要教授来说无关痛痒的话，而是让教授为国家进步保留清醒的头脑。
 
毕文昌：鼓励大学教授公开批评现实中的弊端，甚至公开批评自己任职的学校，应当成为中国大学中的一种风气。从大学教授一面来说，要敢说话，但更要说负责任的话。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大学充满活力。
 
梁子民：有的教授，对现实不是没有看法，但有批评意见也不说，趋利避害。有的教授，本身权益也受伤害，但自己不想出头，总想找敢说话的教授替他出头。他们自己不冒风险，想等问题解决之后，再来搭便车。
 
毕文昌：人人都想搭便车，社会将无车可坐。在大学一面，要鼓励教授敢于批评，要鼓励教授多发不同的声音，要提倡教授有一点书生论政的风趣和智慧。大学校长，对于那些敢于批评的教授要多加保护，对敢于批评自己任职的大学的教授，更要奖励。大学校长，不要把精力都放在应付无聊的教学评估上，不要让那些无聊的事伤害自己的智商，要造成风气，要让自己管理的大学有一点个性，有一点多少年后让人想起来的趣事和美谈。哪怕做一点这方面的努力，也会给中国大学开一点风气。
 
梁子民：养成这种风气，不能只靠大学一面改进。政府、人大、政协都有改进的余地。有些教授，在专业以内取得突出成绩，被安排进人大、政协。进去之后，出于内心的正义和良知，成了敢言之士，受到舆论好评，换届时反而被拿掉。对于这些教授来说，是否在人大政协连任并不重要，但对于国家社会来说，一点点渐进改良的因素都不能保存，于自己又有何益？胡适早年就说过，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靠一群奴才可以建造得起来的。
 
毕文昌：中国大学里，如果以后没有敢言的人，没有敢言的传统，我们还能希望官场出敢言的人吗？社会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大学不是发财的地方，也不是养老的地方，大学是说话的地方。要让社会明白，别处也许没有人敢说，但大学是一定敢说的。大学要把养成敢于批评的风气，作为一种学风提倡，要处处保护那些敢言的大学教授，要懂得，一所现代大学中敢言的教授越多，对大学越有好处，也就越接近本来意义上的大学传统。

来源：科学网 中青报：大学要养成敢言的风气 保护敢言的教授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在学校网站发布教学工作纪律讨论稿，拟规定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不能坐着讲课。据报道，该规定在校内引起了热烈讨论。
 
高等学校如何上课，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如何上课直接关系到教与学的效率，关系到教学质量，也关系到创造性人才的培养。该校考虑到这个问题，实际关注到了课堂教学改革这一高等教育的重要问题。
 
那么，高等学校的教师到底能不能或者应该不应该坐着讲课呢？
 
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形态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的讲授课，或者称lecture，主要以教师完全讲授为主。有些人称为灌输式教学，当然改进型的教师会加以中间提问或允许学生提问。另一种称为研讨班，或称seminar，教师和学生在其中平等地讨论问题，对知识的传授以教师引导、学生自我主动学习为主，师生之间相互讨论为辅。
 
中国的大部分教室中都为教师安排一个高出平地的讲台。在讲授课中，教师站着讲课，大部分情况下站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对教师便须仰视，因而容易产生崇敬之情，所谓“仰之弥高”，而在心理上处于劣势，难以平等地提出疑问，产生问题后又往往反复掂量是否提出了愚蠢的问题。教师站着讲，对于学生是俯视，因而心理上处于优势，虽然方便监督每一个学生是否高度认真听讲，但不容易引发学生平等的提问，有时因为心理优势而感觉自己讲的都是真理而难以容忍学生提出的“怪问题”，或者暂时回答不出学生的问题而产生心理落差。
 
这种心理状况笔者在做学生时有，做教师后也有，不知其他教师和学生是否也有同感。在教育电视台康宁博士《走近哈佛课堂》一书中有一张哈佛教室的照片，教师站着讲但没有讲台，但学生的座位层层加高对教师形成环绕，因而对教师形成了俯视，这样的教室中学生的主体和优势地位凸显，十分容易引起学生对教师的提问。
 
目前，中国的中小学教学大都以讲授课为主，大学目前也以讲授课为主。这样的课堂教学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学生的批判精神缺乏、创新精神和能力欠缺是否也与此有关呢？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讲授课程较多已经引起一些高校领导者的注意了，比如清华大学2003年起推出了由院士和知名教授主持的“新生研讨课”（freshmen seminar），2005年起开设高年级专题研讨课，北京大学为方便研讨课教学专门改造了27间专用教室。研讨课不能在讲授课固定座椅的教室进行，因为那里学生面对着另一个同学的背部，因而难以形成讨论。在研讨课中，学生一般围坐面对面，教师与学生平等相坐并对学生的讨论加以引导和促进；课堂限制人数以保证学生之间充分了解，讨论参与率充足。在研讨课中，教师有坐有站，完全禁止教师坐着讲就很难有研讨课了。
 
古代的高等教育中有两位教学典范，一位是孔子，一位是苏格拉底。这两位都与弟子展开了各具特色的对话并为后世所记录，引导着弟子的思维以及后世我们的思维。两位智者在与弟子对话时是坐着还是站着呢？如果那时完全禁止他们坐着，人类可能会少了一些十分珍贵的东西。
 
因而，坐着讲课也应当被允许，也许还非常重要。

来源：科学网  评论：坐着讲课也很重要

两个星期前，一位充满智慧想象的老人离我们而去。
   
他是当代最杰出的科幻大师和科普作家，也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他被誉为“国际通讯卫星的奠基人”。在所创作的90多部作品中，他设想出人类登月、宇宙空间站、可视电话、笔记本电脑和电子邮件，以及利用“太阳风”作为太空动力、建造通往宇宙的“天梯”……他脑海中想象的很多东西在他的有生之年都变成了现实。
   
他生于英格兰，90岁的生涯中有52年定居在斯里兰卡。他年轻时就获得驾照，却终其一生没有开过车。他被病魔禁锢在轮椅上，但他的海边小屋却是一个新闻中心，每月的通讯费高达1000美元。
   
他对未来的看法激励很多人走上太空探索的道路。他的房间里有他和加加林、阿姆斯特朗的合影。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苏联宇航员列奥诺夫送给他一枚俄罗斯宇航员勋章。他是太空探险家联合会的成员，这原本只是宇航员才能参加的组织。
   
在他看来，对空间的探索意味着人类智慧的不断进化。好奇心将是进步的阶梯。
   
90岁时，他说：我有3个愿望——斯里兰卡永享和平、人们能用上清洁能源、发现外太空的智慧生命。
   
他为自己写下这样的墓志铭：“他从未成熟，但一刻也没有停止成长。”
   
他，就是阿瑟·C·克拉克。

克拉克三定律
   
克拉克在创作中，善于积累有关科学文化方面的经验，并以“定律”的方式加以总结，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被称为“克拉克基本定律”，很值得我们借鉴。
   
定律一：如果一位年高德劭的科学家说，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他几乎必定是正确的；但如果他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他非常可能是错误的。   
When a distinguished but elderly scientist states that something is possible,he is almost certainly right.When he states that something is impossible,he is very probably wrong.
   
定律二：要发现某件事情可能与否的界限，惟一的途径是稍稍跨越这个界限，从可能到不可能中去；   
The only way of discovering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is to venture a little way past them into the impossible.
   
定律三：任何非常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   
Any sufficiently advanced technology i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magic.

摘自：文汇报 科幻大师最后的思考

这是文汇报登载的上海市静安区小学学科“学习设计”课题研究与实践的记录。

学习设计：从“重教”到“导学”的教学提升
学习设计：从“预设”到“生成”的教案提质
学习设计：从“共性”到“个性”的教法提炼

教师在课堂上，按事先的备课计划上完课，这是不是完成了教学任务？
教师完全按照课本内容授课，不论学生的基础，这是不是称职？
教师的备课从书本到书本，这是不是基本方法？
——回答是否定的。

为什么，学生背起书包，而学习“幸福指数”不高？
为什么，课堂上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而产出的“效益指标”不高？
为什么，学生的基础或更高需求到了教师那儿，而往往“吃不了”或“吃不饱”？
——答案是要研究的。

“学习设计”是为实现“为学生的学而教”的理想，在学习心理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论的指导下，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以达成学习目标为指南，以学习任务为载体，以分析学生的学习基础及完成学习任务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为依据，设计不同学生为完成学习任务、达成学习目标的学习顺序、学习资源、学习方式、学习组织形式、学习规则等，并在实施中根据学生实际状况不断反馈调整的活动。学习设计的理念更大程度地提升了学习者的生命价值，关注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尊重了学习者的主体精神；更大程度地突出了学生在学校教育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关注了学生学习过程的综合性和学习成效的最优化。

详见：文汇报，2008-4-4 教育专题，创智能方法，导有效学习

本书自1972年首版以来，更新第31版，销售上百万册.

这本书是为所有男女老少而写；为每位具有阅读能力、渴望了解“学习”的人而写；为所有努力学习，却担心学习会失败的人而写；为那些想要更快、更有效、更系统地学习的人而写。作者从心理学、教育学、生物学各角度让你克服那些深植于人心与大脑中的对于“学习”的偏见，还详细介绍了风靡世界的一场记忆革命。

只要一个人不停止学习，一切都有可能改变，一切都不会太迟。 万事开头并不难，学习可以很轻松，学习允许注意力不集中，学习中“健忘”是正常现象，学习永远不嫌晚！学习就是这么回事！

作者简介
塞巴斯蒂安·莱特纳（Sebastian Leitner）
德国心理学家。1919年出生，在维也纳及法兰克福学习并研究法律。他曾任记者，最初探讨的重点为法律及社会问题，随后逐渐对研究医学与心理学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莱特纳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学习卡片箱”学习系统。该系统的目的在于提供人们一套有系统的学习方法，可以让使用者通过有效率的复习牢记所学的知识。这套学习方法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电脑辅助教学上，被证实为最有成效的学习方法之一。]

目录

1　学习是一门学科
2　打破健忘的诅咒
3　成功是最好的刺激
4　有意义和无意义
5　关键的半秒钟
6　对于缩写的思考
7　如何规划学习卡
8　智商幽灵
9　创造力的火花
10　勇气与希望

来源：《学习这回事》BookMboi

高等教育落后何谈世界强国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全面崛起的根本前提。如果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个大国可以在某个方面取得突破，一个小国也可以达到全国富裕。但是，综观近代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在高等教育落后的情况下，真正成为全面领先的世界强国。
 
英国大学的优势地位对于它领先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度使它以一个人口不多的岛国成为独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也使它今天仍然超越了许多人口和本土资源更为丰富的国家，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全世界凡受过现代教育的大众仍念念不忘剑桥大学的牛顿、麦克斯韦。
 
德国十九世纪初开创的研究型大学，为德国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辐射全世界。虽然二十世纪上半叶纳粹主义流行曾经部分抵消了德国大学带来的促进作用，但德国实力雄厚的大学在人才严重流失的情况下，仍能帮助二战后的德国再次崛起。
 
日本十九世纪建立了多所大学，如1858年的庆应大学、1877年的东京大学、1882年的早稻田大学、1897年的京都大学，这些大学不仅奠定了日本在与中国、俄国的竞争中获胜的基础，也为日本此后一百多年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人们常注意到二战后科技人才大量涌向美国大学。其实在这以前美国已经建立、发展了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为美国的崛起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19世纪末，不仅一批老牌大学得到支持，转型成为现代研究型大学，而且一批新的优秀大学得以创建。例如，1876年，银行家霍普金斯资助创办的霍普金斯大学和医院成为美国第一个德国模式的研究型大学，从而大大促进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的推广。1890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资助创办了芝加哥大学，不仅做出了诸如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这样的重要科学决策，而且在经济学界着力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理论，使得同一个系有多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891年，铁路大王斯坦福创立了斯坦福大学，在多个学科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且成为建立硅谷、创立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主要力量之一。1900年，钢铁大王卡耐基成立了工学院，是国际上计算机科学最为领先的卡耐基大学的前身。这些大学在创建几十年、上百年后力量不断呈现，为美国持续领先世界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一流大学对国家民族的促进作用
 
世界一流大学并不只是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摇篮，而且是现代人类文化、思想最主要的源泉。世界一流大学产生的文化，传播世界，影响人类思想，引领社会变迁。世界一流大学聚集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思考国家民族的未来，探讨国家发展的目标，提出国家发展的思想，开辟国家发展的道路。大学不仅是理论思考的基地，而且可以直接培训和提供实现这些目标的人才，使理论转化为现实。
 
世界一流大学是尖端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创造知识的重要源泉。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普遍担负了科学研究的主要职责，一流大学也同时为尖端科技产业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
 
世界一流大学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和领导人才，世界各国人才的聚集不仅促进该大学所在国文化、思想的发展，而且通过留学归国的人才将这些影响带回他们的祖国，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如英国不仅拥有剑桥、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而且通过积极措施（如设立Rhodes奖学金等）选择性地支持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学生（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留学英国，影响多个国家精英的思想形成，进而影响世界格局。美国也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吸引一大批外国优秀学生和潜在领袖人物赴美学习、进修。
 
世界一流大学对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意义重大。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一个国家的精英人才就会有相当部分是外国的大学培训出来的。其中相当一些人内心可能存在学生心态，不能在心理上具有充足的自信。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依照国际标准
 
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依照国际标准，而不是国内标准。
 
所有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二是有一套支持教授队伍培养人才、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体制及政策（即所谓软环境）。因此，这些大学都能够持续、稳定地产生出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和年轻人才，而不是昙花一现。我们认为，上述两点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必须追求的目标。
 
无论清华，还是北大，虽然有出色的本科生并在某些学科取得了突破并达到世界领先，但都不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我国没有一支强大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而且支持世界一流教授队伍的体制及政策尚待完善。国外大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也给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带来强大的压力和挑战。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不应该转而用国内标准来减轻我国大学的压力，而应该直面现实，制订有效的政策和方针，确立必要的策略，奋起直追。综合性大学，应该在多个学科拥有世界级的领袖和领军人物，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做出有影响力的工作，要能和世界一流大学竞争教授、竞争学生，而不能用国内授予的种种荣誉来代替国际标准。特色型大学，则应该在某些领域或者方向上领先，而不是求全、求大。
 
我国必须奋起直追
 
我国目前尚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全方位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一百五十年前，美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其大学实力远在欧洲列强之后。在随后的一百年里，美国利用其雄厚的财力国力，全力发展其大学体系。五十年前，美国高等教育已经称雄世界，领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我们认为，从当今的历史条件及我国海外人才的储备情况来看，我国有可能用二十至三十年的时间走完美国高等教育一百年崛起的历程。
 
经过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不断努力，我国的大学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教授队伍和科学研究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个别学科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但整体教授队伍的水平还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鉴于我国大学及科研的现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应该重点引进一批在研究领域领先的世界著名大学的一流正教授，使其全职全时回国工作，让他们在国内一流大学全面发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领军作用。同时，我国应该大力吸引学术水平世界领先的最杰出的博士后及助理教授水平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国内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让他们的成长和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为了保证世界一流人才的引进，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得力政策，为他们创造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环境和生活环境，从而在根本上提高我国大学的竞争力。应当指出的是，为了保证这些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科研教学育人工作的顺畅展开，我国大学必须改进现行的行政体制甚至制定崭新的行政体制，并配套相应政策。
 
著名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1931年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曾经指出：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也。我们期望，社会各界能在这点上达成共识，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共同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开展工作，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源：科学网 靠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重视本科教育教学是牛津大学的传统。当代牛津大学将办学目标定位为:“在教学和科研的每一个领域都达到和保持卓越；巩固和提高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地位；通过科研成果和毕业生的技能造福于国际社会、国家和地方。”促进具有挑战性的、有活力的大学本科教学仍然是当代牛津大学的重要职能。
 
本科生具有多样性特征
 
历史上，牛津大学专为僧侣开放，主要培养政界（包括教会）的领袖人才。19世纪中期以前，牛津大学的招生规模小，每年招生仅数百人。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大学体系的扩张，中产阶级开始蜂拥到高校，大学生多样化特征开始显现，牛津大学亦然。2003～2004学年，牛津大学共招收11119名本科生，除英国本土外，遍及欧洲14个国家以及欧洲以外的12个地区。这些优秀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兴趣、爱好、家庭背景、个人学习经历、文化传统等方面显示出多样性特征，他们的目标、期望和才智也呈现出多元化倾向。
 
长期以来，牛津大学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以学院制、导师制为依托，在二元体制下建立了一套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和教学方法，竭力为拥有多元化背景的学生创造优质的学习环境，帮助他们挖掘学术潜力，以保持和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多层次的教学管理机构
 
2000年，牛津大学在经过全面而深入的调查之后，开始实施改革。大学教学管理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大学评议会成为大学教学管理的首脑机构，下设4个分委会。其中教育政策与标准委员会是牛津大学学术质量保证的代表机构，与5个学术分部董事会、继续教育董事会、学术服务和大学收藏、牛津学习研究会保持合作关系，征询其意见，制订大学教育理念、政策和标准，规范入学程序，完成课程设计、课程结构，组织教学评估，提供学术支持与指导。
 
学术分部董事会的职责是审查课程教学及与学院、协会、永久性私人学堂的协作情况，满足各学科和各教学组的特殊需要，维护教学质量和标准，研究考试报告及建议，平衡系与系之间的关系，解决系和学院不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学术分部董事会仍然将相当一部分权力转移给了其委托的系与教学组，让它们进行研究，完成讲座课、实验课教学,审定教学提纲,达到分散决策权、提高效率的目的。
 
与大多数世界著名大学不一样的是，牛津是一个复杂的自治机构，学术自由和学院制的独立根深蒂固，39个学院在法律和财政上是独立的非营利性机构，以一种联邦关系与“中央”大学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央”大学对各个学院没有太多的管辖权力，当学院希望或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一般通过学院大会进行。学院大会鼓励学院在大学范围内,通过各学院的学术分会参与到教学环节中。
 
构建多样化的教学环境
 
牛津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在世界著名大学中堪称一流，这与大学致力于构建适应大学生特征的多样化的教学环境、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机会、满足学生多样化成长需要分不开。
 
第一，牛津大学尊重学生的学习自由。在牛津大学，学生可以自由地与导师交流思想。
 
牛津大学不以专业、学科划分学院，而是借助学院组织，搭建了文理交叉且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并重的平台，为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学生提供了多学科自由交流学习、密切接触的机会。
 
牛津大学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较长，每年10月份开学，每学年的3个学期共24周，其余是假期时间。每学期学生固定的上课时间不多，但要吸收、消化丰富的课程内容，课后必须在相对较长的自由支配时间内大量地阅读、做习题、思考,坚持自学。
 
第二，牛津大学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对牛津大学的学生来说，大学是个矩阵结构，学生既是学院的一员，同时还是系里的一员，每个系的学生生活在不同的学院，每个学院的学生分布在不同的系学习，他们在大学和学院的二元体制下接受本科教育。牛津大学的本科教育由大学和学院共同完成。学院的职责是:选拔自己的本科生，为学生提供住宿、餐饮、公共休息室、图书馆、体育和娱乐设施、宗教服务，负责学生的导师制教学和福利。大学的职责是:确定教学内容,组织课堂教学、讲座和研讨会,提供图书馆、实验室、博物馆、实验设备等教学资源，选拔、指导学生，审查学生论文，组织考试，评阅试卷，授予学位。牛津大学通过大学和学院职能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牛津大学每学年的3个学期中，前两个学期教新课，第三学期不授新课，主要用来做实验、写论文或者考试复习。教学方式有讲座课、研讨课、导师辅导课，工科还有实验课。
 
第三，坚持独特的考核方式。牛津的考试不多，第一学年结束时，有一次考试，检查学生一年来的学习状况，评估学生是否适合在牛津继续学习。每门课程考试时间为3个小时，学生的考试成绩怎样与教师无关。如果学生在第一学年的考试中没有过关，征得学院同意，在第二学年开学时有一次补考的机会，若仍然通不过，那么该生就只能选择退学了。工科则特别重视实验教学。第二学年到第三学年中间整整两年时间没有大学组织的考试干扰，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去学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享受充分的学习自由。
 
大多数学院的导师非常敬业，他们会在每学期开学前一周组织相应课程的考试，检查本学院学生上学期的学习情况，形式和大学组织的考试一样，考试成绩与毕业等级无关，其目的是督促学生加强自学。导师会针对每个学生试卷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学习指导措施。第三学年末，学生才会面对大学组织的毕业考试，考试内容涉及3年来的所学知识，连续几天的笔试加上一场口试，是牛津本科生最紧张的时候。三年学制的专业，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就可获得文学士学位；四年学制的专业，学生还要进行一年深入的专业学习，考试合格方可授予理学士学位。大学根据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分别授予一、二、三等荣誉，荣誉等级影响学生的就业和升学。
 
第四，开发健全的教学服务设施。牛津大学林林总总的图书馆、博物馆、植物园使牛津建立起独特的知识传播途径，这种资源引导式学习，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要。
 
此外，牛津大学还设置了多样化的课群体系，力求能够满足优秀学生的不同需要。

来源：科学网  二元体制下的牛津大学本科教学

由大卫·威斯里教授率领的美国南弗罗里达大学的科研小组近日公布了一项发现：心脏分泌的荷尔蒙具有强大的抗癌作用。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为心脏只不过是输送血液的生物机器而已。直到1981年，加拿大生理学家阿多尔福才发现，心房细胞能够生产出影响排泄尿液的荷尔蒙。他的这一发现向人们证明，心脏不仅担负着输送血液的功能，而且还直接参与着内分泌系统的活动。稍晚时候，威斯里教授还发现了另外三种由心脏分泌的荷尔蒙。其中两种影响会对肾的活动产生影响，另外一种则能够促使血管扩张。这意味着心脏分泌的这些荷尔蒙不仅调节着机体血液的总量，同时还影响着动物体内的血压。
 
最近的这一研究显示，心脏荷尔蒙的功能还远远不至上述这些。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后威斯里教授及其同行们还发现，心脏荷尔蒙还会对恶性肿瘤细胞的繁殖产生巨大作用，包括前列腺肿瘤、卵巢肿瘤和大肠肿瘤。研究结果显示，心脏荷尔蒙一昼夜可以杀死95%以上的癌细胞。
 
在得出心脏荷尔蒙能够杀死癌细胞的结论后，该研究小组的科学家们立即在动物体内进行了实验。在老鼠体内的实验结果显示，借助荷尔蒙疗法科学家们治愈了66%-80%的人工胰腺癌和乳腺癌患病老鼠。同时，即使是在肿瘤没有完全消失的情况下，老鼠体内的肿瘤也会大大缩小而且不会发生任何转移。最有趣的是，科学家们还发现影响血管扩张的那种荷尔蒙抗癌效果最强。
 
目前还很难说这一新的抗癌方法什么时候开始在人体进行临床试验，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准备这方面的工作。威斯里教授打算将这一研究结果在今年4月份举行的2008年实验生物学大会上进行详细阐述，届时参加会议的所有科学家们将对心脏荷尔蒙的这种特效抗癌作用进行讨论。

来源：科学网 心脏分泌的荷尔蒙具强大抗癌作用

PS：早在两千多年的《黄帝内经》中说，心藏神，主血脉，与小肠相表里。小肠的作用是泌别清浊，参与了水液代谢。再从心与肾的关系来看，根据五行学说，心与肾是火与水的关系，而水火相济则是生命的正常生理状态。看来古人对人体脏腑功能的观察决非臆测。

这是陈竺团队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对中药复方雄黄－青黛－丹参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分子机理做了系统分析，经典地解析和阐明了一个完全依据中医理论研发出来的中药复方，在细胞和分子水平的明确的作用靶点和机制。而且，每种药物在分子水平的作用与中医对每味药物在复方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均相呼应。下面转自科学网赵立平的博客  中药复方“君臣佐使”配伍理念的分子例证（论文摘要）。
 
中药复方由多种草药和矿物药等成份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配伍，可以达到增效减毒的目的。有记载的中药复方至少有10万多个。中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中药绝大部分都是复方药物。但是，中药复方配伍的现代理论基础和分子作用机理尚待阐明。陈竺院士的团队用临床证明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APL）有特效的雄黄－青黛－丹参（RIF）复方作为研究对象，力图用现代生物医学手段阐明中药复方的合理性和作用机制。
在这个复方中，雄黄的主要成份是四硫化四砷（A），青黛的有效成份是靛玉红（I），丹参的有效成份是丹参酮 IIA（T）。在小鼠APL疾病模型中，ATI联用比任何一个成份单用都有明显增强的疗效。这种增效是协同效应而不是简单的相加效应。ATI 3个成份联用可以显著增加APL白血病细胞的分化；与单个或者2个成份组合相比，3者联用可以显著增加癌蛋白PML-RARα的降解，增强骨髓细胞再分化调节因子的活性，并促进细胞G0/G1阻滞。更有意思的是，T和I可以上调水甘油通道蛋白9的基因表达活性，从而促进砷更多的进入恶性早幼粒细胞，这样就能显著增强砷引起的PML-RARα蛋白的降解，提高疗效。这些结果与中医药的传统理论是相吻合的，为理解RIF治疗APL的机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也为深入理解其他古老复方的治疗机制开辟了新的途径。
 
读完这篇论文后，感到很有必要把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写出来，与大家共享。因本人学术水平所限，理解难免有偏差甚至错误，欢迎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1，什么是“中药复方”？
“一个药物－一个靶点－一种疾病”是现代医学最常见的治疗模式。例如，控制血糖、血脂、血压的药物，成份单一，结构清楚，都具有各自明确的靶点和作用机理。但是，这样的单一药物只能控制或者缓解某些症状，很难彻底解决复杂疾病，例如癌症的治疗问题。
西方的联合药物疗法，比如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就是考虑到疾病的复杂性，试图用多种作用机理不同的药物成份同时作用于多个靶点，达到增强疗效，减少副作用的目的。这种同时使用多种药物应对复杂疾病的做法，在现代医学中还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是，中医使用复方药物治疗疾病已经有至少2500年的历史了。
中医主要使用草药和矿物药等治疗疾病。中医在长期实践中，对每一种药物的性质和作用都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同时，对如何把不同药物配合在一起提高治疗效果，减少毒副作用也具有自己一套独特的原则和理论。
“君臣佐使”就是中医进行复方配伍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组成复方的药物可按其所起的作用分为君药、臣药、佐药、使药，称之为“君”、“臣”、“佐”、“使”。中医认为，“君”是复方中针对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指辅助君药治疗主证，或主要治疗兼证的药物；“佐”指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使”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君药”是复方中不可或缺的，而“臣”、“佐”、“使”三药则可酌情配置或删除。
尽管中药复方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积累了超过10万个方剂，而且经过数千年的实践，证明其是有效和可靠的。但是，绝大多数复方的有效成份的化学结构是不清楚的，作用靶点和分子机理更谈不上。因此，中药复方很难被主流医学和西方社会接受，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药复方的更加广泛的应用。
如何用现代分子语言阐明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和配伍原理，向国际社会显示其科学合理的内涵，成为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
 
2，什么是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
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APL）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的M3型，被认为是最凶险的一种白血病，病人骨髓里积累大量的不成熟的早幼粒细胞，且具有严重的出血症状。该病的病因已经研究的比较清楚，主要是两条染色体易位，通俗点说，就是两条染色体的臂断裂，然后互相交换。在结合点就出现一个新的融合基因，PML-RARα，它编码一个融合蛋白，作为核受体可以诱导一系列基因表达，最终导致细胞癌变。
一般的细胞在分裂一定的代数后就会分化成熟，变成具有各种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细胞。但癌变以后的细胞失去了分化能力，会不停的“疯长”下去。如果能够使用药物使细胞停止分裂，并诱导癌细胞重新分化，则可以使癌细胞“改邪归正，重新作人”。APL癌细胞对分化诱导剂全反式维甲酸(ATRA)是敏感的。这种药物可以通过修饰和代谢癌蛋白PML-RARα 使癌细胞重新分化，改邪归正，停止“疯长”。
有意思的是，砒霜（三氧化二砷ATO）作为东西方传统医学中一种古老的药物，被证明是治疗APL的有效药物，其作用靶点就是PML-RARα融合蛋白，它可以引起这种癌蛋白的降解，随后癌细胞就会凋亡，即自杀。最近有报道，ATRA/ATO的联合使用，可以使APL病人的4年无病生存率超过90％。按照无病生存超过5年可以认为是治愈的标准，APL有望成为可以被治愈的第一种白血病。
 
3，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的复方中药是怎么回事？
在中国、法国等国的血液学和癌症专家努力阐释砒霜治疗APL分子机理，并将其与维甲酸结合，用于临床治疗该病的同时，由著名中医黄世林领导的研究队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完全根据中医理论，设计了一个治疗APL的中药方剂，其“君药”是一种矿物药－雄黄，另有青黛、丹参和太子参作为臣、佐、使药发挥辅助作用。令人鼓舞的是，多中心临床试验表明，这个复方(简称RIF)对APL病人的完全缓解率是96.7%到98％，5年无病生存率达到86.88%，病人除一定的肠胃不适和皮疹外，没有严重的毒副反应。已经有人报道雄黄和青黛配伍具有一定的抗APL活性。大量文献也表明丹参具有抗肿瘤活性。太子参被认为具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在RIF复方中可能不是必不可缺的成份。在这个复方中，雄黄的主要成份是四硫化四砷（A），青黛的有效成份是靛玉红（I），丹参的有效成份则是丹参酮 IIA（T）。
因此，这个治疗APL的复方（简称ATI）是根据中医理论设计的，其主要的有效成份的结构和活性也是基本清楚的，加之APL具有很好的动物模型和体外细胞模型，用它研究复方的配伍原理和分子作用机制是个比较理想的对象。
 
3, ATI在APL白血病小鼠模型中的治疗效果如何？
APL白血病小鼠动物试验表明，ATI复方比起空白对照以及任何一个成份单用或者两两合用来，可以显著延长小鼠的中位生存率。在单味药治疗组，A表现出最好的疗效。ATI复方处理组的小鼠骨髓和脾脏里分化成熟的粒细胞占大多数，这些细胞都在表达标志着细胞在分化的粒细胞分化抗原Gr-1 and Mac-1，这表明癌细胞多数已经“从良”，但在其他组成熟的粒细胞却很少。ATI复方处理组减少了脾脏和肝脏的重量，但没有显著减少小鼠的体重。与空白对照相比，ATI复方显著减轻了疾病的扩散，防止了对组织结构的明显的破坏。这些结果表明，ATI复方比各味药单用的疗效明显好很多，而且没有严重的毒副作用。
 
4，ATI诱导细胞分化的作用是协同效应还是相加效应？
癌细胞被诱导分化为成熟细胞后，就没有危险了。研究发现，在单用时，A和T对体外培养的人APL细胞有一定的诱导分化作用，但I没有这个作用。ATI可以诱导人APL细胞在体外的分化，其诱导作用显著大于单味药的作用，而且这种效应的增强是协同效应，即，起到了1＋1大于2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对维甲酸诱导分化有抗药性的细胞，ATI也可以诱导其分化。
 
5，ATI诱导癌蛋白PML-RARα降解的能力如何？
由于PML-RARα融和蛋白是APL发病的最关键的因素，除掉这个蛋白是让癌细胞“从良”或者“自杀”的必经步骤。ATI如何诱导其降解成为阐明该复方作用机理的最重要的突破口。
与三氧化二砷（ATO）一样，四硫化四砷（A）也可以诱发癌蛋白PML-RARα降解。有意思的是，T或者I可以促进A引起的癌蛋白PML-RARα的代谢，而ATI复方引起的癌蛋白降解是最显著的。
在细胞里，凡是过期、没用的蛋白质都需要降解清除掉。蛋白质降解的第一步是与一种叫“泛素”的物质结合，这个过程叫“泛素化”。对细胞来说，泛素化以后的蛋白就会被看作是需要清除的垃圾，会被运送到核质网上，由一种叫“溶蛋白体”的“细胞机器”将其彻底降解。因此，蛋白质泛素化的过程，就好比是给一袋子东西贴上一个“这是垃圾，请予清除”的标签，清洁工人会根据标签的指令，把它运走，清理掉。陈竺院士的课题组经过大量实验，证明A可以诱导PML-RARα融和蛋白的泛素化和向核质网的转运，以及被溶蛋白体降解。T和I单独都没有这个作用，但是，在与A一起作用时，T和I可以通过促进癌蛋白的泛素化加快其降解。也就是说，T和I能够帮助A给更多的癌蛋白贴上“这是垃圾，请予清除”的标签，从而加快细胞对癌蛋白的降解清除作用。
 
6，ATI复方为什么能促进细胞的分化成熟？
“转录因子”是可以促进基因表达的一类蛋白质，每一个转录因子好比是一个“班长”或者“排长”，可以控制多个相关基因的表达。细胞要正常的分化成熟，就需要很多转录因子启动各种相关基因的表达才行。癌蛋白PML-RARα可以抑制多种与分化有关的转录因子的表达合成，因此，白血病细胞只能一直停留在“幼年”状态，不停地分裂，但不能分化成熟。本研究通过大量精细的分子生物学试验证明，ATI复方可以使受到癌蛋白抑制的细胞分化所需的转录因子重新开始表达并发挥作用，而且，复方的作用显著大于单味药，也是一种协同效应。因此，重新启动细胞分化所需的多种转录因子的功能是ATI复方能够促进细胞分化成熟的分子基础。
 
7，ATI如何抑制癌细胞的不断分裂和“疯长”？
癌细胞是不停的在分裂的“疯长”的细胞。让癌细胞停止分裂是治疗癌症的关键。
一般的细胞分裂要经历一个所谓的细胞周期，是指细胞完成一次分裂到下一次分裂之间的时间。细胞周期分成G1-S-G2-M四个阶段。M是细胞实际进行分裂的阶段，G1-S-G2是两次分裂之间的间隔期，是细胞为下一次分裂做准备的时间。在这个间隔期细胞要做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为新一代细胞复制好一整套的遗传信息，也就是要进行DNA的合成。DNA的合成是在S期进行的，细胞能否进行下一次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要看DNA合成能否启动，也就是细胞能否从G1期进入S期。
细胞从G1期进入S期需要一种叫做CDK的蛋白质的催化作用。本研究发现，I是一个非常有效的CDK的抑制剂。凡是含有I的配方，都能显著抑制CDK蛋白，从而让细胞停留在G1期。而ATI复方的这种让细胞停留在间隔期的作用是最强的。P27是细胞自己产生的可以抑制CDK的一种蛋白质。本研究也发现，ATI复方可以显著增加这种蛋白质的数量，更进一步的把癌细胞“挽留”在间隔期，使其不再继续分裂。
 
8，T和I的“使药”的作用是如何发挥的？
在ATI复方中，A是以癌蛋白为作用靶点的“君药”。A的作用部位在细胞核里。要与癌蛋白结合，并清除癌蛋白，A就必须从细胞外跨过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内。因此，A药经过细胞膜被运送到细胞核是其发挥作用的一个必须经过的步骤。
本研究发现，A药是通过一种叫做“水甘油通道蛋白9”的蛋白质被转运到细胞内的。这种通道蛋白是细胞从外部环境吸收水分以及甘油这样的小分子物质所需要的“运载车”。它也可以运输A药。本研究的科学家用一种叫做RNA干扰的技术把水甘油通道蛋白9的基因表达抑制，使细胞膜上的这种通道蛋白的数量减少以后，细胞内的A药的浓度就显著减少，由ATI复方引起的细胞分化也显著减弱。这说明，水甘油通道蛋白9的确是运送A药的通道，这个通道的数目的减少，会减少到达作用靶点的A药的量，从而严重影响疗效。
本研究的科学家用一种叫做原子吸收光谱的技术测定了细胞内的A药的浓度，结果很有趣。用AT和AI处理过的细胞其A药的浓度比单用A药的细胞高。用ATI处理过的细胞里，A药的浓度则是最高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T和I主要是与A药一起显著提高了水甘油通道蛋白9的基因表达活性，增加了细胞膜上这种通道蛋白的数量，从而提高了细胞内A药的浓度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角度，详细的剖析了ATI复方的组方原理和分子作用的机理。结果显示，A药是本方的“君药”。它直接作用于癌蛋白，通过诱导其降解，从根本上逆转癌细胞的“疯长”，使其分化成熟。T和I对癌蛋白没有或者只有微弱的破坏作用。它们作为本方的辅助药物主要是通过促进癌蛋白的泛素化，加快其降解，以及抑制癌细胞的进一步分裂来发挥作用，动物试验的结果还表明，使用了I药以后，复方的毒副作用大幅度降低，这些都是典型的“臣药”和“佐药”的功效。尤为令人感到神奇的是，中医认为“使药”可以帮助“君药”更好的到达病变部位，提高“君药”的作用效果。在本方中，T和I共同扮演了“使药”的角色。它们通过提高运送A药的通道蛋白的数量，显著增加进入细胞核的A药的浓度，从而提高A药的疗效。

这个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角度看来几乎近于无懈可击的堪称“完美”的研究工作，非常经典的解析和阐明了一个完全依据中医理论研发出来的中药复方在细胞和分子水平的明确的作用靶点和分子机制。而且，每种药物在分子水平的作用与中医对每味药物在复方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竟然是如此一致！这个工作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中医在几千年的实践中，积累了超过10万个方剂。每个方剂几乎都经过了数以万计的人（如果不是百万计的话）的使用。从中医的角度看，只要辨证准确，找到对证的方剂，其疗效是可靠的。我们可以想象，在这超过10万个的方剂中，该蕴藏着多少可以象ATI这样能够让某种疾病被彻底治愈的“宝藏”啊！

不是中医没有用，只是我们使用的那些现代生物医学的技术和方法太过“笨拙”，无法把中医药中蕴藏的“宝物”系统的发掘出来。陈竺院士的团队对ATI的研究可以说用一个经典的例子，又一次撩开了蒙在中医药上的那层厚厚的灰蒙蒙的一角面纱，让大家进一步窥探到其潜在的巨大的价值。
因此，中药复方的可靠和有效是勿庸置疑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系统的、高效的去挖掘、整理中药复方中的合理成份，把中药从“成份不确定、机理不清楚的混合物”的传统形态转变成“成份确定、机理清楚的混合物”的现代形态，与现代化的“辨证”手段一道，让每一个病人都能找到最适合他的药物，为人类的健康造福！

来源：科学网 赵立平的博客  中药复方“君臣佐使”配伍理念的分子例证

文章是写出来的，同时也是修改出来的。那么如何修改文章？应该从哪些方面对文章进行修改完善？笔者集个人编辑和写作文章的经历，总结以下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作者修改论文时，除认真按照专家和编辑提出的意见修改论文外，还可参照以下要求、意见或建议检查修改文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论文的题名。标题应简明、具体、确切，概括文章的要旨，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并有助于选择关键词。科技论文写作规定：中文题名一般不宜超过20个汉字；外文（一般为英文）题名应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一般以不超过10个实词为宜。尽量不用非公知的缩略语，尽量不用副标题。希望作者仔细斟酌论文的题目，尽量避免用这种套路的题目，如“一种……的方法”或“基于……的研究”等。

2.摘要的修改。请按照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4要素补充修改中英文摘要,对背景材料不要交代太多，但结果和结论尽量详细，应包括重要数据。原稿摘要内容欠详细，语言表达尚需完善。英文摘要还需要改进，请按照补充后的中文摘要认真核对修改。本刊所发表的论文被EI收录比例很高，请尽力写好英文摘要，争取被收录。如果作者对英文摘要把握不准的建议请英文好的同行专家或外籍专家协助把好语言关。

3.关键词的选择。为便于检索用，一般列3-8个关键词,主要从《主题词注释字顺表》中选出，或从《汉语主题词表》选出。主要关键词一般包含在题目、摘要、子标题、正文里。正确选取并核对无误。中英文关键词应完全一致。

4.引言的修改。请参阅近年已发表的相关论文，特别是作者曾发表在拟/已投稿期刊的相关论文，补充修改引言，简要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交代该文的研究背景，分析前人研究的优缺点以及与本研究的关系。国外的应用情况如何？本研究的着眼点和特点在哪里？有何创新？按照本刊的格式在论文中引用之处标引（请不要标注在标题上）和文后著录参考文献，把参考文献补充到期刊所要求的篇数以上，一般建议教材和工具书不列入参考文献。建议采用第三人称，不要用第一人称，如“我国”。引言、摘要、结论不重复。

5.材料与方法。若文章的材料与方法交待不清楚，应补充详细，交待方法步骤和使用材料的规格，使试验具有可重复性。

6.结果与分析。请加强对试验结果与应用效果的分析。不能堆砌或罗列图表数据，应通过比较、分析、解释、说明、统计、判断、推理、概括等，采用统计分析技术和定性与定量综合法，从数量的变化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归纳出数据所反映出的规律性的东西，使结论水到渠成。在统计图表上出现过的事实，没有必要再用文字重复叙述，只要指出这些数字所说明的问题即可。结论是对研究所收集的事实材料的客观归纳，应以事实与数字为主，文字叙述简洁明了，结论明晰准确。切忌以偏概全，夸夸其谈，任意引申发挥，妄下结论。

7.结论的修改。论文的结论部分需要如实概括文章的研究成果。表述应该精炼，最好分条陈述，条理清楚。讨论应该置于“结果与讨论”中。

8.作者简介与作者单位。请参阅期刊论文格式，补充作者简介，包括学历、职称、专业方向，详细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件等。若有通信作者也请标识清楚。若论文受基金项目资助请注明项目编号。作者单位署名应准确到院系或研究室等，要写全称，同时注意中英文单位应一致。同一个作者若有多个单位署名可采用数字编号分别指明。

9.正文中的公式。文章中公式，字母，变量，需要逐一说明所代表的量的名称及其国际单位，上下角标等须仔细核对，清晰标出,确保无误。单位请用规定的国际单位制。科技期刊排版规定，文中出现的向量、张量、矢量、矩阵都要应用黑斜体（黑斜体指加粗的斜体）表示，而黑斜体变量的下标、矩阵元素和一般变量用斜体表示。文中表示相同意义的变量全文应统一名称，大小写应一致。只有那些被下文引用的公式才需要序号，公式的序号从1开始排序，不要按章节排号；公式序号直接用括号括起即可。

10.文章中的插图和表格。文内插图，请尽可能用计算机绘图，图中数字、文字、符号、图注，一律标注清楚，坐标图须标明坐标量的名称及其单位，照片图须标明图的上下方向及序号，提倡使用彩色图片（欢迎使用数码照片）。

1）插图和表格都要有标题，分图要有分图小标题，图题字数不要太长(对图的解释性词语应放在正文中)，且应在正文中按顺序引用。2）补充图题、表题英文对照，列于中文图题、表题之下。3）表格应用三线表表示。4）插图和表格的序号从1开始大排序，不要按章节排序；分图序号按a，b，c排序，不要括号。5）若文中的插图要求出彩图，请在修改稿的第1页注明，彩图将加收彩图费，否则请不要用彩色表示；6）图表中的文字请用中文描述；7）插图和表格中的文字请用6号字书写，若字号太小将无法校对。

11.参考文献。请参照各刊投稿须知补全参考文献信息，要求著录准确，不缺项。

12.压缩篇幅。若论文冗长，文字表达不精炼，应该适当压缩删减。若有不规范确切之处，请仔细修改。若期刊有版面限制，应考虑。

13.语言文字和逻辑表达。科技论文中的用词应当规范准确，避免口语化，表示同一概念的词或术语全文应统一用词。文中第一次出现的英文缩写若不是众所周知的，应给出英文全拼，下文中再次出现时可直接用缩写；未被下文引用的括号中的英文缩写应去掉。语言表达自然流畅，符合逻辑。

14.撰写修改说明。作者在修改好论文返回编辑部时最好附上一份修改说明（responseletter）。针对专家和编辑意见以及作者自己的检查做了哪些修改，对没有修改的地方进行解释说明。

来源：如何修改科技论文之我见（王应宽博客）

“中”、“和”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中”，即不偏不倚，适中，正好；“和”，即和谐、协调。
    
先说“中”。有人把“中”理解为中间、中点、一半、正中。这是不对的。“中”，当是时空交合中的最佳点，或是事物组合中的最佳状态，而不是一半对一半。为了便于理解，不致误解，有人干脆把它比做美学上的黄金分割率（0.618）。这有些道理，但“中”的含义与应用范围比黄金分割率大多了。“中”，既属于道（规律），又属于方法论，因而“中”又称为“中道”。
    
“中”的思想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起源很早，既是我们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主体思想，又是中华大智慧的具体体现。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早在氏族社会帝喾高辛氏治理国家时，就“溉执中而遍天下”，而致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风调雨顺，天下归顺）。后来到尧舜禹执掌天下的时代，当尧把帝位传给舜，舜把帝位传给尧，他们托付天下时所传授的治国安民的要诀，就是“十六字心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诀”的中心要义，就是要继承者“允执厥中”。“允执厥中”也就是后来说的“允执其中”。允，作诚信解；“允执其中”，就是真诚遵守不偏不倚的“中道”。何以“中道”如此重要？原因在于“允执其中”不仅寓意深刻而且意义重大，它道出了天地万物的常道，且这种常道，贯穿于事物发生、存在、发展乃至消亡的全过程。不仅与自然、社会有关，而且与生命密切相关。首先，生命的产生就必须阴阳二气的适中，光有天不行，光有地也不行，孤阳不生，独阴不长。阴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只有适中才行。生命的维持与存在也是如此，天太热不行，否则万物将枯死不生，天不热也不行。热到什么程度为好？就是适中。适中贯穿于生命活动的始终，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处处都有体现。人生理上，阳太亢不行，太弱也不行；阴太盛不行，太少也不行。动和静得有“度”，这个“度”就是“中”。饮食亦如此。好东西有营养，一下子吃得太多不行，全不吃也不行，适中即行。人的身体怎样才算健康？健康的人，中医称之为“平人”。什么是“平人”？按《黄帝内经·平人气象论》所说：“平人者，不病也。”那么，具体讲什么是“平人”与“不病”？唐代王冰注解“平人”“不病”，就是人的“脉气无太过不及”。“无太过不及”，就是适中。脉气反映人的全身状况，所以诊病先诊脉。脉气“无太过不及”，就是人的身体阴阳气血“无太过不及”，也就是一个“中”，这样才算健康。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人体阴阳与气血“无太过不及”呢？作为人，就应当对生命进行自身调整，这种调整包括调心和调神两方面。调心包括调情志和调心性。在情志上，人有七情是正常的，但不管是喜怒还是其它情志，无情感，面肌固定，不行；太过也不行。总的原则是不能走极端。范进中举，喜过了，所以疯了。大怒，导致脑溢血，也是过了。所以调情志，就是调到使它合乎“中道”。调心性也如此。心性范围很广，包括人对道德、情操、理想、志趣、心理等多方面的理解与追求。不管其中哪一方面，追求太过不行，没有也不行，说到底也还是一个“中”字。
    
究竟怎么调形？调形不外乎慎起居、适寒温、节饮食几个方面。具体说来，慎起居就是作息有时，太劳作、太动不行，太安逸也不行；夜来熬夜，夜以继日不行；天天蒙头睡也不行。总的原则是奉行一个“中”字。适寒温、节饮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关键还是一个“中”字。
    
再看医学。什么是生病？生病的本质就是气血阴阳有偏。阴在人体偏多（包括阴邪），就一定会得阳病，阳在人体偏多（包括阳邪），就一定会得阴病。我们的医生干什么来着？医生的职业从本质来看，就是用药物或器械手法去帮助病人损有余补不足，使其阴阳气血恢复到“中道”状态。
    
只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中”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如上面所说的那么简单。比如睡眠，人在其一生中，婴儿时睡眠时间长，每天要睡18个小时左右，儿童时则12个小时刚好，成年后则睡8小时刚好，老年时则每天5-6个小时就够了。此外，因身体状况、劳作的程度不同，时间还会有所调整。吃饭也是如此。医生用药，总的要求是合乎“中道”，因为是补药，大用、乱用肯定会出错，因为是攻伐药而当用不敢用或不顾病情体质超量猛用，肯定也要出事。所以，好医生不容易做，知常要守“中道”，达变也还得守“中道”才行。
    
再说说“和”。前文已说，“和”即和谐、协调。最早给“和”下定义的是周朝末的史伯。面对周朝即将灭亡，周王朝当政者问史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史伯回答说，周朝违反了一个“和”字。他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又说，和“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里从事物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本源与基本规律。所谓“和”，即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个性，又承认多样性和个性之间必须统一和互相制约。同，与之相反，变差异为同一，则不能生物，反而害物。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假如这世界上都是阳，没有阴，生命将不能发生。社会也同理，不能人人都是农民，也不能13亿人都是工人，不能人人都是老板，也不能人人都是打工者。在生命活动中也同样。人生了病，不能人人都用同样的药，人要健身，也不能无分长幼男女强弱，天天都去长跑等等。否则，就是同，没有差异，从而不能生物。所以史伯说“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相同去助相同，一切就完了）。
    
“和”，承认差异、个性，又承认差异和个性的协调，这才符合自然大道。天地间有阴阳两种气，两气不协调，不是偏阴，就是偏阳，则万物不生。《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说：“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人想繁殖下一代怎么办？《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也说了，“阴阳和，故能有子”。“五行”分别代表五种不同属性的事物，五行俱备，且生克协调，才能长养化生万物。凡一方偏亢或不足，事物即不能正常繁衍发展。人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不同情志，这是自然规律，不能少，不协调也不行。如何才算正常？孔老夫子在这方面曾作过论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老夫子既顺应人的心理又对人的情感作了有必要的节制，使人情得到恰当表达,即“中节”，这样才能达到心理的和谐与健康、自然与人文的统一。这正是从心理与理性方面给“和”下了科学的定义。
    
需要说明的是，“和”并非无原则的调和，或者“和稀泥”。为了达到“和”，有时也需要斗争和调控。例如，社会富人太富，穷人太穷，这社会就必定会失和。怎么办？执政者就应该进行平抑协调，社会才能安宁。这在医学上的运用，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某一方面偏胜，损之使其和；某一方面偏衰，补之也是使其和。中医在治疗上，有一种和法，实际上是对某部分出现的特定症状采取的治疗方法。其实，从纠偏扶正角度来看，和法可以说无处不用。比如，疑难病症的辨治中，无处不体现一个“和”字。又如，在一个处方中，有多种不同的药物，要根据药性配伍得当，使各药各展所长，又统一协调，这样才能治好病。在养生中，也是处处事事使生命机能协调、和谐。从这些方面看“中”“和”，不正是我们认识生命、把握生命规律的一种大智慧吗？

摘自：文汇报 中医：解读生命的中华大智慧（潘朝曦）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博士生招生试行材料审核过关，再进行笔试加面试的入学制度，加大对博士生科研能力的考核，杜绝考研专业户。记者昨天获悉，这一制度一旦试行成功，将推广到校内各个院系。
    
据介绍，复旦大学从去年开始就在医学院博士生招生中尝试先审核申请材料的做法,今年又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完善，明确凡是报考复旦大学医学院的考生,必须提供证明自己科学研究能力的书面材料，比如学习和从事临床或科学研究的简要经历，已有的科研成果、专利和发表论文等一系列的相关材料，还增加了必须提供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打算进行的科研研究计划书和两位正高职称专家的推荐信。
    
凡是材料通过了审核的考生,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英语考试，有关部门负责人称，对一名从事科研的博士生来说，英语是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医学领域。学校将按照材料审核和英语笔试的成绩，并按照1誜1.5的差额确定面试人数。学校组织了专门的专家小组，对考生进行一小时以上的面试，考核学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能力。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有关负责人称，学校改变原先的做法,即通过了专业知识和专业基础考核才能进入博士生招生程序，就是要通过先审核考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拒绝一些在研究生时就以报考博士生为目标的“考研专业户”。

来源：文汇报 考博士，先证明科研能力

中医的发展关键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传统，不以西方话语来否定和怀疑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中医理论，不断提高医疗实践的能力，围绕医疗实践发展理论。在有关中医问题的争执中，不乏偏激的言辞，少见理性的分析。7月14日《新京报》上，李侠教授的《作为地方性知识中医该如何超越自身》深刻冷静，显示了科学哲学研究者的特质，让人眼前一亮。

李侠坚持多元知识观，认为中医是独立的研究纲领，虽然近代以来趋于退化，但不能以此理由废除中医，因为退化的纲领完全可以重新进步。尤其是他引入“地方性知识”的视角，的确是分析中医问题的利器。然而，他认为中医需要“进化为普遍知识”，中医的主要问题是概念不够明晰，对此我觉得需要澄清和补充。

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源自人类学，但是，后来的科学实践哲学进一步发展了有关认识。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瑟夫·劳斯认为，即使是现代高度理论化的科学，也同样是地方性知识。因为，不仅现代科学知识的发现依赖于特定的与境，而且其辩护同样如此。所谓的“与境”，不仅包括概念、理论意义上的“语境”，也包括了相关科学实验操作的环境、条件等等。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显然它不能在秋风落叶中得到辩护和证实，必须要在实验室抽真空的情形下，才能见证羽毛和硬币同时下落的“奇迹”。哥白尼的地动说，也必须要在伽利略的相对运动的理论框架中，才能得到有力的辩护。

因此，现代科学所发现的科学规律，并非是自然现象所普遍直接显现出来的内容，它是科学家们通过科学实践，用实验室的人工环境和理论框架艰难构建出来的，其有效性也必须要在这种人工环境和理论语境中，才能得到比较严格的证明。从这个角度看，科学知识其实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不过这种地方性，体现在实验室的人工环境与科学理论的话语语境两个方面。一旦我们脱离了实验室严格控制的条件，它就“失效”了。因此，以现代科学为标准来强求中医，就是以一种地方性知识来强求另外一种，是毫无道理的。

而我们所艳称的“科学普遍性”，并非是在不依赖任何语境意义上说的，而是说指科学知识“原则上”可以普遍地应用。科学知识的应用，同样离不开相关的“与境”，那就是说，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整体框架与按照实验室条件所规范的人工环境。因此，按照劳斯的观点，科学知识之所以看起来普遍有效，恰恰是因为我们用科学文化改造了整个社会文化的语言，改造了应用科学技术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把整个社会以及人类力所能及的自然环境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只有在此情形之下，科学才能表现出其真理性。可见，“科学普遍性”是复杂的社会实践的结果，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依赖于相应的社会实践，依赖于巨大的文化资源和物质投入。

在这一“普遍性”的意义上，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鉴于二者在文化资源和投入上的巨大差距，很难说究竟谁更有效率。中医在治疗其他民族的病人时同样有效，也正逐渐为外国学者所接受和掌握。7月24日《健康报》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新近发布了一项与中医药密切相关的指导性文件———《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

我们之所以觉得现代科学比中医要“概念明晰”，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中国传统的文化培养。西学东渐之初，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而西人的思路则难以理解。

如果脱离了中医在今天异质的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不利处境，泛泛地谈中医理论概念不明晰，认为中医的出路在于首先明晰相关概念的话，所谓概念澄清就很可能会以西方文化为基准而展开，那是一种变相地以西医思路改造中医的路线，是没有前途的。中医的复兴，需要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创造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更多的物质投入。这并不意味着，中医要坐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因为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西方科学传统作为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获得了全球的主导地位，自然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有关，归根结底是由于其强有力的实践操作。例如，当年牛顿的微积分，概念很不明晰，但是由于其强大的解决问题能力，数学家们很早就接受了它，许多年后才澄清概念。

所以，中医的发展关键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传统，不以西方话语来否定和怀疑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中医理论，不断提高医疗实践的能力，围绕医疗实践来发展理论，明晰概念。通过其实践有效性，证明其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理论的合理性，逐步消除人们以源于西方文化的理论框架为惟一判断基础的偏见。当越来越多人都能通过其实践有效性，而接受其理论的真理性时，中医的“科学性”问题就彻底消解了。

作者：蒋劲松 清华大学副教授 原题：也谈中医如何自我超越(来源)

“心理饱和”是指心理的接受力到了不能再承受的程度。“心理饱和”现象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无处不在，但正由于司空见惯，其负面影响常常不能为教育者正确认知。
   
“心理饱和”在课堂教学中随处可见
    
在教学中“心理饱和”一般表现为这样几种：
    
一、布置作业数量的随意。布置作业是教学备、教、导、考、改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学生为理解、巩固知识而进行的一种有效练习形式。但是在教学操作中，由于个别教师不熟悉教育政策法规，无视心理学的基本规律，在布置作业时随心所欲，过量布置。比如有教师布置数学作业，一布置就是上百道题，刚开始学生还有激情，动作快，做得也比较正确，但时间一长速度就无从谈起，也容易出错，进而心生埋怨，产生厌烦性“心理饱和”。
    
二、组织教学方法的单一。组织教学是贯穿于课堂教学始终的一个重要教学手段。它对保证教学秩序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由于教师工作负荷高，容易产生职业疲劳，加上在职业道德方面修养的放松，以及不注重教学艺术性，一些教师在组织教学中“以骂代管”，学生极易产生逆反性“心理饱和”。
    
三、巩固复习的过量。一般考试前总是要进行复习，一些学校就搞“题海战术”，今天“双色检测题”，明天“系统配套AB卷”，后天则是“奥赛拔尖训练题”，学生只能穷于应付，继而产生疲劳性“心理饱和”。
    
四、课堂教学中的拖堂。在学校教育中维护正常课堂教学秩序，也应当包括教师要遵守教学管理的作息时间表。这个问题在17世纪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就作了理论上阐述，可是直到今天，还有个别老师容易犯拖堂的毛病。根据班级授课制原理，课堂教学有科学的时间分配，中学每堂课40分钟，小学每堂课35分钟，这是根据学生生理心理特征而设定的。课间休息则是为了放松学生上课带来的紧张心理，转移注意力，克服前摄抑制及倒摄抑制现象的发生。个别教师拖堂，造成学生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匆忙中又开始下一堂课的学习，长此以往，学生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一些学生下课铃响之后，就听不见老师在讲什么，也看不到老师在写什么。可以说这是由于教师不讲教学伦理道德造成的一种非伦理性“心理饱和”。
    
五、教学中对学生评价的呆板。在课堂教学中免不了要评价学生。可是由于长期“应试教育”，评价学生的方式呈现单一化，以分数论英雄、定成败。另外，个别教师对业务不熟，课堂教学是“克隆”别人的课，对学生的课堂评价也一成不变：“好、好、好，你真好！”“棒、棒、棒，你真棒！”不管回答正确与否，对问题理解准确与否，一律予以鼓掌，喝彩，使得学生对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评价无动于衷。这是由评价方式呆板造成的机械性“心理饱和”。
   
加强教师学习，缓解“心理饱和”现象
    
针对以上教学中存在的“心理饱和”现象，我们在实施新课改中首先要不断加强教师在思想、道德、文化、业务、心理等方面修养，提升其素质，创造条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二要进一步加强教师专业知识的学习。比如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以及政治理论、伦理学、行为组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学习，以丰富其教学内涵，提高教学的科学性，拓展其教学视野，在教学中更好地体现人文情怀。
    
三要提升教师教学的艺术性。把握课程标准，熟悉教材，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学行为，并积极引导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做课堂教学的促进者、引导者、帮助者，学会尊重、赞赏学生，学会与他人的合作，学会对自己教学进行反思。
    
四要加强教师心理技能方面的训练。学会从心理学角度审视自己所教学科的课堂教学，并能运用心理技术处理学生正在产生和即将产生和已经产生的“心理饱和”问题。

来源：文汇报　警惕教学中的“心理饱和”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在新近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这样写道：现在，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用经济的逻辑，资本、市场的逻辑改造北大，使北大越来越商业化，而恰恰丢掉了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正是在这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过程中，教育独立、思想与学术自由这大学教育的两大生命线，北大“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都受到了很大损害。这样的话，钱先生不是第一次说。

对于大学的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钱先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们都是普通的老师与学生，无力抵挡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坚守”，我们还要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因此，他对北大学子有两个期待。首先，“任何时候都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其次，“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的大地”。

但，有多少人能做到“坚守”，会按钱先生的“期待”去做呢？

一直研究语文的钱先生，不会不明白“无力抵挡”和“坚守”，其实是矛盾的。事实上，钱先生从他的经历中，也明白学术研究做得如他，社会影响力如他，也是如此艰难不易，何况那些没有多少本钱来坚守的普通教师和学生了。今天的钱先生告诉记者：“我现在住得离北大比较远，约有一小时的车程。退休之前，我就有计划地搬远的。”

所有生活在高校的人，都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大学的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丝毫没有降低推进速度，正迅速地打扫余下的战场，并通过相关制度、规章、氛围，全面消解那些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者的斗志，让他们鲜有继续坚守的空间和可能———你不填写许多表格申请课题按照行政要求去做，他只需规定没有课题不能资助研究生者不能招收研究生，就把你弄得无可奈何；在某些大学，教授的某些做法如果惹得学校不开心，强大的行政力量可以让他们讲课困难，没地方评奖，没地方发文，没地方申报课题，看他们还有没有脾气。

在如此强大的进攻力量面前，坚守者在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进攻方”看来，不过就是“负隅顽抗”、“苟延残喘”，在做无谓的挣扎。就坚守者本人来说，由于抵抗，他们失去了发展的空间，失去了诸多眼前的实惠，留下的不过是“不识时务”的另类形象，也只能用这样的词汇自我解嘲。

在今天的大学中，坚守者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人，则是争着做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红人和推手，这为他们提供饭碗，也给他们提供发展的空间。而在没有抵抗力量之后，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大学，根本丝毫不顾及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而演变为官场、衙门和商场，盛行的只有官话、套话和商话，一心搞教育、学术的，很难说上话。

前不久，北师大教授杨东平先生告诉我，他参加了一次高层的教育咨询会，与会的其他教育界人士，发言的内容，不外乎两点，一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取得空前的发展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二是为了继续让高等教育取得更好的成绩，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只有他一个人“不识时务”地向有关方面建言，说要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进行全面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走出会场的他，感到自己十分孤单，进而颇为郁闷。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说，教育取得很大成功。这当然有很多事实作支撑，并不是他们在自说自话，而且有坚强的民意基础。不过向他们反映“民意”的，不乏那些获得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好处的既得利益者，以及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极力捍卫者，他们掌握着不小的话语权。

如果这种状态一直延续，社会舆论所关注的加快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高等教育本身，在成功实现官僚化和体制化之后，已经缺乏改革的内在动力和压力———更客观说，面临极大的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这也就需要整个社会，包括高等教育受教育者，以及高等教育人才的消费者———用人单位，给教育施加改革的压力，通过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对高等教育的回报提出要求，与企业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促使高等教育在竞争的压力下进行改革。

来源：东方早报 大学改革是否会失去内部动力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熊丙奇

长期来，人们并不区分信息与知识，因此常常混淆稳定的、自足的、结构良好的客观信息，与不稳定的、结构不良的、主观的知识。

日常生活中，这种混同于信息的知识只能是简单知识。持简单知识观就是将知识看成是可以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的，以某种形式可以捕捉到的，可以积累、加工、储存和分配的，因此是可以分割的，可以以语言和符号方式明示的，可以以现成方式打包并加以传递的。据此，教学就是对这种简单知识的传递、传授、传播，而学习就是通过对所教知识的复制与同化来获得知识。

然而，当我们沿着长期来被我们误认为知识的这一信息的连续体前行时，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实际上比信息复杂得多。

与客观的、相对稳定的、结构良好的信息概念不同，知识总是和认知者相关，与认知者在特定情境孜孜不倦的求知过程相联系，因此，知识总是包括认知者对真理的质疑、对知识的渴求、对知识的建构与理解，以及与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情境脉络。

因此，知识是主观的、不稳定的、结构不良的，是与其形成的情境脉络紧密联系的，知识难于直接访取或传递给他人。

这样，我们就从简单的知识概念进入到更为复杂的知识概念。

复杂知识的主要特征就是结构开放性、不良性、知识的建构性、协商性和情境性。

根据知识的复杂性，知识是不可能以现成的、孤立的方式掌握的，掌握这种复杂知识就需要掌握组织成系统形式的知识的不同方面。复杂知识运用的不规则性也要求比算法更多的应用方法。

知识的这种复杂性来源于我们所面对的、并作为一员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复杂性与普遍联系性，以及作为认知者的每一个人的认知建构的独特性。

因此，当前有关学生学习、理解和知识获得的研究在本质上是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的。

摘自：《21世纪人类学习的革命译丛》总序（作者：高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们常常为一些事情困惑：为什么毕业论文整篇整篇地抄袭，安着导师的名字发表出来，却往往要到被举报了，导师才出来承认疏于管理？
 
我们常常为一些事情着急：为什么“向科学进军”了这么多年，我们依然“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
 
我们常常为一些事情生气：为什么一些假得实在不高明的科研成果，竟能骗过众多评审专家，而且一再得手？为什么一些学者在自己博客里对学术不端大加鞭挞，而一旦面对媒体，又高呼“记者同学您可别当真”，因为“您要谁举出真凭实据，谁能啊？或者准确一点，谁敢啊”？
 
不要困惑，且慢着急。这些问题的近因，都连着一个词——科学精神。
 
从“五四”开始，我们就呼唤赛先生。赛先生，科学也，核心是科学精神。但将近100年过去，科学知识我们学到了很多，科学精神却只刚刚萌芽。
 
20世纪上半叶，战乱频仍，虽有玄学之争的科学启蒙，虽有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人们的心思，更多地是在救亡图存上。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反右扩大化，让多少有识之士噤声；一场“跃进”，让多少理智之心迷狂；一场“文革”，让多少斯文扫地，人格尊严尚难自全，科学精神何处安身？
 
科学春天了，老九摘帽了，但旧日心灵的阴影，非平反昭雪所能消弭。市场经济了，自主创新了，但体制和文化传统的阻滞，也非一日所能弃绝。
 
科学是圣洁的殿堂，但科学家生活在凡间。
 
——大家都将学术权威、行政领导奉若神明，你总站出来说东说西，难免不被视作另类；
 
——科研攻关，人家的实验室今天放一个礼花，明天点一挂鞭炮，时时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你却坐穿冷板凳、十年磨一剑，哪个重业绩的单位有耐心等你？
 
——项目评审，流行八方款待、四处敬神，你老老实实坐在那儿静候幸运降临，天上哪会总掉馅饼？
 
——人家研究生一招就是十个二十个，自己潇洒做“老板”，你却严之又严、细之又细，长此以往，难道不担心“水至清则无鱼”？
 
再看远些，为什么那么多名校的大学生，上课只留意老师要考的内容，“课本里没有的他们不会”？为什么一些尖子生过关斩将进了大学，却“像是只会考试的‘文盲’，不但对知识不感兴趣，对文化也十分陌生”？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以分数为指标的环境。这个环境，重学分胜过重素质，爱实利胜过爱科学，为了择校就顾不得公平，为了争先甚至顾不得诚信。当它们成为一种生态，科学精神的种子又如何发芽？
 
正因如此，我们不要高估自己，不要希望一夜之间发生奇迹，不要动辄“99.99%都是好的”。老实一点，诚恳一点，承认我们的科学素养还有差距，一步一个脚印解决现实问题，一个一个案例健全游戏规则，就像厦门的PX项目选址，就像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争，就像中科院院士增选的信息披露，直面公众、接受监督、顺从民意，科学精神就会生根开花。

来源：不要高估自己的科学素养，作者：杨健 人民日报（2008-01-26 第07版）

备课，上课，作业，辅导，评价，是教学过程的五个环节，它们从不同侧面影响课堂教学的效益。很多时候，不是教师说得越多、做得越多，课堂效益就越高。教师在明确教学目标及任务的前提下，要时常换位思考，既考虑教法又考虑学法，不仅注意教法的改进，也不忽视学法的指导，有所为有所不为，教学质量一定能提高。
   
备课，教材可以舍弃一些枝节内容
   
很多老师认为教科书上的内容必须逐章逐节地讲，要像做超声波扫描似的面面俱到，生怕哪一点舍弃了，没有讲到，学生就学不会，考不出，那就是做老师的失职。思想上有这样一个误区，就老觉得教学时间少，每个知识点都不敢去发挥，去深化，去启迪。于是不必教的内容说得太多，需拓展的又没有认真进行再创造，讲课没有跌宕起伏，引不起学生的兴趣。
   
因此，备课时教师首先要肯定必须得舍弃一部分课本知识，节约课时。当然舍弃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舍弃要先理出头绪：哪些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讲的，哪些是学生自己可以看懂的，哪些是可以通过习题引导学生思考自己搞懂的，哪些是可以在今后结合某个内容补讲的，哪些可以引入一道综合性习题不必专列一节去讲的，哪些可以通过课外学生相互请教或者找教师辅导答疑解决的，哪些是属于学生将来应用中才需要去把握的知识细节。实践告诉我们可以大胆地舍去一些课程中的枝节内容。其次，对有探究价值的知识进行拓展，在教学中抓住那些可以引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内容，挖掘一下，对课本知识重新整理，实施启发探究式教学。这样的备课尽管费心、费时、费力，但效果恰恰是最好的。
   
课堂，老师可以讲得少一点
   
课堂教学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多极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在这种交往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发生着频繁而密切的联系，这种师生间、学生间的广泛交往与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是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得以发挥的前提，是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讲，学生课堂教学活动需要的满足远比纯粹的知识、技能的习得来得重要得多。
   
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设置很多问题情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有问有答，或讨论或交流，课堂“热闹非凡”，学生“兴趣盎然”，但检测学生实际掌握知识和形成能力的情况却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热热闹闹的背后缺少探究思考。在这一点上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科的特点和学生的探究本能和个性，把思维空间留给学生，把自学方法教给学生，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知识，发现和提出问题，自主分析和解决问题，变厌学为爱学，由爱学到乐学、会学、善学、巧学。
   
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可以给学生留空白，学生能够讲的留给学生讲，学生不能讲的教师讲，但不是教师把现成答案先和盘托出，而是让学生思考后讲，营造问题意识和探究氛围。在教学设计中改变以往以标题引领板块的做法，代之以问题引领板块，形成一堂课的问题链。问题设计是优化教学过程重要的一环。问题的作用是承上启下、激发思考、提高教学针对性、形成互动。
   
作业，学生可以做得少一点
   
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一直提倡要实现“愉悦教育、成功教育”，让学生得到生动活泼和谐的主动发展。但现实社会不乏存在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主要依据学生的考分，各种评优活动也只看重教师所教学生的升学率有多高，培养的“状元”有几个，使得教师间为学生的考分高低而展开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以至一些教师不顾教学的客观规律和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在如何争占学生的时间上你追我赶，广泛运用不科学的加班加点与题海战术，来实现所谓的“大面积丰收”。目前，中小学中出现的“教师越敬业，学生负担越重”的怪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的知识建构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保障。因为在学生面对一个新问题时，必然先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在有了一定的想法和努力方向之后，开始尝试用一些方法对该问题展开探索。只有经过知识建构的必要环节，所学的知识才会扎实，才会事半功倍。而这些必要环节是需要比“书面作业”花费更多时间的。所以教师在布置作业时要给学生留出充分的思考问题的时间，引导学生思考：今天学的这些知识之间有何联系？我的解题途径是否最佳？是否还有更好的解题途径？等等。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逐步养成反思的意识和习惯，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
   
评价，试卷可以出得容易一点
   
考试是教学质量过程管理的重要环节，一张合格的试卷，一次公平公正的考试，不仅能有效帮助教师了解教情与学情，诊断教学问题，监控教学质量，改进教学工作，而且能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
   
 对待试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的教师认为，试卷出得简单，平均分高，可以提高学生的信心，于是有了所谓的“信心考”；也有的教师认为试卷出得难，才能引起学生对本学科的重视，于是又有了所谓的“打击考”。其实，试卷的难易都可以提高学生的信心，也可以使学生丧失信心，都可以引起学生对本学科的重视，也可以使学生失去兴趣。关键在试卷是否科学，是否接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是否能充分体现教学目标和大纲的要求及所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同时具备信度、区分度和实用性。
   
诚然，学科成绩可以客观评价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程度，却不能显示其过程，显示其进步还是退步。这时，教师对成绩的态度决定了学生今后的学习去向，所以试卷分析课应上得有针对性，体现人性化就尤为重要，好的分析能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

作者：李汉云 上海市延安中学校长 文汇报 课堂教学中的“为”与“不为”

多年前，中国的高考要求考生撰写题为“如果记忆可以移植”的作文。如今，有关记忆的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比如加拿大的科学家就宣称他们找到了恢复人类记忆的方法。

多伦多西区医院的研究者在对一位50岁男子进行脑部手术时，偶然发现了能够解开记忆工作原理的机制。这项技术可能给面临记忆问题的人带来福音，也可能让世界丧失“遗忘”的快乐。

研究者大吃一惊

研究者进行该手术的最初目的是抑制肥胖病人的食欲。他们使用一种日益成熟的深部脑刺激技术，将电极置入病人的大脑，通过电流进行刺激。但是，这位病人在术后并没有减少食欲，而是经历了类似“第六感”的体验———能够回忆起30年前发生的事件的细节。多个测试显示，在电流刺激脑部后，他的学习能力也提高了。

研究者目前正在将此技术用于治疗老年性痴呆症患者的初步试验中。一旦成功，它可能为患衰退性病症的人带来希望。

领导研究的多伦多西区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安德烈·罗札诺教授称，已有三位病人接受了治疗，初步效果良好。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在对这位体重190公斤的病人进行手术后，肥胖治疗并没有成功。但是，当研究者鉴别位于与饥饿相关的视丘下部的食欲抑制点时，病人突然开始说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他说出了20岁左右时与朋友在公园里的经历，随着刺激的加剧，细节变得越来越生动。他认出了自己的女朋友……画面还是彩色的。”研究者在于30日出版的《神经学年报》上写道。

罗札诺29日说：“他的表现提高很快。当我们打开电流时，启动了他的记忆体电路并改善了学习能力。当我们增加电流的强度时，我们得到了不连续事件的自发性记忆。到了某一个强度，他进入（公园里的）画面。当强度进一步增加时，他获得了细节。但当电流停止时，记忆很快衰退。”

开发与记忆相关部分

这一发现让科学家感到吃惊的是，视丘下部通常不被认定为记忆所在地。最容易产生记忆的触点位于被称为“穹窿”的结构附近，该结构是在大脑边缘系携带信号的神经纤维束，与记忆和情感有关，紧挨着视丘下部。

罗札诺在深部脑刺激方面是一位全球权威专家。他在老年性痴呆症患者身上做了400次手术，开发出治疗忧郁症的技术并进行了28次手术。他认为，这种技术在刺激记忆上的发现有很广泛的意义。

“它让我们看到哪些大脑结构与记忆有关，给了我们以一种情绪紊乱上已经用过的干预工具,用于老年性痴呆症，可能对有记忆问题的人带来治疗福音。”罗札诺说。

研究者正在“第一阶段安全研究”中对六位老年性痴呆症病人进行测试。电极通过病人头骨下的电线连接，沿着颈部往下到被缝在胸部皮肤下的电池盒。起搏器发出持续的低水平电流，刺激大脑的同时不会被病人感觉到。

“这和用于治疗老年性痴呆症的设备一样。我们把电极放在视丘下部的同一区域，因为我们想看看是否能再现先前实验的结果。”罗札诺说。

来源：东方早报 不再遗忘  郑洁 2008-1-31 A17版

记前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刘炯朗教授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演讲，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网。

你曾经在数学里品读出诗歌的意蕴么？你曾经在诗歌中解读出数字的神秘么？一个是科学王国的宝剑，一个是文学殿堂的瑰宝；一个张扬着理性的威严，一个释放着感性的激情。面对如此遥不可及的数与诗，你的确很难想象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前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刘炯朗教授在前不久举行的“科技与人文”演讲系列中，趣味迭生地为我们揭开了“数里有诗，诗里有数”的奥秘。

数里有诗：诗歌是感性的数学

刘炯朗教授虽然满头银丝，但是跟年轻人一样，仍然对事物充满着新鲜的好奇，也正是源于这种对真妙的向往，让刘教授看出了数学背后的诗意。一开始，他用生活化的例子切入数学概念，在开场时就提出一个有趣问题：32块2*1大小的骨牌填充一块8*8格面积的棋盘，会有多少种可能？这就连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也碰到类似疑惑——为14个不规则形状的图案寻找排出一个正方形的几种可能而大伤脑筋。

离散数学中的“列举”理论在刘炯朗教授的思维中竟然和古典诗词摩擦出火花。你曾经读过康熙的《一字诗》么？“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竿头一只钩，一水一拍似一唱，一翁独钓一江秋”；你还曾读过徐志摩的《沪杭车中》么？“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这些诗人为我们“一一”点数出美好景致中的种种事物，这种细致的罗列与数学中的“列举”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刘教授饶有兴致地给我们吟起了唐代诗人翁宏的诗句，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形式整饬而音韵和谐。对联句，更是一种体现对仗工整，平仄协调的独特艺术形式。对联的特点是既要有“对”，又要有“联”。形式上成双成对，彼此相“对”；上下文的内容相互照应，紧密联系。而大家耳熟能详的“对称”则是数学矩阵、等量等公理中的重要概念。点、线、面之间的对称组合，就如同平仄、词性、词义之间的对仗关系，丝丝入扣。接着，刘教授信手拈来另一个对联“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中山归隐客隐归山中”，一下子把数学中的“对称”格式和诗歌中的“对仗”手法活灵活现地“对”起来了。

“如果你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中山归隐客隐归山中’这上下联各自倒转回来念，会是怎样一个句子呢？”刘教授引导着场下的观众玩起了文字魔术。结果，当观众一个字一个字念过去的时候，竟然发现自己被刘教授风趣地“耍”了。上下联，不论是顺着念，还是逆着读，都依然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句子。原来刘教授将“对称”法严格运用在了诗句的组织中，结果形成了语言艺术上的“回文”效果，这种回文修辞在英文中也常有发生，比如“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等等。

从第一排骨牌的倒下，我们知道了其余多米诺骨牌的结局——那就是全部倒下。从“一叶知一秋”、“一树一菩提”这些富有深意的诤言，我们知道了微小事物对大事件的通感和预知。数学上的感应，与诗歌中的感应，都让我们领略到了微观对宏观的折射力量。就像18世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在一首诗中所揭示的真理：“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这首诗的中文翻译或许很多人都熟悉：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刘教授在对这首诗境彻悟和感应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诠释：一沙窥尘世，一瓣证瑶台，双手持无量，刹那悟如来。

接着，刘教授又为观众演绎了数学中的递回公式与诗词“顶真格”的姻缘联系。递回公式中，序列的每一项被定义为前一项的函数，每相邻两项之间会存在重叠关系，如关系式dn=(n-1)dn-1+(n-1)dn-2。这种上递下接的艺术特色在“顶真格”修辞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还是脍炙人口的“柳色青，柳色青青春满城，满城风雨烟光送，风雨烟光送远行，远行君向归山路……”，这些相似的美感诉求，让我们不由得感叹头尾蝉联的“顶真”句式原来与递回公式中的形式美是同此相通。

诗里有数：数学是理性的诗歌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的这句经典名句，虽然哀婉幽怨，但是却激发了刘教授无穷的灵感，他想帮助女诗人解答出“愁”字到底深几许？刘教授引诗据典，给观众吟起了许多有关“愁”的诗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愁”能载舟；“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愁”能斛量；“与尔同消万古愁”——“愁”能亘古。刘炯朗教授用“列举”法证明了“愁”的份量完全可以用时间和空间来衡量。于是，折回到李清照的《声声慢》那“愁”字感发的源头——“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愁绪的来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刘教授在此灵机一动，因这了不得的“愁”字引申出了一个数学结论：2>1. 再看这首词的开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反复齐整的双声叠字运用，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了其愁愫的深重，那份量远远超越于一个“愁”字。于是，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2>1的数学结论也同样成立。

刘教授玩味了李清照的词之后，仍然意犹未尽，于是继续挑起了辛弃疾的词玩起来了更有趣的文字游戏。《丑奴儿》有一句经典诗句“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从偏旁结构而言，“秋”与“愁”这两字，前者正好是后者的一半。同时，结合诗义而言，就很自然地得出了1/2<1的结论。如此发散的思维和绝妙的联想，也只有像刘炯朗教授这样学识渊博的通达之人才能加以融会贯通了。

数与诗的对话

数学：我的任务就是在普遍结果与特殊问题之间，或者在一个概念和另一个看似毫无关联但是却有联系的概念之间“拉关系”。

诗歌：我的目的就是在月与花、春与秋这些实质的景物，和喜与悲、爱与恨、有序与无序等情绪心态之间“拉关系”，并编织成优美动人的诗篇。

刘教授在整场演讲中虽然运用了看似“无中生有”的方法，但是却向我们妙趣横生地揭示了数学与诗歌在“拉关系”中的美感。其实归根究底，数学家和诗人的追求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美，并将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并使之和谐。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曾经说过：“数学是一门很有意义、很重要的科学，它除了有应用性的方面，还有文学性的方面。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美的境界。而数学具有着诗歌的内在气质，达到一定境界后，我们也能体会和享受到数学之美。”

无论是形象思维，还是逻辑思维；无论是诗人眼中，还是数学家眼中，他们所关照的客观世界都是美好的，人类的精神世界也是美好的。美是数学与诗歌的共同标准，也是这场数与诗的对话中最高亢的音符。

来源：微软亚洲研究院 数与诗的后现代对话

收到科学时报社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发来的网上调查问卷:

科技主管机构及学术机构公众形象调查
科普创作调查

我们是科学时报社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为了解我国科普创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科研工作者参与科普创作的有关情况，我们安排了本次问卷调查。期待您在百忙之中参与此次问卷调查，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问卷中问到你否了解《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以前没注意，上网搜了来。

老实说，作为一位素食者，本书的基本立场——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会导致慢性疾病的发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最有利于健康，也最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对我来说并非什么“石破天惊”的新观念，不过是一些未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常识而已。美国的相关研究表明，素食者的营养知识和意识都要比肉食者明显高出许多。这再次印证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立场认识论”的观点：边缘人群往往比主流群体更有反思批判能力，看问题更加全面，因而观点往往也更加客观。然而，我仍然惊讶地发现，甚至连大多数素食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的许多理念，仍然是没有科学依据，仅仅体现了食品工业利益的迷思（myth）。

从1983到1989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等多家中外权威机构精诚合作，在中国24个省市区的69个县开展了三次关于膳食、生活方式和疾病死亡率的流行病学研究。这项研究荣获我国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纽约时报》称为“流行病学研究的巅峰之作”；然而它在国内的影响却并不很大。反而是在国外，不仅发表了几十篇广为引证的研究论文，而且还为许多国家的电视和平面媒体作为专题广泛报道。

该项研究的主要领导者T.柯林•坎贝尔教授，发表过350篇论文，荣获包括1998年美国癌症研究所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在内的无数奖励，是世界营养学界的最重要权威之一。《中国健康调查报告》就是他积一生营养学研究心得精心打造的科普杰作，出版之后好评如潮。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C•理查森教授称赞本书在营养学图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创始人及所长迪安•奥尼什教授称之为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营养学专著。

多少年来，动物蛋白意味着健康、强壮、进步乃至文明和希望，这一“迷思”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为不言自明、天经地义的常识。甚至有许多人将近代以来中国国势不振、文化衰退，全都归罪于中国人的饮食传统。基于大量确凿的科学事实，经过严谨的论证，本书得出了非常明确的结论：动物蛋白（包括甚至尤其是牛奶蛋白）能显著地增加癌症、心脏病、糖尿病、肾结石、骨质疏松症、高血压、多发性硬化病、白内障以及老年痴呆症的患病几率。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些疾病都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进行控制和治疗。中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饮食习惯，反而是更加“科学”，更加有利健康的。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当代中国饮食习惯日益西化的形势下，这一颠覆性的结论无疑是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

震惊之余，我们不仅要问：长期以来我们视为天经地义的饮食观念，多少人信誓旦旦地以科学的名义向我们灌输的那些信条，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错误的理念，疾病的祸首？“科学”的食谱怎么会如此不科学？难道过去的科学家和医生们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吗？为什么在十几年前在中国进行的研究结果，对我们的健康如此关系重大，我们自己却都不知道？究竟是谁或者什么机制在阻碍我们获得正确的信息？

坎贝尔在书中讲述了他是如何克服重重障碍才将这些珍贵的真理向大众传播的。他指出：“整个社会体系，政府、科学界、医疗界、工业界、媒体都将利益置于健康之上”，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会非常默契地合作，试图将真相隐藏起来。我们不能对学界过份相信，因为今天世界各国艳称的产学研一体化，往往导致共谋分赃。“经过无数艰难的考验，我对学界内部有这样的阻力的原因有了一个更深的体会。科学家得到的这些资助都是由像米德•约翰逊营养学实验室、LEDERLE实验室、BIOSERVE生物工程公司以及以前的宝洁公司，还有达能营养中心提供的。这些都是食品工业和药物工业的衍生机构，他们代表的是科学界和产业界的一种畸形的联姻。你能相信这些所谓'科学界的朋友’，真正致力于追求科学的真相，而不管结论对他们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吗？”

医学教育与药品公司长期以来一直狼狈为奸。医学院的学生、住院医生长期受到药品行业和医药代表的影响，对药物和设备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了必要。年轻的医生学到的理念是对于每一种疾病都有一种合适的药物。医生越来越习惯于从制药企业接受各种礼物和帮助，而制药工业则利用这样的小恩小惠来影响医生们的继续医学教育。整个医学学术界心甘情愿地沦为了工业界的前沿阵地，将研究重点放在药物和医疗设备的研究开发上。相比之下，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研究，很难得到资助。正是这一原因，像基因工程、心脏移植手术这样引起轰动而又花费巨大的治疗手段，工业界因有利可图就会大力支持，而营养学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关注。无怪乎，像约翰•麦肯道格尔、埃塞尔斯汀这样通过教给病人正确的生活方式，控制膳食，不用手术就能成功地治疗心脏病的大夫，会受到医学界的排挤。

因此，我们对于医生的建议也要分析，不能迷信。“你不应该先入为主地认为，医生比你的邻居或同事有更多的营养学知识，对食物与健康的关系懂得更多。现实情况是，医生并没有接受多少营养学培训，他们向体重超重的糖尿病患者建议多摄入牛奶或是含糖的奶昔作为正餐替代品。也正是这些医生，向那些想减轻体重的患者建议摄入高比例的肉制品和奶制品。也正是这样的医生，向骨质疏松症患者建议摄入更多牛奶。医生对营养学的无知给病人带来的恶果实际上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至于工业界，他们为了商业利益，将营养的“科学”变成了商业营销的业务。他们不仅不顾公众的健康，而过度夸大宣传其产品的营养价值，掩盖其副作用，甚至于会派间谍密切监视相关科学研究人员的一举一动，针对任何不利于其产品营销的科学研究成果，及时组织对抗性的宣传。他们毫无顾忌地收买科学家，以学术争论的形式掩盖其商业推销真面目，破坏科学界的诚信原则。

近代科学技术和医学的高速发展，不仅在社会运作层次上和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极端产业化紧密相联，而且在自然观层次上表现为对自然的全面征服和控制，在方法论上表现为还原论的大行其道。而《中国健康调查报告》所揭示的真相，不仅因推崇简朴自然的消费观念而受到鼓励消费的资本主义产业的封锁，而且因提倡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整体综合的研究方法，而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因而受到打压。

在有关蛋白质的问题上，存在着太多的文化偏见和神秘观点。人们往往将蛋白质等同于肉食，等同于健康、强壮、甚至是先进文明。近代文明中将自然界的食物链与人类社会中的权势、地位与健康简单等同起来，所以植物蛋白往往被认为是低等的。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所谓低品质的植物蛋白，尽管用于合成新蛋白质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很稳定，这种蛋白才是最健康的蛋白，也是身体最需要的蛋白。和动物来源的蛋白质相比，植物蛋白缓慢，但是能稳定地赢得'健康比赛’的胜利。”

在营养学的问题上，还原论的思路是错误认识占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说，公众对膳食与营养缺乏清晰的认识，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某些科学家仅仅强调细节，而不谈整体。科学家总是花大量时间去分析某个单独的营养素的作用，例如维生素A是否能预防癌症，或者维生素E是否能够预防心脏病，因此他们总是通过高度抽象化或简单化的分析总结出结论。这种做法实际上低估了自然本身的复杂性。我们总是研究食物中极小的生物化学部分，试图从中得到广泛适用的结论，这就导致了研究结果的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导致科学家和决策者无所适从，并进而导致了公众的困惑、不安和无所适从。”

长期以来，现代科学与历史进步的观念把臂而行。人们总是相信，科学在进步，现代的观念意味着更加准确、真理和理性的发展，古老的信念意味着迷信、教条和可悲的谬误。然而，坎贝尔教授通过研究相关历史，惊讶地发现，在有关膳食与健康关系的观念上，历史更像是轮回而非进步，许多情况下历史是在退步的。当代耗费1亿美元的“护士健康调查”项目，最后被证明对于预防乳腺癌没有任何帮助。而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塞涅卡早就在批评肉食的危害，其主要思路与今天的认识并无二致。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把膳食作为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主要方式。一方面癌症等现代富贵病肆虐流行，另一方面大批关于膳食与癌症等疾病关系的研究著作却尘封在图书馆中，无人问津。新潮的思想未必比得上传统的智慧。

如此看来，《中国健康调查报告》不仅仅传播了医学和营养学的新知识，它还警示我们，只有挣脱当代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只有始终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科学与工业以及其他当代社会的统治势力的共谋，只有我们真正以理性来尊重一切传统智慧，以毫无偏见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各民族的多元文化，真相才不会被以科学的名义所蒙蔽。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 蒋劲松　为何真相竟如此难得？——读《中国健康调查报告》

又记（2008-01-27）：周末读完了这本36万字的《中国健康调查报告》。看到胡因梦的BLOG引了本书的部分内容，反映了作者的主要观点。我更大的感受是：作者作为一个科学家那种严谨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态度，令人信服。他的许多思考基于复杂系统、协同论，又最终还原于世界简单的本原，与我因长期中医工作对问题认识的方法产生本质上的契合和认同。

《字里藏医》，徐文兵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下面的内容选自该书自序。

我是在把中医的术语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发现自己不识字的。

比如“疼痛”简单翻译成pain就行了。那么单拿出来“疼”或“痛”又该如何翻译呢？毕竟在古文中，这两个字经常单独出现！疼和痛有什么区别呢？只好去查字典、翻古书、学训诂，到头来反而搞得一头雾水，敢情有的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有的耍起了太极，搞什么互训，疼者痛也，痛者疼也！翻译中碰到的类似的词汇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在翻译中碰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中医的字词、概念找不到英文对应词汇。比如说“气”字，现在都翻译成energy。可是外国人把石油、能源叫做energy，而中医把汽油燃烧时的状态，放射出的光、热、动力叫做“气”，这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再比如说“神”，英文教科书都翻译成mind。确切地说mind是中医“意”的意思，翻译成思想也不为过。“意”是出生以后后天形成的。跟与生俱来、终生不变的“神”有着本质的不同。把神翻译成spirit、soul可能更合适一些，但也只能是勉强接近，因为中文的神还有天神、造物主的意思，翻译成god更合适。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也就是天神、人神本为一体，所以用一个字表述，人神也就可以翻译成mini god。更不用说“魂魄”这些词，就更无法翻译了，只能让外国人作为外来语去接受，去学习。

更有代表性的是“五脏六腑”的翻译，简直就是鸡同鸭讲。中医藏象学说讲的五脏六腑，指的是活体在心神控制指挥下的系统功能状态，外国人理解的是解剖死尸肉眼可见的局部形体。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把脏腑名称对应翻译过去，只能出笑话。看不见摸不着的“三焦”怎么翻译？

很多断了脊梁的中国人整天叫嚷让中国的一切跟外国接轨。唯独中医是个例外，只能让外国人来和中国古人接轨，而不是我们歪曲古意，削足适履，委曲求全去逢迎别人。这样做丧失了人格，替祖宗丢人，也就丧失了中医的精髓。

造成这种歪批胡翻的根源，也是我们自己对古文的不识、不解造成的。身为中国人对很多汉字认得、写得、读得，可是深究其意，却发现自己根本不识得。

很多人都自豪地说起，世界上四大古国埃及、希腊、印度和中国，只有中华文明不曾中断，延续至今。说这些话的人不过是在意淫，他们根本无视蒙元、满清对汉文明的摧残，把中国从先进的封建社会又拖回到了半封建、半奴隶社会。大兴文字狱，冤杀了无数志士豪杰。篡改删节古书，培养出了一大批奴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殖民地，西方列强以及其豢养的走狗对中华文明极度贬斥和破坏，无论是从日本的海归汪精卫、鲁迅，苏俄的海归王明、博古，还是美国的海归胡适，都成为欺师灭祖的急先锋。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帮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有人曾经说：汉语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所以就有了建国后的三次汉字简化运动，第三次简化虽然不了了之，但是两次简化运动足以使文明断代，文化割裂。

中医的“医”字，按繁体的写法，“医”形象地描述了患者中箭以后，用酒消毒、麻醉，用镊子、剪子手术的抢救过程。而“毉”字则明确指出只有巫才有资格做医生。可是变成简化字以后，只剩下了“医”，矢在肉中的意思。怪不得现在中国的医生、医院这么痛苦。

针灸腧穴中肾经的原穴叫做太溪，我一直搞不明白什么叫“一条大的小河”，后来查阅繁体字的古书，才知道溪是“谿”的简化字，而“谿”是山谷的意思，比谷略浅略窄。《内经》上说“肉之大会名曰谷，肉之小会名曰谿。”说的在肌肉接近的地方气象。合谷穴肌肉丰厚隆盛，故曰谷。太谿在脚踝内侧，肌肉浅薄，故名谿。这跟溪水毫无瓜葛，按简化字学中医，岂不误事？

汉字并不是死文字，几千年来也在发展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就是汉字“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丧失了这个特性，汉字也就失去了魂魄，中国人也就不会再有天赋的形象和抽象思维，那索性把汉字变成朝鲜文、片假名、拉丁文、英文得了。

我们都学过法国都德写的《最后一课》，那种热爱祖国文字，崇拜祖国文化的高贵精神感动过无数的法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以色列在复国以后在应付战争、恢复经济的艰难时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把犹太人的母语，已经死亡了几千年的希伯来文恢复了。其实每个犹太人都会一门甚至多门外语，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就是一个民族尊严、自我认同的问题。

反观中国欺师灭祖的败类，迎合外国主子的汉奸，做得都是破坏中华文明、割裂祖国文化的绝事，而且这些人还在中国活跃着。我的母校请启功先生题写校名，镶嵌在汉白玉上贴在校门上。后来来了什么汉字工作委员会，说我们违反文字法，勒令学校摘除。如果此事发生在日伪统治期间，尚可理解。发生在今天，简直令人发指。

五四运动后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对中华文明的又一重大摧残。本来言简意赅的汉字，被啰里啰唆的叠加起来使用。似乎表述清楚了，结果却是离题万里。我们教婴儿幼儿说话的时候，才会把一个字就能表述清楚的事物，用两个字代替。比如把鞋叫“鞋鞋”、“板板”，狗叫“狗狗”。有谁见过孩子长大了还这么说话，如此思维？白话文运动其实就是回归幼稚。

结果无论是说话、写作，人们不再用字，而是开始使用大量由近义字组成的词。闹来闹去把近义字、反义字搞成了同义字。结果搞得词不达意、古今歧义，文化的断裂也由此加速。

比如今天人们常说我很穷，其实他的意思是我没钱，我很贫。在古代“穷”是走投无路的意思，比如“山穷水尽”、“穷途末路”。当现代人把“穷”当“贫”习以为常，反过来阅读古文就开始闹笑话，以自己浅薄粗鄙的思想去揣测古人。古人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成语有“人穷志短”。有人就把“穷”翻译或理解成没钱。这种文明岂不是断代？

再说“贫”字，本是没有财货的意思，可是北京人把爱说话、话多的人叫做贫嘴。一多一少为何扯在了一起？根源在于贫贱两个字经常连用，慢慢地人们就把贱与贫等同起来。贫嘴的意思就是贱嘴，白给的，不尊贵。

比如“舍”和“得”本来是反义词，现在人说舍得、不舍得，结果是把反义词舍得合并，成了“舍”的意思。类似的还有“辅佐”，“辅”是支持，“佐”是反对。为人臣既要逢迎，也要诤谏，可是现在反义词“辅佐”完全变成了支持，慢慢地人们把“佐”也当成了支持。平常人们烹调用的“佐料”，意思就是与食物性味相反的调料。

古人说“凯旋”就是胜利归来，现在人非要在“凯旋”后面加个“归来”。古人讲“精神”是“积精”、“全神”两个意思，现在人说“精神”就是一个“神”的意思，无神论者还把这个“神”解释成意志和理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说中华文明没有断裂，我看是夸大其词。从最基本的文字上就反映出的古今差异，实在是令人汗颜。

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100个成年人里面有90个知道中国的英文是China，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知道“china”是瓷器的意思。但是有90个不知道中国为什么叫“中”，不知道“华”是什么意思。我做过很多调查，比率基本如此。殖民地的文化、心理、精神影响令人恐怖。

古今文明的断裂，从汉字开始。现代人用浅薄、粗鄙的思维去理解、解释古人深奥的智慧，这样下去，国还在，文明已经消亡了。殖民地的经济特点就是输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买回昂贵的成品和无形的品牌价值和所谓的知识产权。殖民地的政治特点就是被外国主子及其代理人统治，放弃本民族的尊严，接受外来的思想、价值观。殖民地的文化特点就是全盘接受外来的语言、文字，否定和贬斥民族的传统。中国人制作的裤子、鞋子，贴上了外国牌子价格就翻了数倍，因为人家已经让你自卑得不行。垃圾食品挂上美国的幌子就让人趋之若鹜，道理也是一样。现在还有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打着科学的幌子，继续摧残中医和中国文化，也有不少骨子里犯贱、自卑到了极点的人跟着吆喝。

作为中医大夫，我的工作是恢复、唤醒人的自愈能力。作为中医老师，我的任务是对外输出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对内恢复和唤醒国人的自信和自尊。
中医学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的结晶，其传承于世，主要靠师徒间的耳提面命、口传心授。其次靠着录于文字的经典著作。后辈晚辈若无福缘得到明师的点拨去悟道，那就就只能靠读书来学习、理解、掌握古人的思想。

本来就有词不达意一说，经过语言文字表达的思想，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因为意在言外的东西很多。且不说古人的书简、文章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讹、散佚、颠倒，单是文字本身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产生演变，就会导致很多古今字义、词义明显的不同。这就使我们想通过读书来掌握古人精神智慧变得很艰难。

艰难也没办法，翻译英文，那就偷懒不得，确确实实地要求落实词义。只能从识字、明义、会意、悟道几个基本步骤去愚公移山。笨人用笨办法。我基本上是从与中医有关、似是而非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入手，辨析字义、词义。我不喜欢腐儒的寻章摘句、罗列资料、毫无主见的训诂方法，而是为了临床教学实用，独立思考、辨析，选择我认为对的解释。

去年我的文章起名《咬文嚼字》，在《中国医药报》连载。这要感谢金亮小师妹温柔的督促，使我这个天性懒散的人一周交一次作业，一年下来集腋成裘，竟有50篇。由思考落实到文字的过程中，又使我灵感凸现，明白了很多字的意思。在报纸上发表限于篇幅，未能尽意。今年我又修改、润色、翻译，增加了篇幅，使得文章更通俗易懂。感谢王倩引见了北京立品图书，同气相求，也就有了此书的出版。

中医启蒙由认识汉字开始，中华文明的复兴从振兴中医开始。信此言不为过，愿就教于有道者！

来源：懂一点中医：从识字开始

作者：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 
 
近年来中医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强烈的冲击，尤其是何祚庥院士近日还在继续炮轰中医：“中医90%是糟粕,10%是精华!”造成了中医界乃至社会各界对中医学的科学性问题产生了怀疑，年轻中医信心不足，老中医忧心忡忡。我认为当今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突破固有思维方式的框框，突破西方科学文化的包围圈，走出生命认知误区，理清中医发展思路。

误区1：只有搞清楚物质结构才能揭示生命的秘密，中医药学应加强“实质”研究。

思路：突破物质决定论、基因决定论，重视关系实在，重视功能作用，走功能关系与物质结构并重的发展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科学在于通过探索事物的物质结构以揭示事物的规律。先不说“科学”的各种定义，仅就16～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之后的“科学”而言，它必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也就是具有客观性、定量化、可重复性。

受这种思路的影响，多年来中医科研课题主要关注于寻找中医药学的“物质基础”上，如各种“实质”研究———五脏的实质研究、经络的实质研究、证的实质研究，还有中药的有效成分研究，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中医药学无论是名词术语还是临床方法，都很难找到“物质基础”。于是陷入了一个悖论：那就是以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既能证实中医概念的科学性，又能证实中医概念的非科学性。从而陷入中医科学研究二律背反的学术怪圈。

让我们关注一下现代前沿哲学和科学进展，也许可以受到启发。目前哲学界出现了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的学派，科学界也出现了非基因决定论：即在特定的生理过程中存在着基因与环境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基因的表达可因环境变化发生构像变化，基因的同样序列可能在不同条件下合成不同蛋白质。

中医从一开始就不是探讨物质结构的科学，它走的是功能、关系的路子。中医对人体生命的认识可分为三个层面：“形”“气”“神”。“形”就是形体，就是《黄帝内经》中所讲的“解剖”，这是有物质基础的。“气”的层面就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是一种功能关系。“神”的层面包括“心神”“神明”，是无形的，与人的潜意识有关。这三个层面中，中医最重视“气”与“神”，最轻视“形”。这和西医恰恰相反。在“气”和“神”的层面是难以找到物质结构的，但它恰恰是中医的精华，是中医的特色。所以中医要发展，千万不能丢掉这些精华。

误区2：只有找到共性的、客观的规律才能揭示生命的秘密，中医临床很多不可重复，主观性、随机性太强。

思路：突破对抗性治疗束缚，重视调节自愈治疗，重视个性化治疗，重视不同学说流派，走调节自愈、个性与共性并重的发展之路。

很多人认为：中医临床主观性、随机性太强。不同的医生能开出不同的处方，具有不可重复性，个性化太强，很难客观化、标准化。因而要用现代科学的要求，寻找其共性规律，要开展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研究。有人甚至认为中医的偏方，甚至是中医的药方，治疗的是个案，不具普遍性。科学研究的是普遍规律、一般和共性，所以得出中医不科学的结论。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懂科学哲学的表现。所谓共性与个性是一对矛盾，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又受共性的制约，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我把共性与个性比喻成一棵树，共性是整棵树，个性好比树叶、树枝。每片树叶、每根树枝都反映整体的信息。共性是重要的，但个性是基础，同样重要。因为人的认识过程总是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

与西医对抗性治疗思维不同，中医主要是调和性治疗思维。西医的治疗目的是杀灭病毒、病菌，中医则是激发、调动人体自我修复、自我治愈、自我调节的能力。杀灭、对抗需要的是“硬实力”，是物质实体，这种力量和物质实体———药物当然是相同的、共性的。而调节、自愈需要的是“软实力”，是功能关系，所以可以用多种方法，比如针灸、砭石、汤药、导引，药物当中，不同的辨证思路，往往开出不同的处方，但却能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取得相同的疗效。这是因为都能达到激发人体自愈能力的目的。

从哲学上来讲，中医崇尚个性，但也不放弃对共性的探求。活血化瘀治则的推出成就了异病同治的辉煌，中医、西医不同专业的人士各展其能，多种疾病的治疗有突破之举。一大批此类新药的研制成就了中国很多有竞争力的企业。另外，中医之受青睐还在于中药的天然性，这对那些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尤其重要。

误区3：只有提高中医的医疗技术，才能促进中医的发展，伦理道德与医疗技术相比是次要的，中医人文色彩太重，应当予以抛弃。

思路：加强中医经典学习，加强人文道德教育，限制中医使用西医，走以德为先，德术并重、人文与科学并重的发展之路。

重视中医的临床实践，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不少人认为中医医疗技术手段简单，疗效慢，效益差，于是大量采用西医诊疗技术，中医本身的诊疗水平则逐步下降。

不少医院在重视西医诊疗技术的同时，忽视中医人文精神、忽视伦理道德修养。中医德术并重、德业双修的优秀传统被轻视、被遗失。

有不少人指出：中医学之所以不科学，就是因为中医经典以及中医临床中混杂了人文的东西，要实现中医的科学化、现代化，必须把这一些人文的东西剥离掉、扬弃掉。这真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中医的人文和科学内容是有机组合在一起的，怎么能剥离得开呢？假使真的剥离开了，把那些符合科学———形态学的东西留下来了，那是什么？充其量不过是最粗浅的医学———西医学的初级阶段罢了！

再来看德与术的关系。德以术显，术以德彰。德术并重、以德为先，是中医一大特色。综观历代大医，无不具有利民悯世的情怀与美德。以“德”促“术”，通过提高中医药工作者医德水平，使中医药工作者能够自发地产生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对患者之病痛犹如己生，这样无形中能够促使中医药人员认真钻研业务，努力提高临床水平，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从而造福人民。

大凡医技高超之人，多医德高尚，思想深邃，为人谦和、宁静，与人交往仁慈友爱，言语诚实可靠，待患者如亲朋善友，深受患者敬重、信赖，其人格魅力也令人感动。而那些医德高尚的医家，基本上都是医技高超的人。因为他们急患者之所急，痛患者之所痛，总在想方设法提高医疗技术。中医医德是中医学能够健康发展并得以流传至今的重要保障，我们每一个医务工作者都应该继承下去，自觉修养，努力成为一个德术并重的人。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走出中医认知的泥沼

“中国与诺贝尔奖之间并不遥远，也不缺什么，缺的只是时间，而这个（中国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时间已不会太长。”日前，诺贝尔化学奖评委、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瑞典皇家工程学院院士斯文·李丹在浙江大学埃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演讲时说了这番话。
   
日前，瑞典诺贝尔奖评委代表团访问浙江大学，瑞典高等教育署署长、瑞典皇家工程学院教授、瑞典皇家工程学院院士安德斯·佛罗德斯特伦，诺贝尔物理奖评委、瑞典皇家工程学院教授、瑞典皇家工程学院院士伯尔杰·约翰森从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手中接过了浙江大学客座教授的聘书，正式加盟浙大。随后，杨卫与瑞典科学家一起为这一新成立的埃科学研究中心揭牌。此前，斯文·李丹已经加盟浙江大学。三位瑞典科学家从今年起将在浙大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瑞典驻上海总领事Lars Andreasson出席了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后，三位科学家为浙江大学学子带来了一场头脑风暴式的学术盛宴。
   
全球化学位机制
   
今后大学将如何发展？瑞典高等教育署署长安德斯·佛罗德斯特伦在演讲中提出了New Universtity的概念。他提出，今后的大学势必是综合性的。所谓综合性，除了学科门类多，学科之间出现广泛的交叉外，知识、技能和个性化发展是优秀高校和优秀大学生的基本要素。在对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等地高中生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年轻一代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具有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合作的特性，更依赖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因此，无需多久，一个全球化的学位机制将会出现，比如在浙江大学获得的学位，能够得到全世界所有大学的承认。这种新机制的出现势必加剧大学间的竞争，这就意味着一所大学如果不够好，学生就会转到其他大学，甚至国外的大学去就读。New Universtity保持了自由探索的优秀传统，更具独立性，完全自由运作，大学与政府间是一种合同式的联系。
   
安德斯表示，在知识创新的时代，学生能力的体现不仅是回答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在网络时代，找到答案已经十分容易，但提出问题却不容易。
   
另一只眼看诺奖
   
此次来访的其中两位教授具有非常特殊的身份，伯尔杰·约翰森与斯文·李丹分别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他们向中国的大学生介绍了诺贝尔的生平及诺贝尔奖的产生，以及诺贝尔奖的评奖机制。
   
所有的诺贝尔奖评委都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或工程学院，委员会由5人组成，每人可连任3届（3年一届）。让人信服的是，物理、化学等学科发展过程中重大成果的发现者几乎都获了诺贝尔奖。100多年来，诺贝尔奖得主产生地的地理分布揭示了科学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早期的主要获奖国家是在欧洲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二战后，美国逐渐呈上升趋势。上个世纪90年代起，亚洲国家开始得奖。随着经济的发展，亚洲国家变得日益强大，今后，估计会有更多的诺贝尔奖在亚洲产生。两位评委表示，地域和国籍从来不是我们诺贝尔奖评委考虑的因素。科学家有国界，但科学的发展没有边界。有些国家会采取一些技术保护的手段，但他们最终会孤立自己。所以必须从政府层面来保证科学的自由与交流。两位诺奖评委表示，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大学教育已经走上了上坡路，大量出国的留学生已经学成回国，诺贝尔奖的学术氛围已经具备，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已经不缺什么，缺的只是时间，而且，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
   
斯文·李丹表示，随着科学的发展，诺贝尔奖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三个关键词始终不会变，这就是新领域、新境界、新思维。这三个关键词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推动科学的发展。
   
来源：文汇报 用“三个关键词”改变思维方式（文汇报驻浙记者 万润龙  通讯员  单泠  周炜）

说到写BLOG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写BLOG的过程可以对知识进行整理，但我一直认为，写BLOG并不是一个系统化归整的过程，因为归整知识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些工具实现。

但是写作的过程确确实实让知识变成了“自我”的一部分。当然这个过程可以是几天，也可能是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在这些过程中，知识慢慢积累、渗透、内化，逐渐成为自己行动的某种方式。。。

教育归根结底是培养习惯，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形成品质，品质决定命运。

1、记忆习惯。一分钟记忆，把记忆和时间联系起来，这里还含有注意的习惯。一分钟写多少字，读多少字，记多少字，时间明确的时候，注意力一定好。学生的智力，注意力是最关键的。一定把学习任务和时间联系起来，通过一分钟注意、记忆来培养学习习惯。

2、演讲习惯。让学生会整理、表达自己的思想，演讲是现代人应该具有的能力。

3、读的习惯。读中外名著或伟人传记，与高层次的思想对话，每天读一、两分钟，有好处，学生那个年龄可塑性大，伟人的感染力、教育力，远远超过咱们这些当老师的，学生与大师为伍、与伟人为伍的时候，很多教育尽在不言中，一旦形成习惯，学生会终生受益。

4、写的习惯。写日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通过日记可以看出一个老师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思想，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品质，看日记能看出老师的水平，更能看出学生的水平，一分钟、三五十个字，坚持住、写下去，这就是决心。我二十年不批改学生作业，但我说一句话管二十年，就是每天一篇日记。

5、定计划的习惯。凡事预则利、不预则废。后进生毛病都出在计划性不强，让人家推着走，而优秀的学生长处就在于明白自己想要干什么。所以，我们就要培养同学们定计划的习惯。

6、预习习惯。请老师们把讲的时间让出一部分，还给学生，学生自己去看一看，想一想，预习预习。在实验中学时我就要求老师讲课别超过20分钟。昨天发给大家的材料-江苏洋思中学，“只讲四分钟”，后进生明显进步，秘诀就是预习、自己学的习惯。反之，不让学生自己学，最简单的事都要等着老师告诉他，这样难以培养出好学生。我从1979年开始，开学第一天就期末考试，把新教材的期末试题发给大家。这样做就是要学生会预习。让学生自己学进去，感受学习的快乐、探索的快乐、增长能力的快乐。所以请各位老师一定要培养学生预习的习惯。

7、适应老师的习惯。一个学生同时面对各学科教师，长短不齐、在所难免。一方面我们努力采取措施提高老师的能力水平，适应学生；一方面不能马上把所有的老师都提高到一个适应学生要求的地步。所以学生也要适应老师，从现在适应老师，长大了适应社会。不会稍不如意就埋怨环境。不同层次的老师，学生用不同的方式，眼睛向内、提高自我的方式去适应，与老师共同进步。

8、大事做不来，小事赶快做的习惯。这也是非常要紧的一个习惯。我抓学生习惯基本就这么抓。尖子学生做尖子的事，后进学生别盲目攀比。大的目标够不到，赶快定小的目标。难题做不了，挑适合你的容易做的题去做。人生最可怕的就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肯做，高不能成，低不肯就，上得去、下不来，富得起、穷不起。所以要让我们的学生永不言败。

9、自己留作业的习惯。老师留的作业不一定同时适应所有的学生，如果都要求去做，就是反教育。老师要和学生商量，让学生做到脚踏实地、学有所得，市教委规定对学生实行量化作业，它的落实，一靠检查，二靠老师良心，老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只有常规量的学生可以接受，学生才能适应教育。浙江书生中学就特别强调这点。

10、整理错题集的习惯。每次考试之后，90多分的、50多分的、30多分的学生，如何整理错题？扔掉的分数就不要了，这次30分，下次40分，这就是伟大的成绩。找到可以接受的类型题、同等程度的知识点研究一下提高的办法。整理错题集是很多学生公认的好习惯。

11、出考试题的习惯。学生应该觉得考试不神秘。高中学生应该会出高考试题，初中学生会出中考试题。

12、筛选资料、总结的习惯。学生要会根据自己实际，选择学习资料。
　　
十二个习惯，不要求齐头并进，各学校要有自己的特点，让老师以教书为乐，让学生以学习为快乐。这快乐要建立在养成这些良好习惯的基础上。只有师生都成了学习、教育的主人的时候，教书这份工作才能真正成为乐园，才能使“学习、工作、尽责、助人是享受”成为现实，使我们短暂的人生充满快乐。祝大家在尽到生存责任的同时，更多地享受到育人的快乐。

来源：十二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魏书生

今天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缺乏教育理想、大学被金钱和权力支配、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础理论尤其是文科基础理论研究萎缩、基本没有道德和修身教育、分数贬值、师生之间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没有交流、科研产生大堆的文字垃圾，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
   
梅贻琦对古“大学之道”的精辟理解
   
据说是日本人最先用“大学”来翻译西方的university，但这个翻译的确很妙。倒不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有“大学”这一说，《大戴礼记·保傅篇》上就有“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的说法；更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即《大学》开篇的那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学记》上还有对“大学之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但按照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的解释，这两段对“大学之道”的解释并不相互抵牾：“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这的确是对古“大学之道”的精辟理解。
   
不过梅先生并不将它仅仅理解为与现代大学无关，或最多间接有关的古之大学之道，而是认为它也表达了现代大学之道，或者说，现代大学的实质精神。这与近代以来动辄用洪堡、纽曼或其他西人的大学理念来理解大学的流行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梅先生认为：“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大学各系科学术的传授和研究，固然可以格物致知功夫目之，课程以外的学校生活，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也对学生格致诚正的心理生活不无裨益。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设置，学生课外的社团活动，以及教师以公民资格参与社会的种种活动，学生的实习，树立一种风气等等，都对学生将来离开学校，贡献于社会有所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而，梅先生又不得不承认，现代大学的实践与此大学之道是有距离的。例如，明明德讲的修己功夫中之所谓“己”，是一个整全的人格，至少包括知、情、志三个方面。但今日大学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有知这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更何况今日大学教学，“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不得二三”。这样，要学生左右逢源，深造自得，几无可能。此仅就知识教育而言。人格教育方面几乎全付阙如。
   
由于只重知识和技术传授，学校也基本不要求教师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尽力。更何况今日之教师本身也是只重知识传授的现代教育的产物，能孜孜以求于专业知识已属不易，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对此辈而言是谈不到了。此外，“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于不相谋面……。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繤远哉！”今日在大学教书者，有谁能说这不是今日大学师生关系、教学关系之真实写照？稍有不同的是，教学关系是买卖关系在今日大学几乎已成“共识”。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修养是最基本的部分
   
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学生自身修养是最基本的部分，《大学》八目，此占其五。但却是“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其原因在梅先生看来有三。一是“五闲暇故”。学生学业繁重，上课太忙。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此说一点不错，但当今学子未必都无闲暇，只是很少有人还把修身当回事，这恐怕是梅先生想不到的。
   
修身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独”。“独”是“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距离，适当之分寸”，这样才能独立特行，力排众议。但今日学子往往扎堆抱团，拉帮结伙，故“每多随波逐流（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大学》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是谈不上了。修身在现代大学教育中付诸阙如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师友关系已如上述。“友”之一道，于今只是“寒暄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已”，更何况尚友古人哉？此不独一般人要与时俱进，“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学子很少能理解什么叫“如对古人”。
   
现代大学在明明德一方面少有建树，在新民方面也乏善可陈。因为明德功夫为新民功夫最根本之准备，前者的缺乏，不能不影响后者。但还不止此。现代大学新民方面之失，还在它只是培养专才，而不是通才。但“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外，大学传授的社会科学知识也有问题，“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合国情民性”。这样，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也就是文凭而已。大学若要有新民之效，还要有学术自由。梅先生用宋儒胡瑗的话“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来解释“学术自由”。但他认为“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不是荡放。因为“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在他那里，学术自由归根结底还是隶属于大学之道。
   
现代大学的实践与大学之道相去甚远
   
尽管作为当时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清醒地看到了现代大学的实践与大学之道相去甚远，但他认为这是“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此话或有可商。现代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创制并不是按照什么人的理想观念产生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先有大学的理念，才有大学。而是相反，先有大学，然后思想家们针对大学的种种问题提出他们的大学理念，以期校正或将其纳入理想的轨道。例如，洪堡的大学理念就是针对当时流行的大学范式，即启蒙时代和专制制度按照国家和社会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设计和建立的大学。同时又是针对英国和法国大学的不足提出的。英国大学在教会的管理下原则上还不承认科学自由，而法国大学则受国家的指导和控制。洪堡自己创办的大学虽一开始尚能贯彻他的理念，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不能不与他的理念渐行渐远。
   
这是因为，现代大学虽然是从中世纪大学发展而来，却基本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不能不服从现代性的种种意识形态要求和制度要求。关于这一点韦伯倒是看得很清楚。在《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演讲中，他反对崇拜人格，认为只有专心科学工作的人才有人格。人格原则一度是大学通过科学进行教育（教化）的基础，但在韦伯那里却被“客观性”所取代。他明确排除在科学中通过教育实现人格。现代科学只是西方“理性化过程”、即我们的世界通过科学和科学定向的技术在思想上理性化构成的一小部分，它只有在它的进展中才有意义，它参与了世界的“去魅化”，它把存在的东西归结为没有内在意义和规范力量的纯粹事实。这种科学因此也没有意义和价值取向，它不可能是洪堡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化。因此，把一切教化的因素从科学教育（其实是科学知识传授）中排除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机构，大学必须服从经济发展和资本增值的逻辑。这种逻辑要求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越来越密切与资本和权力结合在一起。要求大学教育越来越以符合资本的要求为准绳，否则它将无法生存。在这种历史的总趋势下，受教育者上大学决不会抱着明明德和新民的目的；以教育谋生者（教师）也不会以此而教。教与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谋生吃饭。纵有像梅校长这样对“大学之道”深有体认、且掌握一定将之实践的权力者，对之也无可如何。眼下许多人热衷谈“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似乎它们没有任何今天教育的弊病，这实在是将它们的过去美化甚至变成神话了。无论是“过去的大学”还是“过去的中学”，都从未能贯彻“大学之道”。不但梅先生的《大学一解》可以作证，潘光旦先生也可以作证。潘先生在1936年写道：“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潘光旦：《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受教者和施教者，他们二位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观察应该是可信的。这并不是否认当时的确有不少教育家和教师力图实践传统的教育理念；但中国现代教育依然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惯性在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化和制造神话不但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反而会使我们看不到深层次的问题之所在。
   
全球大学的“流行病”
   
今天关心教育问题的人中，除了言必称“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外，还有些人言必称美国的大学。似乎中国教育的问题只是“地方病”，在美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人中也许还有人会认为，梅先生虽也曾负笈美国，以传统的“大学之道”来解大学未免冬烘。可美国人一度主流的教育理念似乎并不与之相悖。1945年，哈佛大学的一批教授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长达267页、题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的报告，研究整个美国教育制度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避免重蹈历史上曾经的文明被毁灭的覆辙。该报告认为，需要把学生培养成有责任感的成人和公民，同时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和认识自我及世界的方法。它指出：“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不仅指政府制度，而且还包括人们的精神世界都渗透了民主思想），需要最大多数的人们共享高尚的人格和正确的世界观。”这里所表述的教育理念，不也就是明明德和新民两部分目标？
   
然而，理念归理念，现实归现实。现代大学还是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惯性行事。早在1962年，就有人批评“通识教育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专业教育就更不用说了。据担任过8年哈佛学院院长的哈瑞·刘易斯说，在《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问世后的30年里，“课程的专业性和选择性完全占了主导地位，而二战后提出的围绕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为不同学生提供共同体验的理想则消失殆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850年，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关就敦促哈佛传授有用的知识，指出在选修制度下，“谁需要学习什么课程，就得出钱，凡无人问津的课程就要放弃”。随着学生选择权的扩大，教师也开始随心所欲地选择教学内容。到了19世纪90年代，本科生已经享有充分的选择权，但他们不清楚所学的一切对自己意味什么。1796年，约翰·克拉克在给哈佛读书的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先辈深知学问的旨趣所在。……他们学养广博，也仁慈地希望科学之光能照亮后代的心灵。我们对实现这一希望抱有足够的信心——只要教书育人的工作在继续，美德和自由的理念就后继有人。”可一百年后，哈佛的哲学教授却认为大学的本质在于组织和发展知识，而不是培养个体的心智。再过了一个多世纪，2006年出炉的哈佛课程的自我评估鼓吹的哈佛的教育目标与此一脉相承：“促进知识拓展和跨学科学习的机遇”。根据刘易斯的观察，“经济动机成为‘象牙塔’教育的主题，我们已经忘记了教给学生人文知识，是为了教育学生怎样成为人；我们忘记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与家庭富裕的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忘记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没有美国社会中公民的自由理念，大学就无法教会学生认识自身与全球社会的关系”。结果是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迅速从教育机构（ivyleague.edu）变成了商业性机构（ivyleague.com），而哈佛则成了这一进程的引领者。（以上材料均来自哈瑞·刘易斯的著作《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今天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缺乏教育理想、大学被金钱和权力支配、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础理论尤其是文科基础理论研究萎缩、基本没有道德和修身教育、分数贬值、师生之间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没有交流、科研产生大堆的文字垃圾，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刘易斯的新著《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至少可部分证明这一点。在这些方面，中国大学正被美国大学引领着“飞速赶上”。
   
好在教育界还有良知在。就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于2006年出版后，哈佛又提出了新的本科教育课程改革计划，“重新强调了哈佛曾经非常缺乏的教育理想”。这些理想在现代性条件下能否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人家对大学之道还有坚守的决心。

来源：文汇报  大学之道和现代大学教育的缺失 作者：张汝伦

更正规地分配权力
   
新的学习技术的推动、严峻的财政状况、变化的公众需要和增长的知识机会促使传统的大学发生变革，尽管如此，大学必须把学问，特别是学生的学习作为它的中心任务。
   
大学的中心任务和教育概念的核心就是将事实变为有用的信息，再将信息转变为有意义的知识，最后将知识转为有用的判断。由我看来，住宿学校是完成这神奇转变的最后催化剂，这种转变是个平静的过程。IT尽管在软件方面很成功，但很难完成这个转变。而在住宿制的校园里这种转变每天都在发生着，这也是为什么学校社区如此之重要的原因。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人了解事实，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有判断力、辨别力和洞察力的人来区别真理和谬误、重要和微不足道、有价值和最好。也许希望大学把知识转变成智慧有些言过其实，但有一条很清楚：如果知识不被整理、检验、精炼、叙述和应用，在广大的生活实践中智慧的应用将会十分有限。
   
如果说我们的未来依赖于大学的有效运行，那么我们会对大学赋予什么样的期望呢?21世纪最好的大学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没有人能够给未来的研究型大学提供精确的蓝图，但它应该有几个本质的特征；新型美国大学将继续繁荣与否在于它是否能够保持几个内在的压力之间的动态平衡。
   
成功的大学需要保持其学术自治、教师的独立性和学术自由，同时应该具有强有力的、公正的公共管理和果断负责的校长领导。
   
大学曾一度成为令人羡慕的民主管理的模式。但在新的压力下，这个模式现在有时显得缺乏效率，有效的管理和果断的领导已经被利益的竞争、忠诚的分散所阻挠，行动和决策的敏捷性被无休止的辩论和意识形态的纠缠所延误。有效、负责、均衡的管理、领导和经营是美国大学在新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董事会、校长和教师权力和责任分配很大程度依赖于各个大学不同的传统和时代特点。新型大学有可能对这三者的特定权力进行更正规的分配，它的繁荣与否就在于它是否能够明智地平衡健康的公众监督、负责的教师管理和创造性的、明智而强有力的校长领导三者的关系。
   
成功的大学应该不断得到私人支持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现在处在领先地位的研究型大学(包括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尽管其资金来源不同，但最近这些年他们从州取得的资金支持已经开始下降。一个公立大学的校长曾委婉地表达，在他自己的任期里，他所在的大学正在由州立大学向州援助甚至“只是校址在此州”的大学转变。这种趋势继续的话，所有主要的大学（不管是私立还是公立）都有可能更加依赖于私人的支持。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已经开始了10亿美元的资金筹措运动。
   
新型的美国大学将进行改革，加强公立大学的管理，并使私立大学能够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学校之外。土地捐赠模式将在一个新的范围和背景下得到改造和重新应用。虽然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还要保持各自的特点，但很可能要面对新的公共责任，这种责任以费用为基础，费用的使用效率会得到关注。
   
大学的定位是国际化的
   
成功的大学应植根于本国而具有国际视野。大学的定位应该是国际化的，具有世界性的特点；它的毕业生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职业，它的课程和成员也反映这样的多样性；少数群体的代表依然会被招进；直接的社区服务、实习生和出国留学也成为规范；学生和教师团体将表现出显著的国际化；居住在多样化的社区越来越被当作一种“工作经验”。国际学生已经在学生中占有重要的比例(一般来说，在本科生中的比例是10%－15%，在研究生中的比例是50%)。国外出生的教师也能在大多数的系里发现。私立大学董事会一般也包括几个国际成员。新的研究伙伴、教师互换、教师公会和社团协会都会服务于这种国际化的趋向。这种强调国际化的知识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它是自大学产生以来就具有的特点。当大多数的大学和学院依旧还在从本地招收学生的时候，伟大的研究型大学在其成员和视野上都将越来越趋于国际化。
   
也许新型的美国大学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大学，而成为有美国校园的国际性大学。初一看，这似乎不可能，甚至不可想像，但这种新联盟的迹象很早就已经出现了。
   
哥伦比亚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剑桥大学出版社，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海洋学院海洋学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单位对构建在线教育联盟已经达成一致。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牛津大学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从这样一个开始看，我们有理由设想，更广泛目标的联盟的出现并不是很困难。
   
以学生为中心
   
成功的大学将是以学生为中心、以知识为基础、以教育为中心、研究为推动力的大学。新型美国大学的明显特点将依然是广义上的教育责任。这不仅仅包括现有知识的传播，还包括通过新研究和新发现创造新知识。世界一流的学者将需要高超的选择能力和学科之间的巨大的相互作用。但是这种学术成就的追求应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背景下进行，同时具有清晰的教育目标、课程目的的精确描述、准确定义的专业技术和产生教育成果的新方法。新型大学需要重新承诺，那就是对各个层次(职业的、研究生，特别是本科生)的学生能够进行有效的教育，这需要强调清晰定义的标准、高度的竞争、有效的建议和指导、学习技能的培养、个人成长、个人的创造力和意义评价。所有这些都基于学习类型的多样化、联合作业、校外实践、终身学习和有效使用教育技术。
   
将来“最好”的大学和学院能够保证他们的学生通过教育和教育技术的使用来获得最有效的成果。
   
IT的使用丰富了在校学习的内容，IT在远程教育方面的应用成果也已开始出现。IT应用在发现和扩展服务、新方法、新项目、新联盟等上面，新的学习团体迅速出现，我们仅仅处在IT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机会的开始阶段。对于大学的挑战是跟上这种新的信息技术带来的巨大机遇，并大胆启用新方法来利用它。所有新信息技术的力量(包括校内和远程教育)的使用使新型美国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两个方面将呈现出对学术团体的巨大依赖性。新的电子社团将加强和补充旧的学术团体，为校内和校外贡献每一份力量。学科的交叉将变成更有效的学习工具和研究方法。
   
成功的大学将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率。因为严格训练和精确分析是理解的关键，新型美国大学将继续追求高质量，而不可能有其他标准。学者质量、学术优秀和管理的效率、费用的使用效率密切相关。大学很容易因为追求高质量而对费用考虑不足。追求学术优秀和提高费用使用的效率成为大学新的责任。
   
两种模型
   
假想所有的大学都为追求各个方面的最佳平衡而努力奋斗，那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里有两个模型代表两个可能的极端。这两个模型反映了大学在应对全球化、IT和服务新客户、发挥新功能等方面必须做出选择。
   
第一个模型基于增长，我们称它为“难管理的U”。扩张的大学将支持更多的功能和培养更多来自各地、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学生；在更多任务的承担中服务更多的客户；需求更多的合作者；雇用更多的人——一个新的专业队伍的兴起，他们分布于各个新出现的领域，从各个不同部分寻求资源支持。它的成员、客户、管理和项目都是全球性的，它的网络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教学、研究和服务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住宿校区将会被各种各样交错的虚拟社区和真实社区所取代，它既在短期项目中形成、解散，也服务于长期的功能。它的事业自由地发展，它对各种不同的雇主负责；有利可图的合同、无偿的公众服务、风险投资、有偿研究、企业的研发、有偿政府调查、特许协议、亏本梦想和赚钱的合同服务都将混在一起，它们互相影响、冲击。校园变得没有边界，它的触角伸展到各个角落。
   
第二个模型是剥夺性大学。我们称它为“不可想象的U”。这是个保护核心价值的模型：通过取代、免除、分类、委托、出售、改革或关闭等手段抽掉偏离中心任务的东西。研发将变成一个独立的冒险，成为完全个人的选择。一些活动——娱乐、商业管理、工业设计、健康保健、法律服务、环境分析——将变成为公众服务和有利可图二者明智结合的公司。大多数的内部服务——门卫、体育设施、安全、维修、住房、食物、健康等——都采取外部采购。因此，大多数基本的教育服务——比如说语言教育——和大学自身都变成一个其他领域的外部资源提供者，像继续教育。一些周边服务——医院、学校、博物馆、运动设施、出版社、电台和剧院——将被出售或委托经营，然后根据需要来租赁。这时的任务将是内容清楚、中心明确、井然有序。大学会是一个精心规划、良好运转、财政可靠、前景广阔、内涵丰富的地方。
   
当然，这两个模型都具漫画性质，但这幅具有足够真实性的漫画揭示了在全球化和IT行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大学需要做出的选择。过去，大学做决定经常优柔寡断，发展方向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长期战略的制定受到地方主义、机会主义、竞争、漫不经心和贪婪等各种因素的干扰。很清楚，这两个模型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其模型的确立也不是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两个系统都是可行而有用的。不同的大学追求不同的目标；条件的改变需要选择也随之调整，其结果不仅对大学自身有深远的意义，同时也会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方面发生影响。
   
在合并和分散的选择之中，上面描述的8个特点可能更适合形成和定义新型美国大学。就像19世纪末美国大学向综合研究型大学的转变那样，它们会以同样的方式改变美国的校园文化。这种改变包括将现有的精华与外部社会联系、跨国公司的全球合作理念的有机结合。但无论是传统大学还是现代大学，它都是一个为越来越少的美国学生提供学习机会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既不会成为其他机构的典范也不是学术的象牙塔，而是一个有特色的基本的学习社区。
   
来源：文汇报 21世纪的新型美国大学   摘自《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美]弗兰克·罗德斯著  王晓阳等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59, #, By xp
思考：中医教育

11月15日，最新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这每年的“例行公事”，总是能引起一阵新的关注，这一次也不例外。“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每年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发布，“国际论文”统计的依据是三种检索工具：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和ISTP(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一些媒体在报道最新的2006年统计数据时，把“中国国际论文发表数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放在了醒目的标题上。
 
SCI索引引入中国已有20个年头，但近几年，对SCI的批评之声日益高涨，一些极端的批评者们认为，正是SCI索引提供的量化指标，造成了国内学者围着论文“指挥棒”转的现状，学者的论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科研领域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愈演愈烈。
 
中国论文数排名全球第二的消息，使批评者们正好找到了SCI有弊无利的“证据”：中国论文的数量排名在1年之间迅速上升至第二位，甚至赶超了传统所认为的科研强国——日本、德国、英国，但再看我们的科研实力，却并没有像数量排名一样迅速进步。也就是说，论文数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泡沫，掩盖了真相。
 
作为一位勤奋的博客作者，在统计结果发布的第二天，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便把一篇题为“中国SCI论文现状：不可自满，可以自豪”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这下，对SCI满腹愤恨的网友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园地，这篇博客引来网友评论无数，很多评论对武夷山的“自豪论”非常不满。
 
武夷山在另一篇博客里回应了这些批评的声音，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武夷山平静地说：“SCI有被妖魔化的倾向。”他认为，SCI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把科研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归罪于SCI这个工具，显然有失公允。
 
20年功与过
 
近几年，有关“论文超人”的新闻从来没有冷清过。最近的一个新闻是，一名网民在国内著名学术批评网站“学术批评网”上发表文章称，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沈木珠及其丈夫最近几年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而这些论文都是“自我克隆、重复发表”。沈木珠夫妇认为这个网站和文章作者的行为对他们的名誉造成了严重侵害，把网站告上法院，要求刊登文章的网站和转载该文的杂志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共计32万余元。
 
2004年曾经名噪一时的“论文超人”是当时南京大学2000级物理系本科生朱涵，在他发表的10篇学术论文中，有8篇是SCI论文，这样的成绩，是很多博士生都无法企及的。朱涵的“壮举”引来方舟子的关注，方舟子公开发表文章，质疑朱涵这个本科生论文的真实性。
 
很多批评者认为，像“论文超人”这样的学术乱象频发，是“唯论文论”的后果，而国内学界只看重论文的风气，与高校、科研机构引入SCI索引工具作为评价标准不无关系。
 
武夷山很早就听到过这样的论调，似乎有些习以为常。“没有任何人说过，论文数量第二，就意味着科研水平第二。但是，论文数量多，从总体上说，当然表明中国的科研实力比过去壮大。”SCI是美国一家文献检索机构的论文数据库，收录全球6000余种杂志发表的科学论文，被认为是最权威的科学论文检索工具之一。武夷山一再强调，SCI、EI都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当今社会的确有使用工具不当、甚至滥用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工具的作用。“你得到一把榔头，看什么都是钉子，那就是对榔头使用不当。”
 
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根据国家科委前主任、国务委员宋健的指示，开始进行中国科技论文统计工作。
 
“有关数据公布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为荣誉而战’，开始注意定量评估。”武夷山描述的情况从南京大学发端。南京大学最早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目的是用量化的指标引导科研人员注意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高学校的学术竞争力。南京大学的做法逐渐被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效仿。后来，一些学校对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实行奖金激励，再后来，一些学校的博士研究生也被要求发表SCI论文。直到今天，SCI论文数量还是一些高校、科研机构重要的业绩考核指标之一。
 
“与过去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相比，用量化的方法评价科研水平，是历史性的进步。”武夷山说。但不可否认的是，SCI标准的使用在一些高校和机构被异化，滥用的趋势逐渐引起了科研工作者的不满。
 
SCI替谁受过？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所著名高校，要求博士研究生必须发表一篇SCI、EI、SCIE或SSCI检索论文，才能够获得学位，这样的规定在不少高校里普遍存在，完成“检索论文”几乎成为研究生们的最大压力。
 
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一名博士生告诉记者，他的兴趣本来是理论数学，但理论数学很难出成果。学校规定，完成一篇SCI论文是申请毕业答辩的基本要求，为了在博士研究生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完成论文指标，他只好转而研究应用数学。这位博士生说，还好“醒悟”比较早，如果继续研究理论数学，那么他的博士毕业时间可能遥遥无期。
 
在一些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的晋升也直接与论文挂钩，上海一家教学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他宁愿将更多的精力投在写论文上，而不是带实习医生，因为论文对他来说，更加“实惠”。
 
“发表检索论文”一时间成为悬在科研工作者头上的“指挥棒”。武夷山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早就注意到这些情况，为了扭转不良的风气，统计数据的发布方法开始出现变化。“我们发现这些指标在实践中似乎有指挥棒作用，就及时调整了我们的发布次序。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就先发布被引最多的单位名单，再发布论文数量多的单位名单，这样做就是希望大家转而抓质量。”
 
对排位上升的“喜讯”却招来一片骂声的状况，武夷山认为，这是SCI等检索工具替科研制度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受过，而批评者们的言论无助于解决科研制度中的问题。“就像GDP，现在我们批评它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保，但还没有另一种经济统计指标，可以替代GDP。”武夷山说。
 
不过，事实上，随着科研能力的提高、高校和科研机构发展阶段的变化，“检索论文”指挥棒的“威力”正在变化。武夷山了解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科研实力较强的单位已不再特别强调论文数量。“就像中国政府除了GDP，也开始注重环保和节能一样。”
 
“不能妄自菲薄。”武夷山在博客里回应说，“在看清我们科技界存在诸多问题的同时，不要忽视已经取得的成就。”
 
武夷山更希望，讨论SCI利弊的人多注意中国论文质量的上升。评价论文质量的一个指标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于2001-2005年发表的SCI论文，在2006年被引用情况与2005年同口径相比，增长率为25.3%，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增长率为28.3%。
 
武夷山表示，多数中国论文的引用者是国外作者，也就是说，中国论文引用率上升，并不只是中国作者的“贡献”。以此为理由，他认为中国的科研论文质量正在提高，科研能力也在逐渐上升。

来源：武夷山：SCI有被妖魔化的倾向（科学网，源自新民周刊）

为了真正把学生的负担减下来，这几天，上海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决定在三年级尝试“自主作业”：从语文学科开始，将做作业的选择权让位给学生。现在该校的三年级学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情况来选择每天抄多少单词、抄几遍了。（12月5日《新闻晨报》）

教师因人而异地来布置作业，特别是对学生的识字问题，老师不再作统一要求，而是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自主完成。这一举措，与其说是减负，不如说是教育理性的回归。这与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杜威提出的“儿童中心”论，在精神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

抄写生词是目前小学阶段语文学科布置的一项基本作业，往往占用学生大量的课后时间。在不少小学，一般每天都会要求学生抄写十几、二十个生字和词组，且每个单词要求抄写不止一遍。这种简单重复，对那些记忆力欠佳的学生，可能有一定效果，但对于已经掌握那些字词的学生，却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

让学生自主安排作业，有助于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目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由此可见，“自主作业”是符合《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的，是对该标准真正的践行，值得肯定。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可以尝试“自主作业”的，又何止语文一科呢？但愿类似有益的尝试能够多多益善、遍地开花。

来源：东方早报  “自主作业”，不错的教育尝试（作者：成才）

本文来自《人体使用手册》的后记，作者：吴清忠，花城出版社，2006.1

怀着戒慎恐惧的心情，花了许多年，不知改了多少个版本，总算完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原本的用意是免费提供给需要的朋友，并且同意他们可以送给需要的人，因此，在网络上流传了3年，没想到却受到许多网友的青睐，其中很多人建议我出版平面的书，并且也有出版社感兴趣。由于3年来，我自己又有许多新的体会和想法，因此又花了几个月重新整理，增删了许多章节，并且加上必要的图片，完成了这本书。

现代的医学几乎对所有慢性病都束手无策，显然医学这门科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是一门会影响每一个人生和死的学问，有时候小小的一个错误都会让某些人失去生命，没有机会补救。因此，这个行业有很严格的法律，限制着各种行为。这些法律原来的用意是为了保护病患的权益，也保护了医生权益。法律规定医生只要用被认可的医疗方法为患者治病，如果因此导致患者发生生命上的任何损失，他们没有责任。由于事关人命，任何这方面的法律责任都是非常严重的。

这样的法律也严格地限制了医生思考的动力，只有在教学医院工作的医生有资格开发新的治疗方法。即便是这些教学医院的医生，也必须冒着很大的风险，经过很长时间的动物实验，才能在病人身上施行。

多数的医生都只能用学校所学，或医学界公认的方法来治病。虽然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医生，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医生有条件开创新的医疗方法。在这样的环境里，就算华佗再世也很难再成为一个神医。

虽然在这本书中对整个现代医学有很直接的批评，但是当我们亲身经历在加护病房中与患者共同和死神搏斗，体会了那种惊心动魄的历程之后，对于许多献身医疗事业，每天必须面对这么恶劣环境的医护人员有无限的敬意，今天医学的问题并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各种无法掌握的因素长期造成的。

我们所有的科学家伙伴们都没有医生资格，但是每一个人都花费很长的时间研读众多的中医古籍。我们不能开业行医，只能建议一些具有医师资格的朋友参考我们的方法，或者提供朋友观念上的指导。

多数时候，我们是在自己的身上进行各种试验，每个人都很珍惜每一次生病的机会，因为这是最好的实验机会。所幸我们的方法是最自然而且安全的，因此，并没有冒任何风险。每次生病，都有机会仔细观察自己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仔细思考身体在做什么。这本书有许多章节，都是我在生病时所写下来的。费伦教授则在多数的经络研究中充当白老鼠，多数实验中的照片都是他自己担任主角的。

也因为“我们不是医生”的限制，让我们有机会发展出这一套完全不需要医生资格就能做的保健手段和全新的健康观念。却意外地发现，原来正确的观念比昂贵的药物和危险的手术更能帮助患者消除疾病。

由于我们都没有受过正统医学的教育，在思考疾病的成因时，完全没有任何框架，每个人用他原来学过的科学知识来建构自己的疾病模型，再经过一群不同技术背景的朋友共同讨论，就发展出这一套理论和观念。我们不敢说这就是真理，但是，许多朋友读过我们整理的文章后，都认为很有道理，也很合逻辑。其中很多人身体力行地奉行我们的一式三招及健康观念，健康真的就这么得到了。

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更多的朋友和家庭健康快乐的人生，也给医学界带来一点改变，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医学的基本问题，建构更接近真理的医学模型。有朝一日能够将现在困扰全世界的这些慢性病全数消除。

每一个人学会了正确使用自己身体的方法之后，睡眠成为最重要的健康手段，未来的医疗费用应该极为低廉，希望有一天慢性病医疗服务不再是一种商业行为，而是社会最基本的公共设施，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和权力享用。

在掌握了健康的方法之后，真正享受到完全不用担心疾病的自信，这种感觉真好，但愿您也能和我们一样拥有这份自信。

链接：《人体使用手册》2006版

金凯平是上海人，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华侨企业家之一。这几天，他喜事成双。先是自传《澳洲梦———一个留学生的淘金故事》再版；几天前，又接到老家常州市武进区政府邀请，请他在风景如画的滆湖边，设计开发一片澳洲风情城。

20年前，他只是一个大专生，身揣1000澳元，只身来到澳洲。8年后，他买下澳洲黄金市口的总工会大楼，价值1.2亿元；如今，他创办的澳中集团涉足澳洲房地产、中医诊所、旅游、传媒领域，在异域他乡闯出了一片天。

十几年前，大部分中国人在外国洗盘子、踏缝纫机，做最苦的事，拿最少的钱。如今，中国人开始新一轮的“走出去”，打入主流社会，建立跨国公司，在海外成就一番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凯平是一个缩影。他这20年的酸甜苦辣，值得借鉴。

过人自信：大专生变大专家

初见金凯平，他戴着一顶旅游帽，穿着普通的西装，个子不高，身材也不魁梧，给人感觉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不过，在寻常的外表下，隐藏着常人没有的自信和过人的雄心。这对他走入澳洲主流社会、成功创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年前，澳大利亚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中澳经贸往来很少。但澳大利亚搞起了“教育出口”，开门办学，成功地吸引了亚洲各国的留学生。在广州飞往墨尔本的飞机上，一半是穷学生。当时的学生出国，有的为了读书，有的为了学英语，还有的为了打工，赚个“几大件”，风风光光回来。但金凯平却说：“我要做澳中贸易，我出国就是去淘金。”

这是别人想都没想过的事，口气大得惊人。不过，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金凯平和5个留学生住在一室一厅的小屋里，没有一件家具：老旧的地毯就是床，捡来的牛奶箱就是椅子。他最迫切的任务是，必须在3个月的留学签证失效前，顺利拿到工作签证，留下来发展。

简陋的小屋里，奇迹接踵而来：到澳洲第3天，墨尔本大学经济系主任Grame来到这间陋室，见到了这个自称“中国经济专家”的人，然后听他用蹩脚的英语说了一个多小时。意外的是，教授居然同意他去墨尔本大学演讲，主题是“中国中小企业经济”。之后，到了赴澳第30天，迪肯大学破天荒为这个来澳洲读书的留学生设立了“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还请他担任主任……

这段经历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金凯平肯定很会吹。但实际上，他有足够的理由自信。早在赴澳洲之前，金凯平是上海市中小企业研究会会长，《中小企业报》主编，熟悉民营经济。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但澳大利亚的学者却认为，中国没有企业，一切都是政府在经营。于是，金凯平在国内就给澳大利亚最权威的报纸《金融综述》投稿，顺利刊发了两篇文章。然后与澳洲最有名的大学取得了联系。无怪乎，一到异国他乡，他就能与西装革履、头发花白的澳洲教授对话。金凯平深知澳洲不了解中国，把握住了这个契机，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最稀缺的资源。哪怕他的西装皱巴巴、英语磕磕巴巴，连本科都没读过，都不要紧。凭这份自信，他就和成千上万的留学生不一样。

只要第一所大学邀请他演讲，“中国经济专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打电话给第二所、第三所大学。金凯平只要看到大学、企业的名字有“国际”二字，或者与中国沾边，他就鼓起勇气，走进去与里面的老外交流一番。他成功地说服一位澳洲知名教授，与他合著一本《中国贸易指南》。显然，一旦这本书面世，他就铁板钉钉，真的变成中国专家了。

可惜，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金凯平没有去留学的学校上一天课，终究被警察抓进了移民局。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主动回国，半年后可以重新申请入境；第二，被遣返回国。眼看着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金凯平选择了第三条路：“我要留下来。”移民官惊呆了，从没有人敢这样。但金凯平拿出了一串长长的经济学家名单，拿出了迪肯大学的聘用书，拿出了他的写书计划……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他是澳洲最需要的人才。

永不服输，中医赛西医

在一个陌生国度，自信的价值堪比黄金。金凯平留了下来，还成为同年留学生里第一个拿到工作签证的人。他用自信落脚，下一步的事业也就顺利展开。他看上了中医诊所，不仅是因为外国的医疗产业利润丰厚，更重要的是，一大批中医师在澳洲留学，苦苦地靠刷盘子生活。

这回，还是要他“拓荒”：澳洲人根本不知道中医，也不接受中医。澳洲的中医诊所都开在唐人街，为华人治病，靠微薄的收入过活。当地人告诉他：最好别开，要开也要开在唐人街。

金凯平不信这个邪：“中医治好了数亿中国人，难道治不好1000多万澳洲人？这恰恰是中医打入主流社会的机会嘛！”他挑选了一个富人居住区，开办了澳中中医诊所。

很快，他就尝到了培育市场的痛苦：西方人看到针灸就怕，抓回去的中药一次次煎糊，诊所第一个月就亏损惨重。诊所里弥漫着悲观情绪，但金凯平却看到：中医成功治愈的案例一个接一个：针灸治好了一个偏瘫20年的人；中医让澳洲不孕夫妇有了孩子……更重要的是，澳洲正流行自然疗法，这正好是中医的特色。

金凯平的商业天赋开始显现了。在资金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他每周拿出2000澳元打广告，而且专门选择英文报纸，一顿狂轰滥炸，这可是以前的中医诊所不敢尝试的。他还把一些治愈患者寄来的感谢信刊登出来，然后向邻近街区大量派发广告，中医第一次大大方方展露在澳洲主流社会面前。

另一方面，金凯平在营销上动足了脑筋。诊所开发出一种煎草药的陶锅，不易煎糊，而且有一种神秘感。陶锅与草药一道卖给用户，药钱、锅钱都赚了。病人有了这个锅，每次生病就想到中医诊所，邻居朋友也接踵而来。

多管齐下，中医诊所火了。许多人从别的州慕名而来，还要提前预约。不久，第二家诊所开张了。中医在澳洲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不过，金凯平却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你们被起诉了，对方是澳洲医生工会。

方兴未艾的中医影响了西医的生意，医生工会很快就找到了漏洞：金凯平在广告中使用了“医生”这个称呼。在澳洲，只有在英联邦国家拿到本科医学学士学位的人，才能称“医生”，诊所的中医师肯定没读过西方医科大学。一旦官司败诉，他将面临2年有期徒刑、数万澳元的罚款。

这又是命中一劫，搞不好就前功尽弃。金凯平咨询了最有名的大律师，得到了最悲观的答复：必输无疑，赶紧认罪，请求减轻处罚。周围的人也劝金凯平关门大吉。但金凯平多少有些叛逆，他就是不服输：“中医治好了那么多病人，我们没做坏事，一定要奉陪到底。”

他煞费苦心找到四条证据，条条震撼。第一条证据很自信：广告里的“医生”指中医师，中医师当然是由世界上中医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来审定，而不是澳洲的医疗机构来审定。第二条证据最讨巧：在开办诊所前，金凯平给澳洲卫生部长和维州卫生部长发了函，两位官员还发来了贺信。贺信中，毫无疑义地使用了“医生”称呼。既然如此，一旦起诉，政府官员也会牵扯进去，这是原告从未想到的。第三条证据最有利，那就是50多位患者言辞恳切的感谢信。第四条证据最权威：世界卫生组织曾发表过承认中医针灸的文件，居然被金凯平找到了。

四条证据一放，对方主动撤诉了。中医引发了澳洲各界的更大关注。金凯平说：“商业的成功，就是靠不屈不挠，执著到底。如果中途而废，肯定挖不到第一桶金。”后来，他的诊所发展到6家，他信心满满，目标是发展30家。此时，他却意外进入了另一片领域：房地产。

另类思维：开发房产获成功

并不是金凯平“善变”，而是中医诊所的商业模式有问题。很多医生做出了名气，就自立门户，把病人也带走了。连锁诊所的发展受到制约。不过，金凯平意外发现，诊所下面的土地每年都在涨。

一番打听，澳洲商业地产经历了五年熊市，处于低谷。他开始寻找地段好、价钱低、面积大的房子。黄金地段的澳洲总工会大楼进入了他的视野。虽然这栋楼装修严重老化，空置率达到一半，很多人说“风水不好”。但几年前，这栋楼的报价曾达到1980万澳元。此时，年老的犹太房东挂出了800万澳元的售价。

天赐良机！金凯平动心了。他的每次成功都是反其道行之：越是别人不敢做的，越是充满机会，隐藏着高回报。不过，他口袋里只有100万澳元。这个刚刚踏入澳洲8年的中国人和精明的犹太人，开始了较量。

初次见面，金凯平就猛烈“砍价”———500万澳元！在中国人眼里，商人出价都是有水分的。犹太人目瞪口呆。金凯平并不知道，澳洲房东的报价一般没有水分。第一次谈判就这么崩了。金凯平没有放弃，他发现对方急于出手，而且自己是唯一感兴趣的买家。虽然两人都很精明，但两个月后，犹太人让步了：550万澳元成交。金凯平算了笔账，从银行可以拿到300万澳元贷款，加上自有的100万澳元，无论如何还缺150万澳元。这笔巨款去哪儿找呢？

问犹太人借！如此另类的想法，只有金凯平想得出。他向犹太人房东提出：借款150万澳元，2年内还清，按民间贷款利息偿还。如果还不了，房子和400万元澳币都归房东。犹太人立刻同意了。就这样，位于黄金地段的标志性建筑落入了华人手中。

澳洲华侨们轰动了，《金融综述》预言，3年内大楼的价格会达到2000万澳元。金凯平无心陶醉，他记挂着那150万澳元。反复调查，他发现大楼的问题出在装修上。房子老化，空调失灵，当然没人租。他想办法筹措资金，花血本更换了所有地毯、电梯、空调、照明。1年之后，出租率达到100%。150万澳元有着落了，第一次投资商业地产就大获成功。他说：“机会是永远存在的，只要你换一种角度切入，会找到越来越多的机会。”

此后，他连续投资商业地产。从2000年起，他变成了花园洋房的开发商。墨尔本有个特点，人们钟爱东区和南区，那里有山有水，交通便利，地价、房价都很贵；而西区是“穷人区”，大家都不看好。金凯平最初的开发也集中在东南区域，费尽力气也只能抢到很小的地块。而西区，大片的土地静悄悄，无人问津。

2003年，西区购买十几万平方米土地需要1000万澳元，在东区至少需要5000万澳元。金凯平看在眼里。说来也巧，由于他是州政府少数族裔顾问成员，他了解到州政府正着手建设西区的基础设施。他强烈预感到，西区必定有大的潜力。他再次做出了另类选择，大规模购买西区土地：规模从几万平方米直到100万平方米。

这看似是一次豪赌，但随着西区开发，房产不断升温，公司160套花园洋房建成后，每栋售价达到35万-40万澳元。别看价格只有东区的一半，利润却是东区的数倍。他再一次搭上了成功的列车，公司一举成为澳洲最大的华人企业之一。

这么多人出海淘金，为什么金凯平成功了？他说：“老华侨很容易满足，有的家庭几代人继承一个杂货铺，过得不错，安于现状。和新华侨相比，我敢于进军主流社会，也善于用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自己所长，创造一片新天地。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跟着潮流走，数量最多；第二种人比较早地发现趋势；第三种人是引领潮流的人。我喜欢做第三种人。”

从走进墨尔本大学的那一刻，到中医诊所、住宅开发，金凯平一直在引领着潮流。这里面，有他的幸运，有他的远见，更有他不服输的执著。如今，他又在引领一个新的潮流：建一个中国城。他要把苏州园林的青砖绿瓦复制到澳洲，搞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国区，造1000幢中式房屋。可以想象，一旦房屋与文化嫁接，其附加值就大幅攀升。金凯平向老外推销了中国文化，收获的将是真金白银。

“昔日，华人开小餐馆、小鞋店。今天的华人，应该在经济界举足轻重、政界成为议员、教育界发展教授。进入主流社会，成就一番事业，在世界各地拥有自己的一片蓝天！那时，中国的软实力将迎来飞跃。”这是金凯平的心声，更是所有炎黄子孙的梦想。

来源：金凯平： 上海穷学生的澳洲梦 解放日报记者孟群舒

概念图是用图表来组织和表达知识的一种工具，是一种知识结构的表现方式。

概念图的基本概念

概念图由结点（Nodes）和连线（Links）组成，结点代表概念，连线代表概念之间的关系。它通常将某一主题的有关概念置于圆圈或方框之中，然后用连线将相关的概念和命题连接，连线上标明两个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因此概念图就包括概念及概念的连結两大部分。

概念图主要有四个核心要素：

模式：用于组织图形的模式有多种，比较常见的有上下型的层级结构，或是一个圆形的、由中心同四周放射的结构，或是网状结构。

节点：节点通常用椭圆形、正方形、菱形等表示，常以不同颜色标示不同等级的重要性或是各部分内及各部分间的联系。

连线：连线可以是线、箭头、曲线或弧线，它们可帮助鉴别节点之间的联系及信息流向。连线可以没有方向，也可以是单向或双向。

连接词：连接词有时会与连线一起使用，以进一步阐明节点之间的关系；两个概念之间通过某个连接词而形成的意义关系也被称为“命题”。

概念图的表达步骤是：
①确定主概念；②列举相关概念；③为概念分类和命名；④画出概念图。

概念图又被称为概念地图(concept maps)和概念构图(concept mapping)。概念地图强调的是最后结果，而概念构图注重的是构造过程，此过程以某一兴趣主题或构想为中心，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参与者。现在一般把概念构图和概念地图统称为概念图而不加以严格的区别。

概念图的理论基础

概念图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图式表征和意义建构。概念图是图式表征中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图式理论认为，图式是以等级层次形式存储于长时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运用图式理论研究阅读，强调背景知识在阅读理解中的作用，对文本的理解不再被视为作者对读者的单向作用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作者的语言与读者头脑中的图式（即广义的背景知识）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恰恰是“有意义学习”的理论基础。

概念图之所以能强有力地促进意义学习，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一种模板，去帮助组织知识并使之结构化，哪怕是碎小的、肢离的知识，有了这块模板，就可以用小的彼此相关的概念及命题的框架单元把这些知识组成结构。

许多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是按层级架构来组织知识的，而概念图的形式恰与之相似：在构建概念图过程中，学习者将概念通过横向、纵向、回溯等联系构成阶层化的、由高级到低级或由大到小的、逐渐分化的图表。在这一过程中，知识被高度浓缩，各种概念及其关系以类似于脑对知识储存的层级结构形式排列，清晰地提示了意义建构的实质。

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还可以随时对概念图进行补充、修改，充实发展自己的知识结构，从而有助于其进行有意义学习。

概念图在教学中的应用

演绎性教学：以概念图表达知识是一种演绎性的教学方法，体现了认知结构的渐进分化和整合（融会贯通）的特征。

概念图可以辅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准备讲课笔记，进行课堂演讲。用概念图进行讲解，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抓住总体关系，有助于知识的系统化，帮助学生学会组织知识、分析知识、归纳知识，建立开放式的、逻辑关联的思考模式，这是一种高阶段的思维训练模式。

协作性学习：绘制概念图常常可以成为教学者与学习者共同参与的过程，由于人们感知事物及其规律的差异，所以每个人所绘的知识框架也各不相同。教学者和学习者可以通过不断地构建，寻求达成一致认知结构的可能，教学过程即是这个概念图不断完善的过程。

现代有许多成熟的概念图工具，可以在讨论过程中任意添加或修改知识节点和连线，为学习者的交流讨论和表达提供了可能。这种开放式的组织知识的过程有利于加强学习的共享性、探索性和协作性，从而强化学习者的主体性意识，给学习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提升和交流空间。

学习评价和诊断性教学：概念图作为一种知识工具，可以将个人内在的认知学习外显化，从而可以帮助测查学习者的认知结构，说明某知识领域的关键概念在学生的头脑中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所以概念图是较为直接的测查认知结构的方法。

传统的纸笔测验只能测出学生的记忆程度, 概念图却能清楚呈现学生的概念架构。从而可以测查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以及知识结构的某些缺陷，反映学习者的陈述性知识的组织特征，了解学习者对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解，因此可以作为考试和教学的评价工具。

学习评价可以从命题、概念的层次结构、概念的关联及从属关系，以及举例正确与否等方面进行。例如每个真实有效的连线得1分，层次结构中每个有效的层次得5分；每给出一个真实的、重要的横向联系得10分；每指出一个真实的、但不能表明概念或命题间的综合横向联系得2分，等等。

发表：中国中医药报 概念图理论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作者：徐平）

治未病是伟大医学思想的树立

治未病思想发端于我国的《黄帝内经》，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一思想的伟大意义在于将“治未病”作为奠定医学理论的基础和医学的崇高目标，倡导惜生命，重养生，防患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上工治未病”（《灵枢·逆顺》），指导人们“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病。医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强调“上医医未病，中医医欲起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十七）。这里将医学的研究对象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种状态，将医学的功能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即：“上医”为维护健康的养生医学，“中医”为早期干预的预防医学，“下医”为针对疾病的治疗医学。“欲求最上之道，莫妙于治其未病”（《证治心传·证治总纲》）。申言养生防病是医学的主要目的与功能，这种医学观贯穿于中医学的许多著作中，如《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指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长此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尝谓备土以防水也，苟不以闭塞其涓涓之流，则滔天之势不能遏；备水以防火也，若不以扑灭其荧荧之光，则燎原之焰不能止。其水火既盛，尚不能止遏，况病之已成，岂能治欤？”清·曹庭栋则指出“以方药治已病，不若以起居饮食调摄于未病。”

一个较长时期以来，治未病的医学思想逐渐被淡化，甚至被“治已病”所取代。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渴望健康的欲求日益增长，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治疗已病是消极被动的，是对医学主体功能的削弱与颠倒。世界卫生组织（WHO）1996年在名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的报告中指出了21世纪的医学将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重视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人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心身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在医疗服务方面，则是以疾病为中心向病人为中心发展；等等。这昭示着21世纪的医学将不再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人的健康为研究对象与实践目标的健康医学，将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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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中医治未病是健康养生之学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200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排名双双大跃进，港大由去年排名第33跃升至第18位，中大亦由去年50位攀升至第38位。北大与清华则分别下跌至36及40位。
 
哈佛大学蝉联榜首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公布全球200大大学排行榜，200大学分别来自28个国家及地区。香港方面以港大排名最佳，由去年的第33位攀升15级，晋身第18位，港大亦“压倒”新加坡国立大学，进占区内大学的第2名。而中文大学则由去年50位攀升12级，位列第38。对于中大的排名上升，中大发言人强调，中大一向着重推动科研及提供优质的教学，未来亦会继续。
 
至于今年十大位置仍然由英、美大学霸占，榜首仍然由美国哈佛大学蝉联，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并列第2位，去年进身十大的伦敦帝国学院再进一步，获排名第5位。至于伦敦大学学院更由去年第25位跳升至第9位。不过麻省理工学院由去年排名第4，跌至十大榜末。而史丹福大学及加州柏克莱分校，今年更跌出十大位置，分别排名19及22位。
 
北大清华排名下跌
 
百大排名榜中，亚洲区大学有13所，较去年12所增加1所，亚洲第一之位由排名17的东京大学夺得。不过中国内地大学今年成绩稍逊，其中北大由去年第14跌至今年的第36位，清华大学亦由去年位列28跌至40位。而新加坡国立大学则由19位跌至33位。
 
《泰晤士报》每年均会举办全球大学排名，是次调查机构收集多项数据得出排名结果，其中包括取得5，101个学者、1，482个国际公司的意见，以及参考国际教职员所占比率、国际学生比率、学生与全体教职员的比率、全体教职员论文引用次数等。而教学法的发展，今年影响部分大学的表现下降，包括单一学科大学或较少重视科学的大学。

来源：英泰晤士报公布名校排行榜 北大清华排名下跌（人民网 2007-11-8）

研究生教育外表很光鲜
 
最近，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52.9%的人认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不值。读过研的受访者中，35.6%的人表示后悔。对于这个调查结果，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教授们，不会感到舒服，当然他们可以祭起采样、统计、回归之类的科学大旗，质疑其可靠性，甚至由有关部门出面，弄一个针锋相对的调查，给自己遮一下丑，但是，如果这些人拿出良心来，扪心自问，应该知道，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实际的研究生教育状况，只能比这更糟。由于研究生教育的大头在高校，因此，下面我主要谈大学。
 
其实，无论从数据还是从大学的现场看，我们现在的大学研究生教育，相当亮丽光鲜，人数众多，几年就翻了几番，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而且学校的大楼盖得都很漂亮，很宏伟，楼里的设备也相当先进，连某些社会科学的学科，也建起了实验室，计算机室，我所在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居然还有模拟联合国辩论的专有试验室，据说，进去一看，里面一堆的设备和耳机，不知道是不是装上了同声传译机器。
 
漂亮的大楼和先进的设备，但是里面受教育的研究生却怨声载道，感到满意的人少。上面提到的调查，忘了一项，即追问那些对研究生教育感到满意的人，他们受教育的动机。其实，在这些人中间，绝大部分人是压根就没打算通过这个阶段的学习得到什么的，他们接受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个文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学乃至研究生教育，最对只求文凭者的口味，这些人相当多属于在职生，没有毕业找工作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读研，就是为自己镀层金，以便于今后的升迁，由于他们在职，甚至学习期间也不脱产，因此，教育环节越是马虎，便于通过，就越是有利。对于按正常程序考上来、期望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更上一层楼的学生而言，研究生教育很难令他们满意，不仅不满意，甚至在私下议论和网上论坛的匿名发言中，充斥了对学校和导师的怨恨。
 
高校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研究生教育的现状，首先跟这几年大学的大跃进有关。今年在校研究生数量为110.5万。研究生招生的数量，是大学当局最喜欢的数字之一，因为这个数字，不仅代表着学校的规模，还标志着学校的档次，标志着学校在整个的官方大学排行榜上的位置。
 
几乎任何一个大学的负责人，在对外介绍自己大学的时候，都会如数家珍地列举自己的学校有多少个博士点，多少个硕士点，多少个一级学科(表明可以自己设置博士点)，多少个重点学科(表明可以增加能带博士的教授名额)，他们不仅在国内如此炫耀，到了国外也这样夸耀，全然不担心人家笑话，说明这些“点”以及相关的研究生数量的多寡，作为一种政绩观念，已经深入我们的大学当家人的骨髓。同样，对于那些档次低一些的大学而言，有硕士点是上了一个台阶的标志，如果连博士点都有了，那么学校的校长，大可以告慰自己的祖宗了，下一步，就该争取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了，有了这个资格，或者说上了这个台阶，就可以放手大招特招研究生了，也意味着，学校里所有的教授，在名片上都可以印上“博士生导师”五个字，这在中国大学里，意味着最高的荣誉。
 
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各个大学如此痴迷于各种“点”和一级学科与重点学科的评审，每到评审时节，大家各显神通，跑部钱进，甚至上级下死命令，不惜代价，也要拿到。害得教育部每年强调要严控审批博士点和硕士点，但是“点”还是不可遏制地增加。也就是说，各个学校，对于研究生扩招，甚至比本专科学生的扩招，还要有积极性。学校和老师有积极性，学生在一段时间内，也很有积极性，由于扩招，本科生太多，社会评价贬值，于是大家升一级，竞相考研，对于很多人来说，实际上是把研究生当成了过去的本科。
 
研究生数量以每年25%以上的增幅增加，即使学校的基础很好，也难以承受，更何况，我们的大学经过“文革”的长期破坏，在大幅度扩招之前，还没有恢复元气，而扩招带来的大学合并、盲目扩张等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又加重了大学的内伤，即便没有目前高校系统那种华而不实的指标评价体系，大学都很难保证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研究生培养的“土法炼钢”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研究生培养，制度化程度就不高，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所谓的严进宽出制，只要考进来，差不多都能毕业，而且是按学制时间毕业，博士生三年，硕士生三年或者两年，如果哪个导师胆敢给他的学生论文枪毙了的话，多半会引起轩然大波，即便只是让学生延期毕业，学校方面也不鼓励，博士生只要过了三年，学校就不再提供住宿。
 
在西方发达国家，博士生资格考试，一般要布置上百本书，在这些书中随意出题，考试要经过几个环节，一考要经过十几个小时，考出来，学生就像脱层皮，然而，在我们这里的某些学校，这个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关键环节，几乎变成师生之间互相吹捧的联欢，学生一点压力都没有。硕士研究生有的学校两年，有的学校三年，但是无论两年三年，都要求交论文，三年制的学生交论文，时间还勉强够，两年制也交，明显时间不够，但学校也没有相应的对策，反正都得走程序，论文质量保证不了，就没有人管了。
 
最可恶的是，几乎每个大学，都要求研究生(有的只要求博士生)毕业之前，要交两篇核心期刊论文，否则不许答辩，在如此短短时间内(一般都是两三年)，即使是学术上很有积累的人，写出合格的论文，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何况这些学生，多数是学术上的新手，写不出来，就只好抄，学术期刊，为了迎合学生的这种需要，也大开方便之门，收费发表，只要交足了钱，就能发表，期刊个个养得肥肥的。其实，学校的这种无理要求，无非是发动群众“土法炼钢”，利用学生增加本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
 
不用问，研究生教育出问题，带研究生的导师，责任也相当大。说起来，我们的大学都在鼓吹培养大师，但是实际上大家只热衷于盖大楼，别说大师，连“中师”、“小师”也没有。严格地说，现在合格的导师很少，多半属于这样几种类型，一是老板型，学生招进来，就拿他当雇工；一是放羊型，学生招进来，不闻不问，到毕业也见不到几面；一是护犊型，对学生不错，只是学业上的指导有限，不许别人批评自己的学生，论文无论好坏，都不能说。当然，也存在综合型的，即上述毛病都有者。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短时间内，培养出能够适应我们扩招需求的导师来，除非我们大规模引进，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掏空。严酷的现实是，现在的大学体制，凡是认真老实做学问的人，往往被边缘化，活跃在上面的教授们，即使从前做过学问，现在也不做了，出国多，开会多，成果也多，但垃圾更多。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大学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已经处在信用破产的边缘，只是因为国人中的多数没有这个条件去用脚投票，但是多数的研究生，在心里和嘴上已经给我们的高等教育投了否定票。

来源：人大教授张鸣质疑研究生教育   南方网－南都周刊（作者：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历史的坏脾气》、《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等。）

凯博文，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和人类学两个专业的教授，医学人类学学科奠基人。前不久，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联合成立“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这是复旦和哈佛的一项重要学术交流项目，凯博文教授被聘为该中心的荣誉主任。

1960年代、美国、青春，这些词语加在一起总是惹人联想。当时，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刚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凯博文却在耶鲁的新海文医院内科担任实习医生，“在每36个小时的间隔中，我必须工作24个小时，个人生活的变化和国家局势，都让我觉得非常厌倦并且疲乏。”当时，凯博文有一位患罕见肝癌的病人，在经历痛苦之后去世，凯博文的上司是一位肝病领域的专家，“在没有取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他命令我提取病人的体液进行实验……当我把长长的测试针插入病人微温的皮肤，看到病人的肤色在瞬间变黑。”

多年以后，凯博文说起这段故事仍然长长沉默。虽然不近人情，但是在当时的美国，这一切完全符合情理，不服从的医生甚至会被指责为懦弱、不负责任，而这在今天的美国医院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质的改变，就是医学人类学存在的意义。

“疾病”和“病痛”

凯博文对于医学人类学的首要贡献是提出了疾病和病痛(disease and illness) 的两分法，而这个重要概念的提出则和他1969年的中国台湾之行不无关联，完全不同的医疗系统给他带来了新鲜的灵感。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在美国，医院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区域，在医院周围，你看不到别的建筑。但在台湾，医院旁边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场所。”凯博文指的是，在医院的四周，不仅有各种商业设施，还有许多中医诊所、私人中、西药铺，最让他惊奇的是，还有很多的庙宇。“我发现，这里的医患关系依托于一个完整的医疗系统，医院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去庙里求签，解签的人会神秘地告诉你，你的病可以在出了庙门之后向前走多少多少米得到解救。而之后，你发现那个地点是一个中药铺子。”所有的一切———信仰、命运、经济、人情，在台湾的整个医疗系统中是混合的，“这在美国严谨的医疗体系中根本无法想象。”

这使得凯博文对于医患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医生和患者对于生病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所谓“疾病”就是医生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对人体生理异常现象的认知。此时，患者和他的家人、朋友是把异常状态作为“病痛”来看待的。在与患者接触的初始阶段，医生首先看到的也是“病痛”,但随着他对症状的分析和诊断推理的展开，“病痛”逐渐隐去，“疾病”逐渐突显。当诊断过程结束，一个医学符号———疾病的名称———代替了活生生的患者以及围绕着患者的心理和社会的问题，“疾病”取代了“病痛”，患者和病痛都被“医学化”了。

“我不想评论中医的科学与否，但我认为这肯定是给了患者一种心灵的寄托和安慰。而这在美国是缺乏的。”

被过度诊断的抑郁

在凯博文的跨文化精神病学和人类学研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对抑郁症的研究。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未知的研究领域。因为抑郁既可以是一种情绪，又可以是一种疾病。当它处于正常范围时，它是一种情绪；一旦超出正常范围，则成为一种病态。最棘手的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而且，对于抑郁情绪的感受受文化因素的影响非常之大。同样一种情绪，在一种文化中可能被视为病态，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则可能被视为正常的现象，甚至是被鼓励的一种行为。

“我在1980年代的时候到过湖南医学院做交流，发现中国在精神科就诊的病人中有75%被称为神经衰弱，但是在当时的美国，这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在10年前就已经被否定了。”基于在美国所受的理论熏陶，凯博文当时提出的意见有两条，一条就是所有的病人复诊以后几乎都符合抑郁症的标准；另一条则是在实践了抑郁症的药物疗法以后，别的症状都可以得到医治，但是头晕、头痛、疲劳这三个症状则要等到导致抑郁的社会关系问题———诸如失恋、家庭矛盾、工作挫折等等都解决了之后，才能得到缓解。

20年后的今天，凯博文再次提到这个话题，他认为目前的问题在于精神病科过多地将正常的悲伤诊断为“抑郁”，这是对患者不负责任。“虽然我现在并不认为当初给予中国精神病科的建议是错的，不过我认为在当代，抑郁症的确是被过度诊断了。”

张大明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1
 
中医之学不仅追求真，追求善，同时还追求美的完满。中医学的美是医道中超越了真，超越了善的最高层次，是为医之道的至境峰颠。你苦醉心于中医学中，学会感到美的震憾，美的感染。

中医的诊疗过程与其说是技术操作，毋宁说是艺术创作。中医诊疗过程观察周全，灵活善变。医生思彻天地，心游八极，个人之学识经验，性格灵感并参与其间。似是随心所欲，而实则终不逾距，为医理所涵。这为医生独特风格的充分展现，提供广阔的画面。历代成熟的大医家，多形成了的独具风格，在诊疗过程中鲜明地展现：“扁鹊医如秦鉴烛物，妍媸不隐，又如弈秋遇敌，著著可法，观者不能察其神机；仓公医如轮扁斫轮，得心应手，自不能以巧思语人；许叔微医如顾愷写神，神气有余，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摸而不可及；张公度医专法仲景，如简斋赋诗，并有少陵气韵……”这是中华美学与中国医学的融会贯通，是技术操作与艺术创作的璧合珠联。
 
目录：
第一回　说教师言学生人物亮相　论规矩谈技艺何为关键
第二回　观方药测病情丝丝入扣　治疾病如写真样样相似
第三回　妙改方巧改方改如不改　重开放又开方开犹未开
第四回　辨痰浊论瘀血总归脂浊　化痰浊逐瘀血终是祛脂
第五回　迷藏象论脏器脏藏有异　言藏神谈脏形藏脏不同
第六回　观影象参数值延伸四诊　通概念溶新知巧为辩证
第七回　说难学道封闭中医学术　论药性惜粗疏中药理论
第八回　用热药不远热妙在巧用　知实质巧运用以犯为能
第九回　空调病阴暑病贪凉饮冷　大青龙温散法作雨龙升
第十回　究西药论特性洋为中用　精选药获佳效重在辩证
第十一回　评易经论医经医易同源　学易经读医经医易有别
第十二回　重功能重感受中医特色　重形态重指标西医守则
第十三回　论剂型有多种丸散膏丹　据病机巧运用阴阳倒颠
第十四回　喜怒忧思悲恐辩证求因　风寒暑湿燥火因发知受
第十五回　药方上多地名道地分明　灭病魔用强兵克敌制胜
第十六回　议八纲谈脉象评脉论证　言太医话雪芹议红说曹
第十七回　或合理或合实经典学习　或原意或释意经典研究

来源：当当 小说中医——中医新课堂丛书

近日看到一则消息，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上又有重大发现，某专家通过调查发现：“通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98～2005年8年数据发现，8年中全国发表文章近54万篇，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占79.41%。尽管不能绝对说没有被引用就是‘垃圾’，但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目前发表的文章质量确实不高。”（科学网2007年10月22日）联想到近来一段时间，国内学界讨论热烈的影响因子以及文章质量的话题，不觉有些疑惑：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的？

连续几年，中国科技界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数量都在快速增长，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重视。无论褒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今天我们才有了科学大国的地位。尽管科学大国与科学强国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但毕竟中国的科技界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点不容忽视，这是无数科技工作者拼尽全力才获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努力被轻率地认为是垃圾了呢？笔者不否认，中国的科技成果目前达到一流的还不多，但这是后发展国家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如果一味地否认这种起飞时的努力，对于科技发展的未来是不利的，有些发展阶段是无法跨越的，科技的发展同样遵循这个道理。

笔者无意为当下中国科技论文的质量与水平辩护，但是这里提出如下两个疑问：首先，中国实际的科研环境是否被有意或无意地严重高估或误判？其次，中国科技的发展战略应该选择哪种路径？换言之，是采取资本密集型还是人员密集型的研发战略？哪种模式更适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只要看看中国的科研投入，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在拿什么作研究了。除了少数项目能够达到国外同类硬件设施，大多仍然是处于“小米加步枪”的状况，这从中国每年的科研投入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可以看出，人均的状况就更加相形见绌。拿声誉最好的自然科学基金来说，2007年创历史最高点，也无非就是投入52亿元人民币，资助了12290个项目而已，全国又有多少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更是惨不忍睹，横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22个学科门类，堂堂国家社科基金的投入2007年仅为1.3亿元，中标项目1488项。要知道这是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大的项目申报源头，也是历史上投入最高的年份，即便加上教育部的项目，数量也是少得可怜，这就是国内学者目前进行研究的真实平台。在这样的情况下，8年内竟能发表54万篇文章，可见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当然，这54万篇论文中不乏为了作者个人利益的注水之作。即便如此，就应该怀疑大多未被引用之作为垃圾吗？一篇文章的价值是否能以被引用与否来完全覆盖？引用只是同行研究时才应用的一种规范，普通阅读者是不需要引用的，这时文章的价值如何衡量？笔者曾戏言：拿参与国际比较的科技文章来说，如果坚持按所谓的高质量（大多等同于高影响因子）的要求来衡量中国的科技发展现状，把那些所谓低质量（低影响因子）的文章全部停发两年，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也许我们每年能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按目前的水平来说不会超过200篇，可能还达不到一所国外重点大学的数量，这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就是促进吗？如果真的这样实验下去，可能我们就不会拥有今天科技大国的地位。笔者一直坚持认为：数量与质量并不矛盾，由于刊物的有限性，文章的质量因为竞争自然会逐渐提高，这是必然规律，否则，随着科研人员的不断增加，可能连低影响因子的文章都发不出来。之所以出现这种舆论，是因为有些人忽略了中国科技的发展阶段以及严重误判了中国科研环境的真实状况。打个比方，一个刚刚解决温饱的人家，突然想讲究生活品位，想法不错，不过那是属于将来时态的，一旦不顾实际贸然实施，很有可能把这个家庭的经济彻底搞崩溃，稳妥的办法就是慢慢来，一切都会好。

基于上述考虑，在科技资源缺口严重的现实约束面前，我国目前的科技发展战略应该选择人员密集型的发展战略，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战略，随着学术市场的规范化，质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好。最终实现由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廉价是科学的一种美德而不是罪过。

来源：廉价是科学的美德而不是罪过（科学网 作者：李侠  2007-10-26）

考研学生首重（ 64.1％）导师的科研能力，其次是“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
 
“读研值不值，关键看导师。”一位读者针对上周的报道《民调显示52.9%的人认为现在读研不值》传来了他的意见。
 
持续数年20%以上的研究生报名增长率，去年突然折了腰——全国考研报名人数增速首次减缓，同比增长仅0.5%。上周刊发的民调结果与此恰相印证，在读者中引发热议：读研不值了？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网站联合开展的一项跟进调查发现，53.6%的青年学子认为读研值不值的关键在于“跟了哪个导师”，导师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自己的努力”和“学校的名气”。
 
“跟个好导师，读研就值得，跟个差老师，纯粹是浪费时间，甚至是倒贴。”一位网友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导师！导师！
 
去年毕业的孙嘉拒绝了某生物学研究所的硕博连读保送名额。“老板”的行为让她害怕，在师兄师姐的描述中，“导师活像监工，甚至舍不得让你毕业”，“每年都有学生主动放弃博士学位走人”。
 
选定心目中的导师后，孙嘉又毅然投入“猪狗不如的考研生活”。她对当初的选择不仅丝毫不后悔，甚至庆幸自己“没有跳入火坑”。在她眼里，导师之于研究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不仅决定未来几年在学校里的境况，更决定了终身的发展。
 
调查发现，考研的学生首重（64.1%）导师的科研能力。此外，“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也是半数参访者考虑的问题。而“缺少师德”，是37.6%的人对目前导师状况颇为失望的一大因素。
 
“我每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得去给导师打工赚钱，干的活儿和操作工没啥区别。”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孙军（化名）郁闷地说，“导师每月给我150元，我还要交学费，这么大了，又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
 
“你叫我怎么不去想着赚外快，哪有时间、精力学习？”孙军反问。
 
“导师可能都不认识我”
 
“我导师可能都不认识我。我们几个同门都是‘自学成才’。”一位选择博导作为导师的硕士生网友在调查中自嘲。
 
博导资金足、课题多、地位高，是许多学生的首选，可是选了博导，你也不一定能见到他。“硕士几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孙军无奈地说。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博导分配手底下的副教授和博士做“小老师”的现象比较普遍。
 
“忙（58.1%）”和“带学生太多（54.6%）”成为本次调查中青年学子们对导师最为失望的两点，之后才是“学术水平太低（51.1%）”。
 
“我整个研究生期间只见过他三次”，北京某高校硕士毕业生李丽（化名）说，“其中有一次还是在全校新研究生大会上远远地望了他一眼”。
 
李丽导师的能力毋庸置疑，博导、副校长，但是，“能力强自然有很多事情来找你”。进入研究生学习后，李丽才发现，并不是越有名气、社会地位越高的导师越好，“因为他太忙了，忙得不可开交，忙得压根儿没空管你”。导师自己也跟他们连连道歉，“对不起啊大家，我真的太忙了。”唯一一次聚餐导师吃了一半，接了个电话人就走了。
 
“一个导师两年能请学生吃几次饭就算好导师了？”有网友发出这样的质疑。
 
72.8%的人认为中国导师合格率偏低
 
对于导师的评价，在本次调查中并不高，72.8%的人将国内导师的合格率选在了50%以下，甚至有28.0%的人认为以学术标准衡量，目前中国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导师“不足10%合格”。
 
李丽将这种不合格归结为一种无奈，“板子不能打在某个人或者某一类人身上”。实际上，她的导师还是“做得很不错的”，“他也是做科研做到一定程度才能坐到那个位置”。
 
“老师也没办法”，李丽对导师也很理解。“他也想做研究，但是全国各地开会，各种各样的琐事，根本摆脱不开。”
 
赵莲觉得自己很幸运，她入学那一年，导师刚从国外回来，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每个月，所有学生都会和导师见一次面，安排好这个月的小研究方向，同时纠正上个月研究方向中的不足。相较于“研究所里百分之八九十的导师都是很浮躁的，忙于赚钱，忙于应酬社会关系”，赵莲的导师让她学到了“最有价值的治学态度和思维方式”。
 
下一步博士也会贬值？
 
近日，中科院化学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鸿飞在其博客上撰文“十有八九的博士和博导不合格”，“以美国三流大学的水平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
 
文章进一步指出，大家往往会高估国内学术界的能力和成就，因为大陆人才的总量实在太大，人们往往很容易看见冒尖的少数，而忽略绝大多数人的问题。
 
不过，也有人对王鸿飞的观点提出质疑。一位接受采访的博士认为，王鸿飞的个人观点缺乏数据支持。“至少在我们生物学领域，国内这两年的进步就特别大，我们正在赶上国际一流实验室的工作水平，尽管差距仍然很大。”同时，该博士认为舆论说的情况可能是研究生扩招之后，有些院校出现了博士粗制滥造的情况，但一些名校和研究所的水平绝对是突飞猛进的。
 
但在孙军眼里，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是“批量生产”，导师开学第一次见面就和学生说怎么写论文，“很多研究生上学就是为了写篇论文，拿张证书”。
 
孙军认为身边许多人的研究目的不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文凭，毕业生学历高但是学术水平未必高，“如果导师也有类似目的，那就更没什么学术可言”。
 
态度！态度！
 
中央教科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程方平认为，肯定是一代学者比一代更有能力。导师的水平能力都是达到一定要求的，问题在于在现有的评价管理体制下，一些人没有尽力，有的人带的学生太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志忍也认为他所在的学科近几年和国际接轨，进步很大。关键是现在社会发展，分工愈加细化，以过去社会对学者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要求，现在学者肯定都不合格，同时他指出按照国外的标准评价中国学者并不合适，国外标准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问题。
 
“关键在于导师的质量如何评价”，程方平指出，把这其中的逻辑顺序理顺是解决问题的切口。民调显示青年学子对于导师的评价，学术能力是一个方向，对待学术和学生的态度是更重要的一个方向，而这种态度就和整个环境、体制、风气息息相关。

来源：科学网 53.6%学生认为读研是否值得关键取决于导师（作者：严翠 江江 中青报 2007-10-15 ）

这是韦政通先生在东南大学“人文素质大讲座”的演讲

我选这样一个演讲主题，主要的是希望能够引起年轻的朋友们思考人生这一类的问题，希望为大家提供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方面的一个宏观指标。人生的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具体。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同、目标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我们遇到的问题自然也都是很不相同的，所以人生的具体问题永远都是靠自己解决的，也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我今天讲的都倾向于一般性的问题，希望对大家有些参考的价值。

怎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一个人的人生要真正幸福快乐，就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条路不一定赚钱，也不一定能有很好的地位，但他心甘情愿，因为这样过一辈子他认为值得。

人生意义的第一个层次是“生存”。在“生存”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经济的独立。这是比较偏向物质方面的。譬如，中国八年抗战胜利以后，当时流行“发国难财”，很多人追求的是所谓的“五子登科”：要有个房子，要讨个妻子，要生个儿子，要买个车子，银行要存点银子。经过大半个世纪，现在人们的追求已经不一样了。很多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不管是男性、女性，对是不是要生儿子，看得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不过，房子、车子、银子还是现代人非常迫切需要的。当然，各个不同的时代，各种不同的人对于人生有不同的选择。人生的追求有很多很多可能性，你设定的人生目标不同，你对人生的定位不同，你的需求也不同。理想非常高的人，例如对文学、对艺术有追求的人，他对物质就看得比较淡，房子车子银子这些东西根本不在他的算计之中，因为他追求的是更高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今天你们也许会问我，以我的个人经验，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回想过去，我的人生追求是什么？说实话，我像你们这样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有多大的房子、多好的车子、要存多少银子。我年轻的时候想，我这一生要达到两个愿望：第一，想读任何的书我都有钱买；第二，想到任何地方去我都有能力去。这当然是在基本生活已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在今天，我的这两个愿望基本是实现了的，这也无形中符合中国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对于古人来说，要实现这两个愿望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行万里路”，可现在就容易多了。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机会比过去多得多了，但是竞争也比过去更激烈了。有人说市场经济社会的法则是“丛林法则”，竞争非常残酷、激烈。当你踏上社会，真正遭遇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效地帮助你，工作、生活包括感情等方面的难关都需要你自己去面对。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每一个人的智慧都是从经验当中磨炼出来的。

面对“生存”阶段可能遭遇的困难，我们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现在有许多年轻人一进入社会，只要找到安定工作以后，就希望马上享受。这样的态度比较危险。我建议一种比较健康的态度，就是不要一开始就奢求，我们希望的是明年比今年好一点，后年再比明年好一点，逐渐地好。一下子追求到极其丰富的享受，这里面是有很大风险的。一旦你的工作有了问题，或出现其他差错，你整个就处在困难之中了，你的人生就可能整个地完了。所以我们在追求经济独立的过程当中，态度很重要，我们希望能逐渐地好，踏踏实实地、很稳健地走人生道路。这也是我的一种人生的经验。

我们在追求经济独立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父母的意见很多，他们会要求你学这学那，学些你可能不怎么喜欢的专业，而你又不能不听。但我告诉你们，越是现代化的社会，父母越应该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我们有些父母在这方面做得不大好，常常给孩子很多的压力。有人采取两全的办法，就是兼顾双方。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台湾歌手罗大佑。他过去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去学医，当他赚了钱之后，三十多岁就不再管父母的意见了。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走我自己的路。这样的人比较少，这些人都有很强的个人能力。一个人的人生要真正幸福快乐，就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条路不一定赚钱，也不一定能有很好的地位，但他心甘情愿，因为这样过一辈子他认为值得。很多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画家，包括一些学哲学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认为人活着就是要有自己的意义，按照自己的志趣去发展，无论受多少苦难，也甘之如饴。

老实说，我们中国年轻人比较依赖家庭。现在美国的很多孩子不那么依靠家庭，为了获得更多的生活上的自由，他们宁可自己去打工挣钱。像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传统，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既然在经济上依赖父母，你能不听他们的话吗？追求独立、追求自由，就很难了。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比较独立。我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很会赚钱。我的大哥、二哥都跟着他做生意。我父亲希望我也跟他们一样做生意赚更多的钱。但是很不幸，他生了我这样一个不怎么听话的儿子，从小对他这个行业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从小就跟父亲发生冲突。因为不喜欢，怎么办？我就一走了之。我想我一生有点成就，跟这叛逆的性格、想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有关。

现在这个社会，假如我们不管家庭背景如何，没有太多的牵绊，那么我们的选择范围简直太广了。人多半重视经济，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有人对物质反而很轻视。在台湾甚至有女孩子，在大学毕业以后，跑到山林里过起了陶渊明似的生活。所以，现在的人有太多的可能性，不一定非要那样的生活。你可以拒绝现代文明，不见得人人都追求金钱。

金钱真的万能吗？事实上，有人拥有财富却活不下去，其中有一条，因为缺少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讲人生的意义，是希望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意义或理想的召唤下，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活跃起来。一个人活着，有再多的财富，有再大的名气，到了一定阶段，你受了挫折，你都有可能活不下去。如果你有意义感，你充满对人生意义追求的热情，就不会对人生感到绝望，再困难都会挺过去。

全文链接：解放日报思想者专栏  生存·生活·生命——人生意义的三阶段论

这是北京理工大学金吾伦教授在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创新战略委员会2007年学术年会上所作报告的部分内容。

对创新型国家的一种定义为“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这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没有考虑到创新内涵的扩大，随着创新进程的加速，创新从技术创新推进到非技术创新；第二，没有意识到社会创新本身及其对科技创新的意义和重要性。建设创新型国家，科学技术是主力军，科技创新是基本动力。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创新不能只局限于科技领域，它是整体性的，是全社会的活动。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除了要考虑技术的创新之外，同时必须要考虑非技术方面的创新，更不可忽视人文社会因素对创新成败的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创新内涵的扩大，非技术创新重要性日益增加。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与欧盟统计署（Eurostat）联合出版的《奥斯陆手册》（OsloManual）第三版，不但扩大了创新的定义，而且增加了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这两类创新本身并不是技术创新，但它们对于生产力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组织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组织创新不仅是产品和工艺创新的支撑要素，也可能是企业自身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新营销策略则对企业效绩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商业周刊》2006年4月24日刊载一篇题为《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的文章，其中谈到创新内涵的扩大：“如今，企业创新的含义已经远不止开发新产品那么简单。它还包括改造业务流程和打造全新市场，以满足消费者永无止境的需求。最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和全球化带来更多创意，创新也包括选择和实施正确的创意，并以创纪录的速度将它们推向市场。20世纪90年代，创新指的是技术以及质量和成本控制。如今，它指的是提高企业组织的效率，对其加以改造，使之具有创造力并不断发展。”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教授维贾伊·戈文达拉扬说：“很多不同的内涵都被划入了创新的范畴。创新不一定与技术有关。”很显然，创新已经超越了科技的范围，那种把创新只局限于科技领域的视野显得过于短视了。

不久前去世的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很早就提出社会创新的重要，他强调，并不是只有科学和技术才会在知识上除旧更新；社会创新的重要性不亚于科学创新，且往往更重要，“我们是不是把作为本世纪变革推动者的科学技术的作用过于强调了呢？社会创新中很少是由于科学技术产生的，但它们却对社会和经济有着甚至更为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对科学技术本身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认为我们不能把眼光只盯着科学技术，还必须重视科学技术之外的社会创新。

近年来，一项最著名的社会创新是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尤努斯因为这项社会创新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辞说：“尤努斯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可以将理念转化为数百万人受益的政治行动的领导者。受益的不仅是孟加拉国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数百万人。”这充分表达出社会创新的巨大社会利益。

社会创新不但推动了社会发展，也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彼得·德鲁克说过这样的话：“发展中国家可以轻易引进技术，可以轻易引进资金。然而，技术和资金只不过是工具。它们只有在能干、高效的管理人员的恰当使用下才会有效发挥作用。建立这种管理人才储备既是中国最大的需要，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德鲁克的话是直接针对中国的，而且言简意赅、一语中的，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德鲁克还指出，管理不但是一个新的社会功能，也是新企业组织的普遍功能。管理者身负着社会资源的整合运作，要有政治家的胸怀和体认，他能为企业组织与社会在延续和变动之间找到平衡，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与和谐。管理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毫无疑问，技术创新的战略地位不可动摇。但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一项整体性的事业，因此我们必须对非技术创新给予足够重视。

来源：科学时报 金吾伦：创新只局限于科技领域实乃短视

1．独立发展论的依据

独立发展论，即强调保持中医特色，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独立发展的观点。此是基于对近代以来中西医会通、中西医结合对中医学影响的判断，以及运用库恩科学范式理论与自然系统层次理论评判的结果。

首先，从中西医结合研究对中医学术发展影响的评价角度而言，以李致重《“西化” ———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肾的研究”之剖析》为代表，认为近50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搞出来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既不能纳入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也无法归入西医学的范畴。

其次，是运用库恩科学范式理论对中、西医学的评判。“范式”与“不可通约性”是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的代表库恩提出的重要概念与命题。所谓范式，就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范式对科学的定义或标准不同。（2）新旧理论各自使用的概念、术语是互不相容的。（3）新旧理论的世界观是不同的，互不相容的。（4）新旧理论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5）新旧理论的语言是不可通约的。不可通约性”是以范式、科学共同体范畴为基础的。中西医分别诞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受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思维方式的制约，造成了二者在观念、形态、特征乃至审美意趣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从而形成两种医学范式，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着东方与西方科学传统的不同。中医与西医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同，所以两者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用语词形式所概括的概念、范畴体系自然也就不同，故中、西医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再次，是运用自然系统层次理论对中、西医学的评判。认为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是由方法论变革而发展的两个层次的科学，而按照系统科学理论，复杂系统整体性质的涌现需由一系列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逐步整合和发展而成，最终产生出的整体具有孤立的部分及其总和不具备的特性，系统科学将其称为“整体涌现性”。整体涌现性具有非还原性或非加和性，即整体具有一旦还原为部分便不复存在的特性，或把部分的特性加和起来无法得到的特性。因此，企图以现代医学的微观指标来描述中医学的宏观辨证概念，即将中医学还原化，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

2．独立发展论存在的问题

独立发展论突出强调了对中医特色的继承与发扬，但这种中医发展观则存在着如下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对西医学内涵、外延的人为限定、割裂。诚如李致重所言：“在讨论中西医的关系时所讲的‘西医’，其实是指西医的生物医学部分而言的。”其对西医的定义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或者认为中医的思维方式是比类取象，西医的思维方式是逻辑思维。作为中、西医研究的“人”，在逻辑思维中，“人”被物质化、机械化、非生命化、非自然化；而在比类取象思维中，“人”没有失去其所以为人的自然本性。

二是对库恩科学范式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存在问题。库恩认为，范式作为科学的历史形态，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必然导致革命。范式在形成之初蒸蒸日上，所向披靡，可以顶住或融化反常。但是，当它扩展到一定程度，生命力就渐渐耗尽，会陷入危机而导致科学革命。中医学从《黄帝内经》确立其医学范式以来，并未发生过范式变革的科学革命。那么，随着当代科学的发展，人们信仰的变化，是否也预示着中医学范式变革的必然性。关于不可通约性，尚涉及到对其内涵的理解，有学者认为，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除了淘汰一方之外，还有一种情形，便是被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所取代。这种取代是一种扬弃。

三是对自然系统层次理论的理解问题。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特别是复杂系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层次，不同层次之间则存在着隶属关系。中、西医学虽然研究了人体不同层次的生命活动规律，但毕竟是人体相邻层次的生理、病理现象，两者之间理应是相互联系的，具有一定的通约性。独立发展论则无疑割裂了系统层次之间的联系，而将系统层次绝对化了。由此也导致了一些逻辑的混乱，如有学者认为中医是用宏观说明常观，西医是用微观阐明常观，既不能用中医说明西医，也不能用西医阐明中医。如果欲用西医学说明中医，只靠微观阐明常观是不行的，还要用微观阐明宏观。

中医需要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独立发展，正如何裕民所说“中医学的发展，既要遵循科学技术的一般规律，也应考虑中国文化的走向，以及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这就是按中医自身规律来发展中医。”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按自身规律发展中医 □ 邢玉瑞  陕西中医学院

我国执教化学基础课最久的教师——中科院院士、91岁的申泮文教授，9月22日重回他钟爱的南开大学讲台。据报道，申泮文院士是南开大学学生评出的首位“良师益友”。上学期，考虑到申先生年事已高，学校和家人一度要他静养。但新学年一开始，他就主动提出要上课，他想念讲台！
 
上课时间还没到，申泮文院士就提前来到教室。当那硬朗的身影突然出现，讲学厅内掌声雷动。看到老先生虽已满头白发却仍神采奕奕，同学们和前来旁听的几十位老师都深受感染。
 
与申院士相比，现在能坚守大学一线讲台的教授已经不多了。有关部门曾做过一个抽样统计，全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副教授不上本科生的课，有三分之二的教授不上本科生的课。另据媒体报道，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过去4年中给本科生上满400课时的教授仅有4人，最终只有一人获得名师奖。有业内人士指出，教书育人本是大学第一功能，如今的教授上讲台却需要教育部发文督促，这似乎离教育越来越远。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书育人本是大学第一功能，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教授不愿上讲台呢？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大多数高校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在偏重“科研”的指挥棒下，许多大学教师为晋升职称，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花在论文和课题上，无暇顾及课堂教学，而其直接后果是教学质量下降。相反，他们职称越高，离讲台就越远。正如一位在校本科生所说：“对于知名教授只是知其名，却难闻其声，更别指望名师给学生上课。”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而教学工作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教师水平和教学水平是搞好教学工作的关键。正如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所说：“不给学生上课，怎么能叫‘教授’呢？少出几项科研成果，受影响的只是学校本身；而误人子弟，受害的却是全社会。”
 
教授们的学识才华是高校最宝贵的资源，他们的知识理应通过教学传之后人。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手把手教学生做实验，曾经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潜心科研、薪火相传的典型场景。可如今，许多大学教授精力放在了找课题、办公司、跑项目、要经费上，长期远离讲台，远离教学第一线，研究水平和教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有67年教龄的申泮文院士带头走上讲台，不仅是在教给学生书本知识，更是在引导学生做人。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大师们都不去给学生授课，甚至学生都不认识这些大师，那怎么能培育出优秀的学生来呢？那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的目标只能成为一句空话。要求学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就首先要求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中去，所有学校都必须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但愿有更多的教授、名师能以申泮文院士为一面镜子，主动走上讲台，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好教授，这才是中国高校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来源：91岁院士重上讲台是面镜子（作者：刘纯银 工人日报）

“为学莫重于尊师”，最近，自称国内第一个大学生点评大学老师的网站——“点评老师网”上线，一时间引来社会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简单的注册，就可以公开发表对熟悉老师的评价，还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点评。
 
“点评老师网”的出现，给“尊师重教”的传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有人觉得是一个了解老师和学校的窗口，也有人气愤：老师怎能当“菜”来评呢？
 
思考一 是否会损害老师的名誉权？
 
笔者在百度网里输入“点评老师网”搜索，得到16100个相关网页。据了解，该网站是仿造美国著名网站“教授点评网”而建立，目的是想给大学生选课、考研、填志愿提供参考依据，“推动师生沟通，促进教学相长”。
 
该网站自去年11月正式上线以来，如今已有几万注册会员，日均点击率数以万计，而被点评的老师涵盖了全国各大高校，达到近千人。
 
根据点评的多少，还设立了魅力排行榜，易中天、于丹，孔庆东等名列前五。
 
“不错不错！可以了解到许多老师的上课风格，看到自己喜欢的老师也被别人所喜欢很开心！”华南师范大学的小陈如是说。广东某高校的苗老师最近也颇为得意，因为他看到自己在点评老师网上进入到了“名师榜”的前十，“我觉得得到学生的肯定特别欣慰。”
 
采访中，大多数学生和老师还是对该网站表示了很高的兴趣，但也有人表示担忧。中山大学的小沈表示，这样的点评“太随意了，免不了有人在评价中故意添油加醋”。广东商学院的小徐告诉笔者：“平常对老师的评价我们只是私下交流，现在有机会可以公开地说出来分享很好。但是不排除有人会恶意贬低，给老师们和学校造成不良影响。”据了解，北京某高校已经有内部规定，学生不准上该网站点评该校老师，以免影响该校声誉和招生情况。
 
思考二 纯粹娱乐还是让高校正视学生满意度？
 
除了对损害老师名誉权的担忧，争论中也有人提出，这种点评形式纯粹是娱乐：感性化的评价加上类似“选秀”的排名，和娱乐有什么两样呢？所以这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对点评表示过多的关注。
 
对此，“点评老师网”的发言人称，高校应该重视学生对自己所受教学的满意度，“我们所推出的点评大学内容以及大学排行榜，恰恰主要基于大学生的满意度。”这位发言人说，为了保证网站的权威性，他们还特意请教育部的专家以及十余所高校校长担任网站顾问。
 
“这其实可以看作一个公众话语权的体现，并没有什么不妥。”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古南永教授在采访中首先对这一点给予了肯定，但他同时认为，“因为评价没有一个严谨的指标，并不能因此说明一个老师的水平，而只能说是‘某人对某老师'的评价，在可靠性和公共性方面都不是很充分。所以，公众和老师都不用太在乎评价结果。”
 
记者在网站上也看到了部分学生对古南永教授的评价，对此古教授坦然处之。
 
思考三 对大学教师评价机制的补充？
 
“点评老师网”的出现，让多年来“高高在上”的高校和老师直接面对学生的点评，许多学生觉得不失为一种了解老师和学校的好途径。虽然有老师和高校认为高校自身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评价体系，就该网站点评的科学性、公正性提出质疑，但有专家指出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教师评价机制存在问题。
 
“每年我们都要以各种理由‘逼迫’学生去完成教师平时的考评。”某高校教务处老师向记者说，“学生对教师考评没有什么兴趣。”
 
“如果它（网站）以后能够做得比较规范，从而有一定的权威性，还是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古南永教授说。

来源：科学网  国内首个“点评大学老师网”上线引发网友追捧   链接：点评老师网

所谓创新型国家不仅是崇尚创新价值的国家，不仅是由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鼓励、保障着创新活动的国家，而且是全体国民都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在现行高考制度的制约下却非常不利于国民创新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不应否认现行高考制度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合理性。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源仍然相对匮乏，优质资源更是高度匮乏，就不得不用入学考试来决定谁可以享用这一资源。由于竞争的惨烈和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没有根本好转，所以入学考试就不得不是高度刚性和高度统一的，并且录取标准也同样是高度刚性和高度统一的，即基本上以卷面成绩为唯一的取舍标准。于是，高考就成了这样的事情：为了能够“客观地”做出取舍，就不得不按照判卷的需要来设计考试内容，以便能精确地区分出1分、甚至0.5分作为取舍的根据；为了能够“公正地”判定成绩，就不得不把考试命题化约为一个个“知识点”，答对一个就给一个的分数。于是，入学考试就成了考试技能和考试经验的比赛，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基础教育和教学就以培养考试技能和积累考试经验为中心。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诸般公共事务中，高考是相对比较好的，这个“好”也就是客观和公正，就此而言，目前似乎还找不到比现行高考制度更好的高考制度。但是，这样的高考制度在大体满足了客观公正要求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这就是窒息了青年一代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所谓创新意识不能仅仅理解为有创新的愿望和意念，这在根本上是一种综合的人格素质。首先就是有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理性的渴求，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让自己的理性不断地成长起来，体验到人类生命的充实感和满足感；可见，好奇心和求知欲表征的是对生活的热爱，而且是最为内在和原初的热爱，所以也就是所谓创新意识的基石。其次是有批判精神，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敏感的情感反应，这样才能把对生活的热爱升华为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艰辛努力，才能把创新的主观愿望和生活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

但是，以培养考试技能和积累考试经验为中心的基础教育和教学却非常不利于好奇心、求知欲和批判精神、问题意识的成长。一切为了在考战中获胜，就只得运用题海战术，务必使学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题型题类都像见到自己父母一般的熟悉；为了获得好的分数，就反复地操练同样的题型题类，务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出正确的答案。于是，我们的孩子个个都成了考试的专家，考试技能之高超和考试经验之丰富让人叹为观止，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敲门砖，敲开了大门之后就一无所用。而代价却是，学习变成了智力活动的苦役，对世界的理性渴求被窒息了，读书变成了生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从中体验到的是生命的痛苦感和压迫感。

好奇心也就是童心，人类天生就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充满好奇，以至于古希腊人说，哲学起源于好奇。但是天生的好奇心是非常脆弱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太多的东西能够轻而易举地扼杀它，所以就需要“教育”这种人类事业来呵护、培育和发展好奇心，使得人类能够尽可能地保有童心和成就生命，并且为创新意识奠定基础，但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却在扼杀童心。

以培养考试技能和积累考试经验为中心的基础教育和教学同样非常不利于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的培育。任何考试都只能考人类知识所已知的东西，而创新是探索人类知识所未知的东西，这就需要“教育”告诉我们的孩子现有知识的局限性和可证伪性，就应当培养我们的孩子挑战现有知识的信心和勇气。但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却专注于培养考试技能和积累考试经验，这实际上是默认着现有知识是完美的、甚至是神圣的。其实，在任何时候，人类知识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更不可能是神圣的，不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创新意识；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是人类“教育”活动的灵魂，却在今天高考制度的指挥棒下变成了“教育”的禁区。

所谓创新能力也不能理解为是一种专门的技能，如同会游泳、会骑自行车那样的能力，它同样是综合性的人格素质，是一个人的自信心、想象力、判断力、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公德水平等等的综合能力。创新总是这样的事情，立足于所掌握的现有知识去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那么，在已经掌握的知识中哪些才是可以用于当下问题的呢？这就需要作出正确的判断，而这样的判断离不开想象力，想象力越丰富，沟通知识与问题的途径就越多。可是，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又怎么可能冒这样的风险呢？因为这里是前人没有给出标准答案的领域。同理，一个缺乏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公德水平的人不能为创新承担责任，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创新需要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创新”可能是一场灾难。

关于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病，人们谈论得已经够多了，但似乎还应当继续深入，为今后的改革明确方向，在保证其客观公正性的前提下成为引导基础教育和教学、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摇篮的指挥棒。

来源：解放日报 创新型国家与高考制度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崔宜明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泳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过去的教授什么样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大多是一批传统的士子，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以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仅仅是个别人，也许还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不仅如此，这些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者，同时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比如蔡元培，是留德学生，而蒋梦麟是留美学生。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人。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这样品格的人，才奠定了好的大学制度，最终才出现了像北大、清华、复旦等一些向当时国际一流大学看齐的大学。

除此之外，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除国立大学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尤其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在中国教会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早期由于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

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

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地位是平等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

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中也多次强调，官员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此外，当时十分强调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的平等地位，事实上做没做到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应有这样的理念。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常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只是后来中断了，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等，在当年都是堪与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其校长张伯苓、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个个称得上一代教育宗师。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

对今天的人来说，那个年代已成历史。我们只能回望，从前辈学人留下的点滴文字中，感受那个年代的大学，以及那个年代的教授。

自由流动的教授
说痛快话的教授
讲课自由的教授
教授保护学生
校长保护教授
教授帮学生翻译论文
教授学生都犯上
识大体的教授
教授不以政治衡人
校风的熏育与传承

全文：科学网 过去的教授什么样

解放日报记者访曙光医院石氏伤科中心石印玉教授：

每天，慕名到曙光医院石氏伤科中心治疗的病人络绎不绝，几位骨干医生忙得连喝口茶的工夫都没有。然而，中心的红火靠的不是曾誉满江南的石氏伤科的盛名余荫，而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患者解除了病痛，重新焕发活力，他们感叹由衷：“中医真神奇，石氏伤科名不虚传！”

日前，石氏伤科第四代传人石印玉教授接受本报专访，畅谈如何传承、发展中医。    

以退为进

“传统中医药要发展，首先要勇于退出，放弃已不占优势的领域。”石印玉语出惊人。

他说，中医药历史辉煌，祖辈医技医德有目共睹，但也不能不看到，这些成就是在当时普遍缺医少药环境下取得的。目前现代医学高速发展，各种先进设备层出不穷，中医作为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是唯一选择，有时甚至不是正确的选择。

以伤科为例。过去，石氏伤科在治疗陈旧性脱位方面有优势，但在现代先进仪器设备面前，这个优势已不存在。伤科病情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资料，过去石氏伤科求诊的病人中骨折、髋关节脱位的很多，现在则是运动伤、复合伤多，各种关节退化、以疼痛为表现的病例多。病人的求医心理也从满足于治愈到要求见效快，但“不参考CT片子，不开刀，中医要快是不可能的。”

“要认识到中医只是‘局部真理’，在很多领域已优势不再，包办一切再不可能。”石印玉说，“这个道理就像天热还坚持用扇子而不用空调，是不现实的。” 有些人抽象地总体肯定中医，一味空谈中医的伟大，不容反思和革新，结果是孤立了中医。

“中医师对中医的价值要有自信，这份自信是建立在临床疗效基础上的。但自信不是自大，承认中医的传统经验有不足，正是自信的表现。”石印玉说。    

做强优势

“中医仍大有可为。关键是找准发力点，找到优势何在，集中力量发展这些领域和课题。”石印玉说。

如颈椎病，采用中医手法治疗时间短、简便；腰椎间盘突出，用穴位电针做8次就有效。有的骨伤科常见病，西医开刀要3－4万元，而中医达到同样疗效，通常只要几百元即可。石氏伤科中心正是充分利用中医简便、价廉的优势，坚持石氏伤科“内外兼顾、整体调治”特色，得到广大患者欢迎和信任，日均挂号达到了160多个。

医学研究硕果累累。防治骨质疏松症的成果“补肾中药综合改善骨质量的新认识”，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中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Ⅲ类新药“密骨胶囊”已完成所有临床研究，正式批文即将下达。石教授独创的“仰卧位拔伸整复手法”治疗颈椎病，获得了2005年度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奖，并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百项诊疗技术项目，在国内推广应用……

发展中医离不开理论创新。“现在沿袭的理论多是片断的，或者说是相对独立的不完整的小体系，如内经、伤寒、本草、方剂等。近几十年的发展则是用西医的语系充填片断的理论，结果是异化。”石印玉强调，要用“自己的话”，把中医药在某些领域有效的原因机制讲清楚，在不断提高对疾病的认识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传承精髓

作为石氏伤科第四代传人，石印玉教授非常强调传承中医的精髓。他说，号脉而知病，是中医的一个基本要求和特质，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能较好掌握脉诊并在临床中熟练应用的中青年医师了。“应该培养这么一批人，强调用传统的诊疗技术，他们可能看不懂心电图，但不能不会搭脉。”

但他对传统的师承教育并不看好：“老师带徒弟往往造成过于偏科，如有的老先生擅长看慢性胃炎，徒弟就只会看这一种病，太窄了。”他认为，现代医学学历教育应是主流，但应该更重视临床。“好医生的要求是很朴素的，就像会认门牌号码，能诊断是什么病，再开药、治疗。”无论打针、开药还是手法，都要有一门“绝活”，能吸引病人回头，从而为继续发展医技和理论研究打下基础。此外，还要广泛了解现代医学的发展，不拒绝借鉴学习西医。参与实验室研究尤其重要：“中医讲医药合一，临床和实验室研究相结合形成新药，就能造福更多患者。”为此，工作室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学生无论想做什么方向的研究，经费都有保证。

曙光医院骨伤科是文革后国家教委首批恢复的中医骨伤科博士点，也是全国第一个中医骨伤科专业博士后流动站。去年5月“石氏伤科中心”挂牌，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中医临床医疗中心，一大批继承“石氏伤科”治疗特色、又兼具现代医学素养的优秀人才已经担起了大梁。

来源：解放日报  发展中医要找准“发力点”

斯坦福大学前任校长卡斯佩认为，“不仅学生从老师那里学习，而且老师也从学生那里学习。在一所研究型大学，研究与教学有一种辩证的关系。”由于研究生教育必然包含研究成分在内，所以下面着重介绍美国本科生开展研究活动的情况。

1919年，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还是一所新建不久、没有名气的小学校，但该校聘请到了“伟大的化学教师”诺伊斯。诺伊斯的教育政策为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迅速崛起和巨大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政策包括：注重少而精，而不追求大而全；在所有层次，包括本科层次，提倡创新的研究工作；在科学教育之外，坚持对本科生进行人文教育。诺伊斯非常热爱学生，提倡学生和教师在学术和社交上的密切交往，鼓励学生开展科学研究。1925年，诺伊斯指导他的博士生鲍林带领十几个本科生进行一些创新的研究——这是诺伊斯让未来的化学家尽早接触实验室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鲍林和这些本科生的研究很有成绩，其中一名一年级学生埃德温•麦克米伦还与鲍林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20世纪50年代初，麦克米伦和鲍林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1933年考入麻省理工学院的伍德沃德，课余时间酷爱化学研究，在大学一年级时除化学成绩突出外，其他各门课程几乎全未及格，按规定学校应对他作退学处理，但后来学校专门为他召开校务会议进行讨论，决定灵活变通，破格准许他重新入学，并特意为他安排专门的课程表，让他有充分的时间自行支配来进行科学研究。校方还专门安排了两名教师对伍德沃德进行指导。结果，伍德沃德不仅在20岁时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在学期间研究成果颇丰。1965年，他因在有机合成上的杰出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在先前个别经验的基础上，麻省理工学院1969年创立“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率先使本科生的研究制度化。该校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来组织、促进、资助和管理全校范围的学生研究活动，并在各系和实验室设协调员，学生与教师之间确定了研究项目之后，可将计划上报学校申请资助，得到批准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提交成果。学生可以参与教师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项目，并请老师指导。工作可以取得学分，或获得报酬，或者纯粹是志愿性的。麻省理工学院每年有2 500多名学生参与“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60%以上的教师作为导师参与过这一计划。据最新调查，该校近年来毕业的本科生在4年学习期间几乎100%参加过至少一次这一计划。

斯坦福大学十分重视让本科生（包括低年级学生）参与研究工作，认为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一环。该校1994年建立本科生研究项目办公室。该办公室的目的是促进本科生对新知识创造的参与。它与斯坦福的师生有着广泛的联系，致力于帮助学生找到可以参与的相关系和教师的相关研究项目。斯坦福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自由地进入该办公室设立的2个促进师生研究合作的数据库。教师的可让学生参与的研究项目的有关信息被鼓励放在网上让学生了解。本科生研究项目办公室直接向愿意参加教师指导的研究项目的学生提供本科生研究机会奖学金，也向教师和系提供支持本科生作为教授现行研究项目研究助手的资金。

现在，学校不仅鼓励学生与教授联系参与教授的研究课题，而且鼓励系和教授设计适合学生参与研究的课题。鼓励本科生参与研究，既有益于教授，也有利于学生。教授得到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有时取得了某些突破。教授领导的项目也使学生在开始研究时比较容易。在参加研究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了提出问题。研究促使学生应用在课堂上较少用到的创造技能。由于参加教授的研究工作，有些学生还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和特长，并进而改变了对主修的选择。通过本科生研究项目办公室的工作，斯坦福学生在毕业前就发表原创性研究论文的人数增加了许多。

据最新调查，目前美国几乎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设立了本科生研究计划，一些大学还设有多种本科生研究计划。与20世纪80年代只有少数学生参与不同，本科生研究活动现已扩展到更多的学生以及更多的学科领域，不仅有高年级学生参加，也有低年级学生参加，不仅有理工医农科学生参加，也有文科学生参加，越来越成为美国大学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线。

显然，在美国大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不仅是指教学要与教师的研究相结合，而且是指教学要与学生的研究相结合。正如卡斯佩对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所说：“在最好的大学——你们就处在世界最好的大学里——教、学和研究是探索知识这一整体同等重要的成分。对知识的这种探索发生在教室里，发生在图书馆里，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书房中，甚至发生在大方院（斯坦福的学生宿舍）里。你们对知识的探索和我们对知识的探索是相互依赖的：将知识传给你们和向你们提出挑战是我们的任务，质疑和挑战我们、寻找和我们一起做研究的机会以便继续探索知识是你们的任务。”本科生有机会参与大学的研究、站在新知识的前沿，是美国一流大学在本科教育方面最明显的竞争优势。

全文：美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析（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张晓鹏）

1999—2000学年，斯坦福共开设5 735门本科课程，其中21%为只有1名学生的课程，52％为只有8名及不到8名学生的课程，75％为只有15名及不到15名学生的课程（详见下表）。这些小班课程中最值得介绍的就是在前任校长卡斯佩任内创建的“斯坦福导读”课程。

班级规模	1	2~8	9~15	16~30	31~120	>120	合计
课程数	1182	1809	1302	783	541	118	5735
％	21	31	23	14	9	2	100

“斯坦福导读”（Stanford Introductory Studies）不是一门课，而是以小班教学为特色的一系列低年级课程创新项目的集合，其中包括“人文学科导论”、“科学、数学和工程核心”以及“写作和批判性思考”等，此外还有一年级研讨班、二年级研讨班、二年级对话课（此三者又统称为斯坦福导论性研讨班，Stanford Introductory Seminars）、二年级学院、二年级辅导项目（the Sophomore Mentoring Program）等。所有“斯坦福导读”的课程，虽然其中一些带有“导论”的性质，但它们并不是那种强调知识的系统和全面的“概论”课，而是强调“引导”，强调激发学生对学科（以后很可能成为某些学生的主修）的兴趣，强调举一反三和知识的融会贯通，强调使学生接受特定学科研究方法的训练，因而有相当的深度。

斯坦福大学负责本科教育的副教务长John Bravman说，斯坦福导论性研讨班有助于学生选择今后的主修乃至以后攻读研究生的专业。这些研讨班课程不需要多少前修课程知识，但是它们用的是特定学科的方法和材料，是真正的探究；有助于学生产生对别的专业的兴趣，实现知识交叉；有助于学生与任课教师更多的接触，从而了解真正的研究方法，产生强烈的研究兴趣，创造新的知识。无论这些课程内容广窄程度如何，但都是教师颇感兴趣并有研究心得的领域，他们也能从学生的参与中受到启发。2001—2002学年，斯坦福大学共开设了约330门研讨班及对话课程，其中包括通识教育课程100门。与其他课程一样，所有的研讨班课程在斯坦福大学的网上有详细的介绍，便于学生选课。

研讨班课程给予了学生很多课外工作的机会，包括少数研讨班课程是以住宿教育为基础的。学生可参与教师的研究（实验室研究、图书馆和档案馆研究以及野外考察等），通过参与研究师生之间形成了长期辅导和合作的关系。许多研讨班教给学生研究方法或要求学生自己设计课题，有的甚至就是基于研究的研讨班。在课程结束后学生仍有机会从事他们的研究。

过去人们总是认为课外活动只是课堂教学的一种补充，然而美国大学的证据表明，“所有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的具体事件，有4/5发生在课堂外”。课外，美国大学生除了个人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活动中激发了创新精神，强化了实践能力。

例如，在斯坦福大学，除了传统的用希腊字母标记的男生联谊会和女生联谊会以及各学生宿舍的“政府”外，还有596个志愿性学生社团，其中包括60个学术社团、63个体育社团、75个服务社团、72个艺术创作社团、102个民族文化社团、19个健康卫生社团、26个媒体出版社团、5个哲学社团、44个政治社团、59个专业预科社团、10个娱乐消遣社团、38个宗教社团和22个社交社团。学校鼓励学生参加现有的社团，但如果学生感到现有的社团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可以与学校有关方面联系，申请建立一个新的社团。

在斯坦福的60个学生学术社团中，学科范围涵盖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工商管理、财务、国际发展、国际安全、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哲学、化学、数学、生命科学、天文学、地质学、能源、工程、半导体科学、医学等众多学科。这些学生社团，有的是纯粹本科生或研究生的组织，也有包括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后学者的。大多数向全校学生开放，也有仅仅是向本院系学生开放的，或者只向优秀学生开放。大多纯粹是斯坦福大学学生自己独立设立的组织，但也有一些是全国性组织在斯坦福大学设立的分会。有的是学校里某个包括教师在内的组织的学生分会，如斯坦福学生生物设计协会。有的要借助学校里的某些设施，甚至就是教师创办或直接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如霍普金斯海产站本科生俱乐部。

各学生社团每年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一个由14个系的近600名生物科学研究生所组成的生物医学社团，每年要举行一次大会，每季要举办一次沙龙，双月举办一次职业研讨班，此外，还经常组织会员到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实地考察，每年春天要举办生命科学事业展，每年九月要举办新生导引活动，等等。斯坦福学生生物设计协会的成员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后，有500多名成员。它经常举办职业研讨会，开办讲座，与工商界人士和教师们聚餐，参与社区服务。斯坦福大学心血管治疗研究中心主任Paul Yock教授等三位教师担任该组织赞助人。另外，它还参与“斯坦福大学Bio-X行动”，并得到斯坦福大学工程系、斯坦福大学校友会和The Foundry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后者是一家“将概念转化为公司”的风险投资公司或孵化器公司，自1999年以来，已经帮助建立了7家新的高科技公司。建于1892年霍普金斯海产站是美国太平洋海岸建立的第一个海洋实验室，归属于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系，向全校学生提供冬、春和夏学季的海洋生物学课程。霍普金斯海产站本科生俱乐部在2005年春季每周五中午举办系列研讨班，请本校和外校的7名著名教授来做有关生命科学和环境保护的讲座。“斯坦福高山项目”基地在地球科学学院，但对全校学生开放，目的是引导学生对地球科学的兴趣，活动包括两年一次的有关地质学课题的野外考察，每次野外考察要花2～3周，每天要考察一个地质岩层，并和当地的地质专家交谈。每次野外考察的筹款、研究思路和考察路线都由学生自己构想、组织和实施。它已经组织过多次非常成功的野外考察。斯坦福经济学会是由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学生所组成的社团，每年出版《斯坦福经济学杂志》（美国很少的几家本科生经济学杂志之一），邀请经济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著名教授来做系列讲座，为低年级学生开展咨询，帮助学生与教师在课外进行社交活动，举办就业信息交流活动。

在美国大学，创业已成为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斯坦福大学现任校长亨利希教授1981年曾带领学生在斯坦福开展MIPS项目的研究，该项目1984年完成以后，他请假离开大学1年，与人合伙建立了MIPS计算机系统公司（现MIPS技术公司），开发出最早的商用RISC微处理器。据估计，硅谷60%～70%的企业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创办的。1988—1996年硅谷总收入中，至少有一半是由斯坦福大学师生创办的企业创造的。闻名于世的微软、雅虎、Google等最初都是由在校大学生创办的公司，比尔•盖茨、杨致远、拉里•佩奇等都是非常成功的大学生创业者。美国大学生的创业推动了创业教育的发展。

1999年，美国已有1 100所高等学校开设创业教育课程。据调查，37.6%的大学在本科教育中开设创业课程，23.7%的大学在研究生教育中开设创业课程，38.7%的大学同时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开设创业课程。2005年8月，《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公布了全美最好的创业教育本科课程排名，前五名依次为百森学院（Babson College）、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

美国许多学校的创业教育课程是围绕一份创业计划展开。百森学院本科生从大一开始就必修创业教育课程，学生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分组撰写创业计划，并可得到创业教育中心提供的3 000美元启动资金，面向客户做市场调研，研发并销售产品，小组之间进行比赛看哪组钱挣的多。到三、四年级时，学生在选修创业课程的同时，创业教育中心为学生提供孵化器服务，设立了创业种子基金，有志于创业的本科生创业团队和研究生创业团队都可以申请到5 000美元到20 000美元之间不等的创业基金。1983年，奥斯汀德州大学举办了首届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其内容是鼓励大学生以一无所有的创业者的身份，就某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新产品或新服务撰写出具有可行性的计划，向风险投资家游说，从而取得投资并创办公司。麻省理工学院的“5万美金商业计划竞赛”已有十几年历史，影响非常大。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每年都有5～6家新的企业从这项竞赛中诞生，并且有为数不少的创业计划和创业团队被附近的高新技术企业以上百万美元的价格买走。这些由创业计划直接孵化出的企业中，有的短短几年内就成长为年营业额十亿美元的大公司。

从创业教育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出，既重视课堂教学，更重视课外实践，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是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大特色。

全文：美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析（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张晓鹏）

杨福家 宁波诺丁汉大学校监，复旦大学原校长。下面是杨教授的几次讲稿（记者原春琳整理），发布于中国青年报。

中外高等教育的首要差异是入学标准。学生怎么进大学的呢？

中国的景象是：千万人同考，千万家长跟随。这一天不得了，武警都出动，财政部与教育部拨专款保证考试安全。这种规模、气氛，国外少见。在中国，考试几乎成了衡量学生能力的惟一指标。一考定终身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北大录取线600分，复旦录取线550分,一个学生考了595分而第一志愿报了北大，那他既去不了北大，也去不了复旦。

国外却不是这样。在美国要想进入大学，需要具备5个条件：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考试成绩、中学成绩满220个学分、平均成绩达到B（其中一半是考试，一半是做项目的成绩）、推荐信、面谈。以复旦的优秀毕业生沈志勋为例，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先进材料实验室主任，同时是美国能源部顾问。当年通过招考去美国时，只有100个名额他排到近200名，本没有机会。可美国人跟他一面谈，觉得不错，结果就要了他。人才就是这么出来的。如果单凭考试一刀切，那他就被“切”掉了。当时他是复旦被录取的14人中的最后一名，但今天，他是14人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再说SAT考试。过去是两门课总分1600分（现在是三门课，语文、数学和作文，总分2400分）。学生如果想去普林斯顿、哈佛这些好学校，SAT成绩要求也很高，得在1360分以上（以过去的两门课计）。但是SAT一年可以考7次，并且可以选择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上报。什么时候考，由学生自己定。

现在，美国除了SAT，又有了AP（advanced placem ent）考试。A P 的34 门考试目前已涉及19个学科、31门课程，其学分已为22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所高校承认。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大学并没有要求学生需要有AP成绩，但实际影响却很大。该考试在80个国家进行，包括中国，也包括哈佛、耶鲁等名校都承认AP学分。因此，学生进了大学可以免修这些课程，节省很多费用。但大学看重的还远不仅仅是考试成绩。对于学生参加社团、公益活动的表现，对于学校老师的推荐信均十分重视。

我不喜欢我们的高考只是一次考试就决定学生的命运，这一方面不很公平，另一方面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和精神负担。问题不在考试本身，中国的高考经过多年的完善，虽仍有舞弊，但已相当严格，给公平选拔人才提供了机会。中国高考的毛病在于一考定终身。恢复高考30年来，高考已有不少改进，从一张卷子到今年的17张卷子，浙江省也开始试行了同时填几个第一志愿。但还需大大改进。

事实证明，通过面试等其他方式，也能选拔出优秀的人才。

英国首相布莱尔几年前到北京访问时，宁波诺丁汉大学决定选派两名最优秀的学生到北京和布莱尔见面。两名优秀生选出来后，校方惊讶地发现，这两名学生当年进校一人是凭高考成绩进来的，一人是凭面试成绩进来的。

所以我建议要考招分开，让考试多元化。只有考试多元化，才能使中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考试虽然是衡量学生能力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高考制度要改革，但改革的基础在诚信。路途相当艰难。

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还体现在对不同类型高校的价值判断有差异。

我们的高中生几乎人人想上北大、清华、复旦。而我认识的一个美国大学生，他的SAT成绩够上哈佛，却选择了一所烹饪学院。这所学院的录取率和哈佛一样低，学费却比哈佛贵，据说欧美10%的烹饪专家出自那个学校。这说明他们的人才概念很宽泛，充分认知不同类型高校的价值。什么时候我们有一半学生不想进北大、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

高等教育是一支大乐队：名牌大学就是乐队里的大钢琴，但不要只把眼光盯在大钢琴上，大提琴、小提琴都是好乐器。好学校并不一定是研究型、综合性的大学。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火箭90%是由加州理工学院设计的。加州理工全校只有2000多名学生，却培养了31位诺贝尔奖得主，钱学森、谈家桢、周培元等中国的大师也是出自加州理工。

美国这个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社区与大专院校占高校总量的60%。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哈佛大学与纽约服装学院是同等重要的。我国政府现已十分重视职校，但尚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1997年，我参加了美国大学校长会。当时，有人提到，如果所有的大学都像哈佛，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崩溃，如果我们所训练的人都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这个社会也会崩溃。我们需要来自不同大学的不同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奏出生动的乐章。

来源：科学网 杨福家：一半学生不想进北大清华了 中国教育改革才有突破

基础教育是2007上海教育论坛的主题词。昨天论坛首日，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基础教育应该是适合孩子的教育，要实行因材施教，不排斥个体差异；教育评价应为孩子将来的全面发展提供指导。

会上，市教委主任沈晓明展示了一幅抽象风格的绘画：一片森林里有21种动物。成人1分钟内能认出四五种动物，而4岁到6岁的孩子却能轻易认出十四五种动物。沈晓明说，成人要爱孩子，还要欣赏孩子，鼓励孩子发挥出潜能。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主张，基础教育的公平不是要把人才“削”平，而是为每个学生提供最需要的、最合适的教育。美国在1955年设立“先修计划”，高中可在13个学科开设大学水平的选修课程。美国的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可能不如中国，却孕育着一批具有专长的拔尖人才。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说，教育评价的目的不是设置一个标准来选拔学生，而是划出一条合格线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他列举国外某地区中学的教育标准：能看懂报纸和杂志上有关简讯、用标准英语书写信件、有条理地发表意见。罗洁认为，一个和谐发展的学生不一定学习成绩十分优异，但总有某些引以为自豪的特质。

不少专家指出，没有绝对的好学生和坏学生，要从多种视角、多种标准来评价，促进其全面发展。

一百多年来，自西学（包括西医）引入中国，有关中医前途命运的争论几乎没有停止过（见百年间中医存废的三次争论）。

“中医是伪科学”“中医是否该废止”……近一年来关于中医存废的讨论再起风波，一次次激烈的观点争锋，使中医存废这个问题一夜间再次成为争论热点，引发了包括政府部门、中医业界、各界专家学者以及普通大众的热烈回应，探讨之火爆程度将这个问题重新推向高潮。

近日，科学网设“中医：废除还是发展”专题讨论值得关注：

争议热点事件 
 
卫生部：“中医害死陈晓旭”说法很不道德
何祚庥：“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
钟世镇院士针对“筋膜学”研究发表声明
原林：中医穴位有根据 人体有第十个功能系统
方舟子三否老中医 称经络并不存在
方舟子出新书《科学成就健康》“否认张仲景”遭驳斥
宋正海发“废除伪科学”签名邮件
张功耀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活动
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征求意见稿）
邹承鲁回应张颖清事件 争论背后的学术鸿沟 
 
中医发展现状 
 
河南将推广中医药疗法治疗艾滋病
云南一批“抗艾”新药将进入临床实验
中医药术语将有标准英译 美42州承认中医合法化
中医药：墙里开花墙外香？
台湾学生热衷于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中医
查尔斯布莱尔笃信不疑 中医国外红火国内争议
巴西医生：几十年后中医可能会在中国消失
中医药会上专家指出：全国仅3000人真正懂中医看病
美报称中医药在新加坡渐受欢迎
中医刮起全球风 中国是中医无可争辩的故乡
瑞典中医院院长：“让中医在海外开花结果” 
 
政府声音 
 
科技部：大幅增加科技投入 全面促进中医药产业升级
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取得初步成效
中国16部委联合发布《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
总理报告抚慰有加 中医界如何自强
中国政府表态：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发展
NSFC发布中医药研究07年度项目指南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强调：坚定不移发展中医药事业
世卫组织编制中医指南 针灸穴位等已完成标准化
国家中医药局公布中医药科学研究发展纲要
科技部发布“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医仍为科技重点
国家中医药局：取消中医是对科学的肆意否定
卫生部发言人称坚决反对取消中医言论和做法 
 
观点交锋之支持“废除中医” 
 
何祚庥回应王国强：中医害死陈晓旭说法“很不道德”吗？
何祚庥：中医为什么治不好季羡林的病？
方舟子：当眼保健操成为传统
方舟子批《本草纲目》：中医偏方是怎么来的
废除中医发起人张功耀：中医连“伪科学”都不够格
张功耀：中医的死亡是必然的
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我支持批评中医
张功耀：中医延续依靠中国文化基础而不是科学 
 
观点交锋之反对“废除中医” 
 
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轻言废除中医药将自毁长城
500多名中医药界人士集会 发表宣言反对废弃中医药
质疑方舟子：眼保健操救不了学生的眼睛？
服务大众健康 中医药功不可没
王旭东：中医药的临床有效性是被三千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
不该冷落民族医药
为“中医医院须姓中”叫好
新《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是中医福音
华裔院士驳中医消亡论：中医学是优质生态医学
中医不姓“西”就是伪科学？ 
 
中医出路探讨 
 
许敏：中药国际化的几点思考
中医需要争论但不需要“原配的蟋蟀”
“国际认可”对中医真的很重要吗？
何裕民：中西医之争让我们明白了什么？
周可真：从传统“道论”看中医学思维方式之特点
武夷山：从传统文化扬弃看中医药发展
王玉玲：中西医统一并非神话
朱相远：中西医可以优势互补
要发展中医药，请给中医松开“紧箍咒”
哲学界：中医存废之争因何持续不断？
学者建议：慎用“伪科学”概念
用科学和理性发展中医
三大症状将“国粹”推向“取消”窘境
陈竺院士：中西医整合是促进中医现代化有效途径
中医存废困境：挂靠西医将导致灭亡 

全部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news/subjectlist.aspx?id=28 

除了在工业界全职工作了三年，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在美国渡过的。尽管我一直只供职于一所大学，我在伯克利、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伦敦帝国学院做过整学期的访问学者，而且还对全世界无数学校和研究机构进行过短期访问。因此，将我40余年的经历与科学网的中国读者分享大概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此外，在适当的时候，我愿意将这些在美国的经历与中国的情况相对照。当然了，美国大学的种类很多，我将主要讨论研究型大学。一些非常优秀的纯教学院校则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如马萨诸塞州威廉姆镇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和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斯沃特穆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最后，下面写的都是我的个人经历，请不要当作典型或者真理。
 
在一流大学晋升主要通过两种途径。第一，成为一名伟大的教师（仅仅优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你能够在教授常见本科课程，比如基础经济学、基础物理、计算机入门等课程的时候发挥创造性和组织能力。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从学术水平上讲，一个系里能够教这种课的老师很多，你必须表现出超常的教学和创造力。另外，学校里选课人数众多的本科课程其实很少。我在哈佛待了40多年，经常看到非常优秀甚至近乎伟大的老师没有拿到终身职位，不得不离开哈佛。（注：美国大学盛行一种制度，即所谓的“七年试用期”，在这七年里，你要么拿到终身职位，要么走人。不遵守这“七年试用期”的学校会被列入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黑名单。）
 
另外一个晋级的途径当然就是搞研究了。教学基本上只是一个本地行为，而研究则是世界性的。对学校来说，一流的研究工作的性能价格比比教学要高的多，因此学校更看重研究。然而在一流大学里，你的竞争对手是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比如在哈佛，在决定你是否能够拿到终身教职的时候，学校会特意把你与世界上同领域的权威放在一起比较。
 
我是在1965年拿到哈佛的终身教授职位的，那之后的30年里，我们系没有授予任何一位系统科学领域的年轻教授终身职位。尽管哈佛校长和各系主任绝对不敢承认，我早早就意识到而且不断地教导年轻同事们：“哈佛付你钱是为了让你维护并不断提高它的世界声誉的，别的都是次要的。” 因此黄金法则一：尽早建立你的国际学术声誉。
 
为了搞研究，你必须有经费、有学生。实际上，如果没有经费，你根本不可能供得起学生。在美国，尽管有各类奖学金，大多数研究生还都依靠导师的科研经费支持着。一般一个研究生一年要花掉导师五万美元。如果你的组里一直保持五到六个研究生的话，你每年最低必须保证25万美元左右的预算，而你必须和全美国的同领域科学家们竞争来争取这些经费。你不用指望研究生的头两年能有什么回报，博士生只有到了第三年第四年才开始出成绩，所以导师在录取研究生的时候是做出了很大投资的。我认识不少同事，跟我发誓赌咒再也不招中国学生了，因为他们来一两年就跑掉了，要么转去一个更好的学校，要么有了别的什么机会。不错，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从法律角度看，学生没有义务必须读完博士，但是从道德角度讲，导师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你应该肩负起你的责任。然而，并不是所有中国学生都意识到这一点，这种行为对于后来想来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等于是过河拆桥。
 
还有，一个一线大学教授至少要花25%的工作时间在编写基金申请书、准备研究报告和撰写论文上。因此黄金法则二：擅长写作和演讲，了解什么是最前沿的课题，也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当然了，如果你能开创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说服全世界这就是最前沿的，那就更棒了，所谓“英雄造时事”。）
 
黄金法则一和黄金法则二意味着你必须让全世界知道你是谁。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优秀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在学术会议上好好介绍你的研究。很多科学家以为搞科研是最最重要的，相比之下，写论文和做报告不那么重要。但是实际上，除非你提出了相对论或者搞定了人类基因图谱，你的研究要跟成千上万和你一样聪明的人竞争。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有个好想法，写篇好文章和给个好报告是三项独立的而且同等重要的工作。每一项工作要付出的艰苦努力都是完全不同的。要想做个好报告，仅仅从论文里复制拷贝制作一套PPT是远远不够的，对着论文照本宣科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本来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做的报告惨不忍睹，令人不忍卒听。实际上，一个好的报告应该能够让一般听众听懂，同时又给专家同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统计数据表明，一篇普通的发表了的科技论文的读者只有5位，其中还包括了论文的编辑和审稿人。但是，一次优秀的讲座的听众可能多达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大多数听众一个月后大概都不记得你讲座的具体内容了，但是多年以后他们可能还会记得，你的那次讲座非常成功。这种针对听众的讲座能给你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目前，各种政府基金管理机构的官员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主要就是为了了解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发现那些值得资助的人。你给报告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就坐在听众中间。那么，让你的报告清晰易懂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然而，我还是不断地碰到很多研究出色的科学家在做报告的时候完全无视听众的存在，报告晦涩难懂，让人觉得他非常傲慢无礼。我年轻的时候，如果听不懂别人的报告，就怪自己无知；现在，如果我听不懂一个人在说些什么，我就怪那个作报告的人。让报告清楚明白、不浪费我的时间是他的责任。我的座右铭是“完全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内适当地明白任何事情。”
 
多年以来，投身学术研究意味着接受一种较为贫穷的生活方式，因为学校的工资低于工商业界，但是至少在科学技术领域，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为工业界做咨询可以大大增加你的收入，但是做咨询的真正好处在于你处理的是一些实际问题，你经常会受到这些实际问题的启发，转向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你取得任何一点成绩都会有一支“拉拉队”自动为你欢呼加油。你根本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说服别人你的工作很重要。你也不会钻牛角尖，在一些没人感兴趣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意识到咨询的这一好处，允许教授每周一天时间用于咨询工作。就我而言，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不断地从事咨询工作，而且我敢说我所有绝妙的研究想法都来源于某项咨询工作，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项咨询项目所知甚少。合适的咨询工作会创造“三赢”的局面：客户赢、学校赢、你也赢。
 
投身科研的另外一个次要好处是你可以借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周游五湖四海。商业界的人出差，时间都很紧，基本上来去匆匆，没什么休闲的机会。但是研究人员出差，会前会后都能找出观光的时间来（比方说王鸿飞博士的博客里写到的）。比起旅行的全部费用，你自费的部分是很少的。有本旅游手册叫做《有生之年必去的1000个地方》，我在40余年的学术生涯里，已经和我太太去了这1000个地方中的230个，还不算很多这本书没有列出来的地方。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走千里路胜读万卷书。”旅行能够让你增长见识，而且在学术界你会和很多第一次见面的国际同行交上朋友，因为你们的研究兴趣相投，所以能够一见如故。他们是你最好的导游。（注：有一次，我让我的一个中国研究生招待一位南美同行，她回来以后非常兴奋，告诉我说这个陌生人竟然能够理解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中的种种精妙之处，尽管他们来自两个隔着千山万水的不同国家，年龄相差很多而且以前从未谋面。）
 
至于研究的乐趣嘛，当你在数个月的艰苦工作后第一次有了不错的发现，你会陷入几秒钟的狂喜——全世界你是唯一一个认识这个真理的人。这样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坐立不安，来回踱步，彻夜难眠，有时候甚至会高兴到胃疼的地步。我没有在商业界待过，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但是我想这种发现的喜悦大概不亚于赢得一个大订单或者在股市大有斩获。要是我一年能享受一次这样的喜悦，我就很满足了。一个人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审查他一生撰写发表的所有文章，也许只有10％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这和旅行很相似。你很高兴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只有几个地方让你终身难忘。
 
最好的一点是，搞研究的人时间比较自由，基本上你可以自行安排。你是你自己的老板。和普通商业界人士比起来，除了申请经费，你不得不做的无聊重复的工作要少很多。你可以在你真心喜欢的工作上投入差不多50％的时间和精力。我一直告诫我的学生，如果你50%的时间喜欢你正在做的工作，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工作！因为你喜欢你的工作，所以你会格外刻苦。节假日和平时没有区别。一天工作20个小时、一周工作100个小时更是家常便饭。我已经这把年纪了，而且正式退休了，每天醒着的一半以上的时间还花在学术上。
 
通过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还有我在科学网博客上读到的，我发现中国的学术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和世界其它地方越来越像了。我期待着将来与科学网和其它地方的同行们更多地交换意见。

来源：科学网 何毓琦：一个大学教授在美国的生活　何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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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毓琦科学网博客

《一位外籍院士致信宋健：中国学术失范的原因及实例》

何毓琦：人生最大的快乐是能做喜欢做的事

崔琦、何毓琦教授 接受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证书

世上并无最佳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是唯一共同目标。

科学网编者按：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何毓琦博士长期从事系统控制科学及工程应用研究，在最优控制、微分对策、团队论、离散事件动态系统和智能系统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动态系统现代控制理论的创导者之一。何毓琦博士长期致力于祖国大陆的科研发展，不但培养了多名中国学生，更在2001年受聘清华讲座教授。何毓琦博士以敢于针砭时弊闻名科学界，2007年4月25日入驻科学网博客以来，受到网民的热烈欢迎。现根据部分网民的要求，全文翻译《麻省理工与哈佛博士教育之比较》一文，希望对中国读者有所帮助。

我成年后的整个生活几乎都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渡过的。我从麻省理工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从1961年起一直在哈佛任教。这两所学校相距不到两英里（译者注：3.2公里左右），学生们可以互相选课，在一所学校学习可以获得另一学校的学分。在科学技术领域，两所学校开办了很多联合学位方向，研究人员也经常合作。（作者注：在医学和技术领域，两校还办了一个联合博士和医学博士方向，其最有名的毕业生是何大一——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然而，两校在教育理念和教育传统方面有诸多差异，很值得对比研究。

麻省理工的规模要大得多，学生人数和课程也多得多，他们努力确保其毕业生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均水平。从麻省理工毕业的人，肯定拥有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够独力学习新知识。麻省理工的每门课业都相当繁重，大小考试不断。学生必须在这些考试测验中表现优异才能获得这门课的高分。我记得1955年离开麻省理工投身工业界的时候，我对电子学和伺服系统的最新进展知道得很多，可以立即着手研究这些领域的前沿问题。然而我的第一任老板也是个麻省理工博士，他派我去学习电子计算机，当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但是在麻省理工的训练使我完全能够自学。因此我后来在数字和电子控制方面取得了三项专利，还写出了我在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实际上，1958年我决定重返校园的时候，那家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将我的发明产业化。

相反，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就更自由化一些。尽管哈佛学生要读的书也很多，考试测验却很少。常见的情况是，一门课的成绩完全由一篇期末论文或者一次期末考试来决定，甚至连博士资格考试也主要依靠一次三个小时的口头答辩，而不是像麻省理工那样既要通过复杂的书面考试又要通过答辩。（作者注：因为各系有权规定本系的资格考试细节，我这里讲的是总的情况。）简而言之，麻省理工的教学目标是确保每个学生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而哈佛采取了一种更“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某个学生有点小聪明又不太刻苦，只要选那些容易的课程，再找几个不那么严厉的导师，也能获得博士学位，还有大把自由活动的时间供自己随心所欲地支配。因为我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又在麻省理工求学多年，我刚到哈佛的时候很不习惯，觉得他们的做法太古怪了，我经常奇怪这个或那个专业的学生怎么连这个或那个都不懂，有时候我甚至质疑某个学生凭什么得到哈佛的博士学位。但是天长日久，我开始改变看法，我开始发现这两种精英培养理念、教育思路都有其可取之处，必要之处。麻省理工是批量生产，所以必须保证向社会输出大批合格的毕业生。对学业的种种规定和严格的考试有助于确保其“产品”的质量。相比之下，哈佛的科学技术学科的规模要小得多，所以目标也不一样。（作者注：哈佛的整个应用科学和工程学院只有麻省理工电子工程系三分之一那么大。）哈佛的教育理念更加开放自由，它不打算同麻省理工竞争，也不打算覆盖所有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它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其它领域，到其它系去选课，比方说经济系和哲学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希望它的学生享有独立探索的自由，而不是投机取巧。大致说来，麻省理工设下了较高的产品平均质量标准，而且质量水平比较均匀，而哈佛也设下了较高的平均标准，但是毕业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有的则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这一点可以从哈佛与麻省理工的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和孕育的高科技公司的数量对比上得到部分验证——尽管两所学校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但是哈佛孕育了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麻省理工孕育了更多的高科技公司。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证明其中一所学校的教育理念比另一所的更优越。这两者都为伟大的国家所需要，而且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的教育理念，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教育学生，从而使学生掌握独立学习的能力，掌握提出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都是私立学校，因此他们不受政府法律法规的限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对象上拥有独立自主权。早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常常抱怨中国教育和研究体制中条条框框太多，而且重数量不重质量。但是最近我开始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麻省理工的方法更有效，规章制度不严，就会天下大乱。当这个国家逐渐成熟，开始与世界接轨，向世界一流看齐的时候，将麻省理工与哈佛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就很有必要了，当然这也要看各个学校的性质、规模和目标。（作者注：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参差不齐，从500美元一张的邮购博士毕业证到一流的以教学为主的学院，到顶尖的研究性公立和私立大学不等。）

来源：科学网 何毓琦：麻省理工与哈佛博士教育之比较　何姣/ 译

美国小学生在学什么

即使是在美国的华人，都不是太清楚美国小学生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知识水平，这里只有一个粗略的标准可以参考：

1.幼儿园毕业 能识别数字，能用小石头、小纸片、小木棍等具体的物体，表达抽象的数学概念；认识26个英文字母，区别元音和辅音；区别不同职业的人大致做什么事，譬如医生、教师、邮递员、警察、消防人员……了解生物生命的演变过程，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毛毛虫变蝴蝶；从地球仪、拼图上学习地理，了解地球上有很多居民、很多国家、不同的肤色；懂得人要住在房子里，孩子要上学，成年人要上班。

2.一年级 能够从1数到100，能数双数或者5的倍数，知道奇数和偶数，会简单的加减法；学会观察，对不同的事物和物品分门别类；能例证生命的演变过程，了解自然界动植物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学习使用图片和照片来表达文字以外的意思；懂得衣、食、住之于一个家庭的必要性；明白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

3.二年级 会读、写三位数的数字，从随意取的五个数中，能够从小数到大或从大数到小；熟练运用两位数的加减法，会用英寸或厘米等度量单位测量长度，看懂钟表上的时间；坚持写读书笔记或日记，学会写总结，懂得区别诗、散文、小说、传记等不同的文学形式，了解虚构作品与非虚构作品之间的区别；开始学习独立研究动物，诸如昆虫生态等问题。

4.三年级 学会如何把资料做成曲线图；会比较10万以内数字的大小及加法，熟练三位数的加、减、乘、除法；能够从周围的环境就地取材，搜集、组织材料；了解人如何保持健康，明白青蛙、蝴蝶、小鸡、小白鼠等小动物的生命演变过程；懂得如何使用字典；能够明白自己所喜爱的作家、书画家透过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善于阅读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

5.四年级 用计算机运算很大的数字，比较100万以内的数字大小，学习小数和分数，画图表；能通过地图、照片、图表来解释世界上各地区气候的不同；通过阅读，进一步了解不同的文学形式，譬如科幻作品、传记等。

6.五年级 会列、读各种表格，熟练分数的加、减、乘、除运算；能够利用图书馆的系统和资料进行研究；通过做笔记对各种信息进行比较和综合；开始撰写非虚拟的报告和五段体式的短文；学会写正式、非正式，以及朋友间的书信；懂得对不同类型的书籍进行分门别类，能掌握一本书的主要内容，并针对其构思、背景、人物塑造、表达方式、语言艺术进行评论。

美国小学生要打的“基础”，是做人的底线

也许国内的读者会觉得，一个已经读到五年级、马上就要毕业的美国小学生，对其数学能力的要求，仅仅限于加、减、乘、除运算，未免水平太低了。

我婆婆退休前是搞幼儿教育的，她看到美国小学生整天“都在玩”不免叹气，她对我说，施嘉特今年五年级，马上就小学毕业了，要是在中国，学生的压力已经很大，整天埋头做功课。可是你看这孩子，每天放学就出去和一群野孩子打美式橄榄球、踢足球……疯玩，做作业、弹钢琴的时间那么少，你做母亲的要抓紧啊！我说，施嘉特在学校成绩几乎全A，除了偶尔失手，有时候连着拿几个100分回来。对美国小学生来说，我觉得够了。小学教育不是精英教育，我更注重他运动、课外活动、交友联谊等的全面发展。

当然，婆婆还是不满意，她说美国的功课太松、作业太浅，估计考试也很容易。她强调，我们中国人讲究打基础———扎实的基础。其实，美国人也讲究打基础。只是中国的所谓的“基础”，和美国人的不同罢了。美国人讲究做人的底线，这种观念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美国小学生要打的基础是做人的自信、诚实、善良、公正、包容，以及独立自主的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从小就学会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不是为这个核心价值服务的知识。

然而，与我婆婆持相同观点的大有人在，更有甚者把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贬为“一塌糊涂”，其中措辞最激烈、情绪最激动的多是从中国来的中小学教师。他们得意的是，每年国际数学竞赛名列前茅的都是中国学生，美国的中小学教育简直无法和中国的相比。有时候，美国中文报纸上还有大标题：“数学比一比，美国只能算发展中国家”。

有一次华人聚会，孩子们的父母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在场的女士坦白，当年找丈夫的标准几乎都是要“学习好”，也就是“成绩好”的，外形、性情、修养都在其次。女生们的眼睛都盯着班上的学习尖子，成绩排名在班上第一名的就是好，全年级第一的更好……而眼下自己的下一代，如果你问她们班上男生谁的学习成绩最好，她们很茫然，但学校里哪个男生运动最出色，绝对了如指掌。如果你恭维某个漂亮的女生，说她可以嫁给一个学习状元，她多数会很不屑，甚至觉得受污辱，“什么呀，谁要那些书虫？”学习尖子（如果只会学习，没有其他爱好、专长的话）多被同学孤立。为了避免失去友谊，保持原有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不少成绩优异的学生拒绝去荣誉班，怕的就是失去原来普通班的旧朋友，甚至一些学生故意在考试中失手，变得和大家一样普通。在美国孩子眼里，朋友、友情、快乐，比成绩重要多了。

博士生不敢碰的课题，小学生敢碰

一位带着9岁儿子来美国的父亲感叹，把儿子交给美国学校真是忧心忡忡，那是什么样的学校呀！课堂上随意得像自由讨论，可以放声大笑；老师和学生常常坐在地上没大没小；上学就像在玩游戏；每天下午3点就放学；还居然没有统一的教科书。

他给老师看儿子在中国读的四年级的小学课本，老师告诉他，到六年级他的儿子都不用再学数学了。他当时就后悔了，把儿子带到美国耽误了学业。在中国，小学生的书包都是沉甸甸地透着知识的分量，再看儿子现在，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还高高兴兴地上学放学，一个学期眨眼就过去了。他不免心虚，问儿子，来美国上学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儿子回答：“自由。”

再过一阵子，孩子放学后直奔图书馆，倒是常常背满满一袋书回来，可是没两天就还了。他又问，借这么多书干吗？儿子回答：“做作业。”然后，看到儿子在电脑上打出作业的题目《中国的昨天和今天》，他惊得差点跌地，这都是什么题目？试问哪位在读博士生敢去做这么大的课题？他责问儿子这是谁的主意，儿子正色道：“老师说，美国是个移民的国家，每个同学都要写一篇关于自己祖先生活国度的文章，还要根据地理、历史、人文，分析与美国的不同，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位父亲没有做声。

过几天，他看到儿子的作业出来了，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整篇文章气势磅礴，有理有据，分章断节，特别是最后列出的一串参考书目，做父亲的大气不敢出，这种博士论文的气派，他是30岁过后才开始学到的。等到孩子六年级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更是瞠目结舌，老师留给学生一连串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简直像是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前期训练：

美国历史只有区区200年，却足以开启学生们的智慧大门。

来源：解放日报　美国人怎样教育小学生

有这样一个少年，他年幼生活在上海时，重视教育的父亲经常买旧书回来给他读，其中有一本书，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电机工程，那时候他10来岁，看也看不懂，但非常向往。“当时想，哎呀，这可是麻省理工的电机工程，虽然看不懂，翻一翻也觉得不得了，今天我在麻省理工做教授，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这本书还在21世纪初美国大学寻求适应IT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时，带给他一个绝好的创意，那就是开放式教育。 

2003年9月，麻省理工学院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正式向全世界公布多达500门课程的全部内容，世界上无论哪个角落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进入该校的专门网站下载和学习这些内容，并且在非营利的前提下免费使用这些内容。而他，正是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件创意的首创者。 

他就是数十年前由上海赴美，在麻省理工待了37年的工学院副院长俞久平教授。 

“大家都能看到，里面就不会乱了”

“这没什么不好，透明度对于一所高校的品质而言非常重要”，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开放式教育协会成立三周年庆典上，俞久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就好比一栋房子，如果要让别人知道里面干净整齐，最好是玻璃的房子，“大家都能看到，里面就不会乱了”。 

他的创意来源于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络的兴起，高等教育如何适应IT时代的新变化，成为了摆在美国众多高校面前的一道难题。 

“那时候正是．com疯狂的时候，很多高校都在想着．com，而不是．edu”，俞久平说，很多学校都把自己看作商业组织，看到的是学校知识的商业价值，总想着怎么去卖，麻省理工学院在寻求应对策略时，摆在校长面前的也不乏MIT．com等计划书。 

“策划做了这么久，结果答案很平凡，很没有创意”，俞久平说，往商业上发展不会使MIT到前面去，如果真办好了，几年以后可能也就10名，大不了第5名,领导力方面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也领导着一个团队寻求策略，联想起小时候看电机工程时的情景，又联系到他在校园里经常看到有些实验室将大堆的旧书都扔掉了，心想这些书在别的地方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为什么不给人家？ 

“想法真的很疯狂，跟．com绝对是背道而驰的，但我想，对MIT有没有好处，对世界教育有没有好处？后来想得很清楚了，是完全有好处的。”俞久平说，对麻省理工学院而言，最重要的是领导力，第二影响力，第三优秀度，而这一创意毋庸置疑会给三方面都带来加分。

稍有疏漏会得到及时指出和更正

但妙法也得要妙人才能接受，在一般人看来，课件是神秘而不可外露的东西，是教师们赖以生存的“两把刷子”，按常理推断，即使得到了学校领导层的首肯，教师们也肯定会群起反对。俞久平想，如果有50％的教授们反对，方案就肯定行不通了。 

但他没有料到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们正是“妙人”，他们一个系一个系去开会，问愿不愿意参与，有什么问题，结果多数教授表示愿意参加。少数不愿意参加的教授，所担心正如一般人想得一样，如果课件内容全部公开，会不会影响我出书的销售量？美国大学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学生们上课首先要签保密协议，因为任课教师已经跟出版商谈好了，上课内容要出书，笔记外传可能影响销量。 

但俞久平用类似于吃鸡蛋看母鸡的道理说服了这些教师，如果课件很好，慕名买书的人只可能更多而不是相反。而且，大多数教授赞同也形成了压力，如果系列课程，第一章有了，第二章有了，第四章也有了，就缺第三章，任教第三章的教授面子上会挂不住的。

好处是非常明显的，迄今为止，开放课件的网站已吸引了全球200多个国家数亿次的点击，全球数百所高校也参与到这一项目中来。对于教授们而言，课件全部公开了，一方面表明他们有信心要让全世界知道他们是最好的教授，另一方面，课件中有错误、疏漏的地方，也会得到及时指出和更正。 

而且，由于项目出色，也得到了基金会的青睐，3500万美元的成本中，麻省理工学院只付出了大约500万美元，对于这样一所年开支数亿美元的大学而言，不算什么大数目。而那些走．com道路的高校，当时所立的项目要么已经破产了，要么就是亏了几千万美元。俞久平说，他没有听到有成功的案例。

中国一流大学应该开放课件

“开放课程就应该是中国做，应该是清华北大这些好学校做，中国需要的人数比美国大多了！”俞久平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差距比较明显，学校层次和地域上的差距都很大，一流大学应该开放课件。 

事实上，国内已经有高校展开了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件项目合作，在美国IET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开放教育协会正在组织力量将麻省理工学院的课件翻译成中文，以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目前，协会已拥有上千名志愿者，并翻译出了数百门课程，协会网站的日访问量也上万次，成为开放式课程计划的美国以外第一大用户。 

但俞久平表示，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式课件在中国不一定合用，还是应当由中国自己的大学来推进。

 来源：2007年05月30日新华网，中国青年报，一流大学可开放课件服务大众，作者：叶铁桥（记者）

最近有一个“呼唤教育家精神研讨会”正在北京召开。我想谓之“呼唤”，大抵是与缺失相呼应的。当下中国的学校越来越多，校长的位子也愈加“养尊处优”，可很少有人能让人本能地赠予一顶“教育家”的帽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代中国教育史上屈指可数的教育家之一、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说，教育家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执著地热爱教育；二是潜心研究教育理论；三是勇于进行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四是能够提出独到的教育理念；五是出版有系统的、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述——这正是教育家区别于教师和教育管理者之所在。（5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对照这五个条件，当下教育界有几人能担得起教育家的名衔？《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一个调查，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公众推崇的大学校长皆为蔡元培等先辈，无一人是当下的。

蔡元培、张伯苓、江隆基等教育先辈之所以至今令人惦念，是因为他们以教育家的职业与专注，成就了大学宽容、民主、独立之精神。惟其如此，才可能培养出真正有助社会改良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比如蔡元培，有了他，才有了北大的“学术自由”环境，才有了陈独秀、胡适等一批大师，因而才有了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启蒙的新文化运动。

然而，我们今天的大学校长“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刘道玉语），整天忙于攻关、科研，还得应付各种名目的检查、评估，“教育的规律”怕是顾不上研究的。“官本位”的管理，让很多校长犹如戴着镣铐跳舞，谨小慎微，回避创新，久而久之，多有人记得那个某某级别的“长”字，鲜有人把前面的“校”字放在心上。

因此改变教育部门办学的教育管理体制，让学校真正拥有办学自主权，让“教育家办学”成为普遍现实，是造就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的迫切需要。然而，在探索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同样需要陶行知先生所崇尚的敢探索未发明的新理、有胆量创造的“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开辟的教育家”，通过他们的先知先觉推动教育之改革，积累尝试与实践之经验。

任何体制的改革都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这也正是在呼唤教育家的今天，重提教育家精神之必要。

来源：科技时报  大学校长需重塑教育家精神  作者：张显峰

在中医院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尽管研究工作还有待深入，内容体系还有待完善，理论系统还有待统一，但总的目标和任务很明确：一是传授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使学生从中获取学习中医知识的源头活水；二是阐明中医学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三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的关系。换言之，也就是要从中医学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中医。把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联系搞清楚，为学习、继承和发展中医理论奠定基石。

道德素质的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学无一不是为完善道德、人格、社会而提出的理论观点。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

现代社会文明呼唤人的素质的提高。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就是民族素质的现代化。一个民族如果缺乏以人的理想、道德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一种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全面进步的必要条件。而民族素质的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是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人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

“医乃仁术”，中医教育素以人文和科学教育并重著称。中医教育曾造就了有很高人文修养的科学大师，如李时珍的成就其实是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成就，是人文科学给他启示了方向。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培养学生在当今社会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儒学文化，其本身就是以伦理价值和道德价值为中心的，因而人们又称之为伦理文化和德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近年来受到海外文化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突出的人文精神。

知识层面的拓展

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创造力从哪里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创造性思维往往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的交叉渗透中产生。中医学的理论本来就与中国古典哲学同属于一个体系。像沈括作为一个“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式的人物，他同时又是一个多才的文学家。我们现在讲素质教育，在注重道德素质的同时又注重文化素质的培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扩大知识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

爱因斯坦曾明确指出：“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通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显然哲学就可以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都是不同的哲学体系，我国现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教授也曾说“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文化的演变与哲学思想的演变有密切的联系，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于中医科学的研究意义尤为重大。

传统文化与中医学有特殊的历史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仅渗透和表现于中医学，还直接参与了有关概念、范畴乃至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医理论的许多概念和原理都是古代哲学的直接应用。它用哲学的“阴阳”解释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变化，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用“五行”的特性来分析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传统文化有关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也被引进到中医学的“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学说中。

事实上，传统中医教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典范。传统中医教育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等无不渗透着传统文化，所以有人断言“孔子仁学造就了古代名医”。既然如此，传统文化在塑造当代名医方面必然有其特殊的功用，这是值得现代中医教育认真挖掘的内容。惟有继承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是最好的继承。要继承和发展古老的中医学，就必须好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观念上重建起传统文化的框架。

思维模式的转变

科学思想是具有一个内在规律的系统，思想的发展必然形成一定的逻辑构架，同时也构建起一定的观念体系。学习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其意义在于探求中医药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系统，构建中医药科学的观念体系，为中医药科学的发展寻找理论的支撑和突破口。

思维模式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素质的表现。人的素质就是在不断的内化与外现中推进的。而作为素质的东西，实质上就是去掉一切外在的东西之后，潜藏于人的身心之中的品质因素。中国人在没有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试验做支撑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揭开了如此众多的科学的奥秘，使古代中国在世界古代科技史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呢？就拿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来说，它的形成必然有其独特的思维方法。如今要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就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其根本，破解其中的奥秘。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大家了解我们古人的思维模式，从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中和思维、意象思维，是学习中医药学的要道。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大学生素质的影响 □ 贾成祥  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科

中医疗效可不可重复之问题，在中医界内原无之。而有西医者，执治某人之效方，移治于他人而无效，于是以此论质之中医。

中医闻而笑曰：汝不知随病灵活变通，惟刻舟求剑，执死方以套活病，求其有效，不亦难乎？于是示之以辨证论治，遵其理法而变其方药，治之获效。

西医闻之，复言：此变化药方而治，非重复也。

中医对曰：吾医之重复，在道不在技，在技不在药，为理法之重复，非方药之重复。中医疗效之重复体现于辨证论治指导下的方药有针对性的灵活变化，以不重复之方药实现可重复之疗效。

西医是以同求同，中医是以异求同，二者殊途同归。虽然中医以异求同，于方药层次讲特殊，求入细，而中医于理法层次却又讲统一，讲统摄，方药之千变万化，并不能跳出理法之指导，正是遵于统一之理法，方有多变之方药，故而中医并不以为方药之多变为变异。中医在不变与多变的两极，保持适当张力，方能重复获效。由此，中医对于临床经验之学习，素来求同存异，即“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师者，重复也，重复其理法可以重复其效，而拘泥其方药则未必获效。汝之所为，不明辨证，实为“抄其方而失其法”，重复其药，不遵其法，用之无效，不可重复，自无足怪矣。中医方药之异是统一理法指导下之异，是细节之异，末节之异，同中之异，不足以视之为异。正如中国哲人观察自然，每着眼于其大势，其概观，舍其末节、其微变。

唐之刘禹锡观其时“飞入寻常百姓家”之燕，不妨认为是“昔日王谢堂前燕”——此自是以其不变之种类观之。宋人苏东坡观长江，亦不屑于斤斤计较于此流水非彼流水之细节，故而认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与之相对，同为观河水，西方哲人则强调“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此是以其变者观之。有此思维者，不明中医理法之统摄作用，不知道此变中之不变，不重复中之重复，单视方药变化，则未免认为是变化多端，不可重复——此问题或反映东西方思维之异。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中医疗效不可重复”之辨（张大明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生命是一个体系，医学为什么有中医和西医两个体系呢？为什么中医在发展3000多年后的今天却经常面临诸多质疑和危机？是什么困扰了中医的发展？为什么中医与西医一直无法统一为同一个医学体系？这些问题一直是北京大学副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医学博士王玉玲思索和研究的课题。她在中医生物电理论与技术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已引起了关注。作为一名具有中西文化和中西医专业双重背景的专家，她始终坚信中医是科学的，不久的将来，中医能够成为世界主流医学。　　

王玉玲分析，当今世界，科学领域都在沿用西方的思维方式，西医近代研究所遵循的也是解剖学基础。如果按照医学解剖结构水平描述，医学可以分为整体水平的整体医学，主要以中医为主；器官水平的器官医学，主要以外科为主，包括器官移植；细胞水平的细胞医学，主要以克隆技术、体外受精技术和干细胞移植为代表；分子水平的分子医学，主要以药物为代表，包括生物类药物，也包括中药。

她介绍，生物电的基础研究已有300多年历史，迄今已非常成熟，并大量应用于临床，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心电图、脑电图、肌电图检测技术等。生物电在西医中的应用目前主要限于诊断，这也是西医对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束手无策，而中医恰恰对慢性病和疑难杂症有突出疗效的原因。

能够让中医生存3000多年的惟一理由是疗效。王玉玲说，我们祖先提出的阴阳五行是他们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实际上阴阳五行描述的是宇宙间的电，而中医阴阳五行等理论所描述的是人体生物电的特性。我们知道，人体生物电在分子水平与分子正负电荷相关；在细胞水平与细胞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相关；在器官水平与器官生物电的活动相关；在整体水平与生物电的流动相关。在研究中，王玉玲首次提出了“经络是生物电在体内流动的轨迹”的定义，并由此分析得出生物电是经络的实质；流动和传导是经络的特性；既然是轨迹，就不可能有一个独立的、固定的解剖结构；生物体内所有物质都有可能成为经络的载体；生物电在生物体内根据位置和空间电阻的大小而流动着，体现着生命的本质等结论。

研究认为，中医理论是有物质基础的，这个物质基础很可能是人体生物电，即中医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乃至中医所说的“气”等，它们都与人体生物电相关，都在从不同角度描述人体生物电的生物性、整体性、传导性、非结构性，以及人体生物电与环境电相互感应的特性。人体生物电又与人体的器官、细胞、分子都有关系。王玉玲已经将研究成果撰写为《中医与生物电》一书，她系统提出了中医生物电物质理论假说，并运用该假说研究了中医药、针灸、按摩、气功等疗法的生物电本质。

为了证实中医生物电理论，她在探讨经络的物质性研究中，首次将疾病、经络和电生理有机结合，摸索出经络生物电疗法并运用于临床。这个疗法不扎针，不吃药，没有任何副作用，对疼痛的治疗与药物治疗相比较，效果显著；对瘫痪、肌肉萎缩的治疗效果也显著高于传统中医技术。为了证实经络与生物电的直接关系，她所选择的病症疼痛和瘫痪都跟中医经典理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有关。由于疼痛、瘫痪相关组织神经和肌肉都是生物电比较活跃的组织，如疼痛与神经有关，瘫痪与神经、肌肉有关，疼痛、瘫痪都和“经络不通”相关，因此，经络与生物电必定也有关系。

王玉玲认为，中医成为世界主流医学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如果中医理论与生物电等的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和发展，中医理论就会发展为以物质为基础的统一物质理论。在中医生物电理论的基础上，中医可能发展成为中医生物电医学，与西医统一为一个医学体系。中医生物电医学也将影响分子医学、细胞医学和器官医学。寻找符合传统中医理论的中医物质理论基础是发展中医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医和西医走向统一的惟一途径。

来源：中医将成为世界主流医学（中国中医药报）

听南老讲座时有一个细节让我感悟。

南老拿着一本影印刊的《黄帝内经》讲解时，有些小字不得不戴上眼镜看，但刚念完那句话南老就摘下了眼镜，随口说，“我不喜欢戴眼镜，它将我的气阻住了很不舒服。”

人体的气确实是周流不息的，这个道理从我几十年前开始学中医就知道，可是我怎么从来没有这样思考过问题？我学的是《内经》专业，现在教的也有《针灸医经》，对中医和《内经》理论不可谓不熟，而我的躯体反应也很敏感，可是我却怎么从来没有将戴眼镜与阻隔“气”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思之良久，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们与大师之间的区别。南老观察问题和思维的方式是中国式的，《内经》的世界观和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看法已经成为南老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在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而我不同，只有当我讲起《内经》理论、用《内经》理论解释医理的时候，我是《内经》式的；而在平时，在日常生活里，我则用另外的习惯方式来看问题。这就注定了我不可能达到一种境界。

从这里我又想到，为什么现在的中医教育很难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我们在用一种并不是中医本质的东西衡量和评价中医的科学性，我们从小接受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式的教育，我们缺乏这样一种刻之入骨的思维方式，于是我们常常感到困惑和迷惘，面对问题时常常束手无策。

昨晚是南怀瑾先生《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讲座的最后一讲，南老讲到他办这次讲座的初衷，讲到他的忧患之心，讲得有些激动。

他说我活了六个朝代，从13岁起就做老师搞教育，年轻的时候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中国文化在五四运动时被拦腰砍了一刀，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又遭重创。我常感到忧患，那时我曾写过这样的诗：

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生与谋国，谁识此时情？
忧患千千结，慈悲片片云，空去观自在，相对不眠人。

那是文革期间的心情，现在也一样。改革开放到今天，我正式回到大陆。我有志于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推广儿童读经，影响很大，但跟我做的没有几个人。近二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升平时期，年轻人不知道，你们太幸运了，你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好的时代！可我还是心有忧患，心有千千结。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另一面，大家都向钱看，只讲享受，只讲物质。我在美国时就曾说过，你们没有文化，再过五十年就会走向末日。所以，我要力倡中国传统文化，九十岁高龄来讲《内经》，是因为很多大科学家都没有读好这本书，这真是一种损失。

4日、5日、6日三天在斯米克广场继续聆听南怀瑾先生的“《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讲座。

4月22日听前一讲那天，认识了一同来听讲座的杨翊韬小朋友。开始还以为是她父母来听讲座家里没人才带她来的，没想到她却说是她自己要来的。杨翊韬今年才12岁，挺清秀的样子，让人惊奇的是她上了两年小学后母亲就让她辍学了，让她在家自学经典，如四书五经。她说已经背完《易经》，《诗经》也快背完了。我问《易经》里的那些字你都认识吗？她说一边背一边写，都认识了。她说话的口吻、用语、表情和礼节都显得很成熟与实际年龄不符，我好奇地问：你这样学习是母亲逼你的吗？杨翊韬说：“不是呀，我是自愿的”。我担心这样学习的知识完整吗？没有数理化，没有美术、音乐、历史、地理，每天朗读经文枯燥吗？她竟然说：“《易经》里面天文数理无所不包，八卦的演变就是最好的数理！”我担心这样的孩子没有同伴一起学习玩耍会感到孤独，与人的交往能力会受到影响，她竟然说：“没有呀，我有许多朋友，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呀！”她的心智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成人没有多少差别。

我似乎感到她潜移默化地受着一个人的影响，我想这个人应该是她的母亲。很佩服她母亲有勇气作这样的决定，毕竟这与现行的教育制度相悖，与现行的培养目标相悖。记得去年夏天曾经有过“孟母堂”私塾教育的讨论，她母亲竟然还是坚持让女儿这样学习，一定有她的想法。于是我很想见见这位母亲。

昨晚课间与她母亲王爱民女士聊了一会。她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在大学（中文专业）读过我们的经典，感觉那才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可是我们在校学习的知识大多数是浪费的，我决心要让我的孩子学习最精华的东西。”我说了我的许多担心，她说：“那要看你对经典的理解，经典里面包含着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包含着古人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的古人不就是读这些书而成长的吗？”她说，她教了女儿三年，感觉她与自己大学毕业的水平没有多少差别。“今后你如何打算？”我问。她说想将女儿送到南老那里继续深造。

杨翊韬与她母亲还是有些不同，看来她不仅得益于她的母亲，还得益于传统文化因而显得别有一些味道。

王爱民女士送我一本供儿童读带有汉语拼音的印刷精美的《弟子规》，其间的礼仪只有小时候听母亲零星讲过，现在学校没有这样的教育，会讲的老人也不多见了。

让我们一起关注这孩子的成长。

《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评价：“中国的教育者们正努力将西方教育所强调的批判性思维、全面发展和领导能力等，融入他们的教育传统。中国学校努力在各方面塑造公民素质，为学生的道德、文化和科学潜质提供发展空间。”

素质教育带来的变化，正从“唱唱跳跳”的课外活动，深入到课程教材改革。沪上一些中学大胆探索。

复旦附中每年为学生开出百余门选修课，学生可按兴趣自由选择。哪怕是“小众化”的服装设计课，只有十几名学生选修，照样开课。学校“百年历史”选修课，由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老师轮流讲授20世纪的人类历史。这门课没有标准化考试，但学生需要大量阅读、做读书笔记。复旦附中校长谢应平认为：“优秀学生并非靠某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而要提供良好土壤，让他们脱颖而出。”

知道“CPS”社会实践课程吗？由上海中学独创，即创造(creativity)、实践(practice)、服务(service)。该校4名学生开展“上海无障碍环境”调查，半年里跑遍地铁、上海博物馆等82处公共场所，克服种种困难，绘制出无障碍设施地图，广受社会好评。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更为重要”

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一位院士与某中学尖子生座谈，问一名学生，“你物理学得怎样？”学生答：“学得不怎么好。这次考试得了99分，没得100分。”院士说，“干嘛这么看重分数，99分与100分没什么差别。”学生反问：“如果高考差一分不达线，大学会录取我吗？”

冲破“分分计较”，上海高校开始了破冰之旅。复旦大学、上海交大“自主招生”试行了两年，其选材标准让人们对素质教育有了更深理解。复旦大学校领导多次去耶鲁大学考察，看他们怎么选拔优质生源。

“猫与冰箱有什么共同点”、“请你构思一下在太空的洗衣机结构”……这些怪问题，出现在交大自主招生面试中。学校设立面试环节，就是希望改变学生过分追求标准答案的倾向。“掌握知识点固然重要，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更为重要。”

高考，一直被认为是推进素质教育的瓶颈。然而，近年来这一指挥棒也已开始悄悄“转向”。

上海高考考题，“素质味”越来越浓。例如，考题会设计社会生活情境，“生活垃圾分类”、“登山运动员手表玻璃破裂”等现象，让你用物理、化学原理来解释。考历史，不是就史论史，而是考查学生能否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现实。

升学压力依然存在。但一个观念开始普及：应对高考，“题海战术”不管用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和思考。

“如果有一天，优秀高中毕业生中有人愿意进职    校深造……”

有人困惑：一般中学的生源质量不如重点中学，素质教育如何搞？

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认为，一般的学校在推行素质教育方面也能大有作为，虽然这要比重点中学难度大。老师要研究课堂教学如何“减负增效”，从而腾出时间培养学生兴趣爱好，锻炼能力。同时，要改变“填鸭式”课堂教学方法，引入启发式、讨论式教育法，培养学生思考、辨析、质疑等方面能力。

家长，对于素质教育也抱有疑虑。复旦附中不时收到家长“投诉”：学校作业布置得太少、孩子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影响了学习。有的高三学生家长希望学校宿舍延迟晚上熄灯时间，学校没答应，家长就在校外租房，方便孩子“挑灯夜战”。

教育部等部门去年9月公布“素质教育系统调研报告”，指出素质教育面临的难题：我国人才成长道路相对单一，就业竞争和人才选拔日趋激烈，这种压力层层传递到教育内部，使中考、高考竞争升温；“重智育轻德育、重学历轻能力”的社会倾向仍存在；目前的劳动用人制度和社会分配结构中，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不再统统挤北大、清华，而是有一批人愿意进职业技术院校深造，那么中国的经济就会发展得更好。”杨福家院士的话意味深长。

来源：解放日报  耶鲁缘何来沪“抢”生源？

周日晚上接到柳栋老师电话，说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王陆教授来上海想聚聚，第一次见到王教授是在2003年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上，她的大会报告“虚拟学习社区中的师生行为分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她采用的研究方法给我诸多启示。此后经常在网上看到她的消息，在教育技术领域非常活跃，成绩斐然。

周二晚上我与ZCH和ZC如约而至。中山公园的雨花大酒店里，柳老师与王老师早已入座，同来的还有区教育局的常博士和另一位博士（“来春闲话”的主人）。王陆教授富有激情，爽朗活跃，谈笑风生。特别佩服的是，已经是不再算是年轻的人，却辞去了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副主任的职务，投奔到教育技术界的泰斗西北师范大学南国农教授门下读起了博士，有这样魄力和勇气的人真是屈指可数。

席间聊到创新人才的评价，聊到教育技术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获益良多。也许是考虑大家见面不易，柳老师将说话机会都给了别人。那位常博士也是个奇人，对他儿子的分析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有许多实例；来春闲话的主人很内秀，与他的行文风格很像。

一个值得记录的夜晚。

昨天下午，教育部专家来学院进行预评估。两位专家一位是同济医科大学的文教授，一位是江西中医学院院长刘红宁教授。2002年我曾受教育部邀请到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继续教育培训班作报告去过江西中医学院，那几年我们承担了教育部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项目《针灸学》，作为重中之重项目被推荐在学习班上报告。也许是我们起步比较早，也许是较早吸取了教育设计的理论理念，没想到刘教授还记得我的那次报告多次提起。

与前次上海专家预评估有所不同，两位专家所提问题很深入，例如，他们对我院开发的针刺手法测定仪、推拿手法测试仪等的教学效果，深入询问了是否缩短了教学时间？是否比传统教学效果更好？这些教学效果的客观化量化评价，恰恰是问题的核心意义所在。另外，刘教授对我们探究性学习提高高阶思维能力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他说中医能力除了技能性培养外，思维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到了第四维的概念，指出有人认为高阶思维能力是在第四维实现的。关于这个提法我要好好再看一些资料，没准就能挖掘出有意义的东西来。

那年在江西，刘红宁教授关于产学研一条龙的中药专门人才培养模式的报告非常精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报道：

江西中医学院“产学研”结合特色鲜明，形成了教学、科研、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办学机制。我院现有校办工业企业3个，其中江中制药厂是一个集教学、培训、科研、生产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已被列为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企业500强，并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列入512户国有大中型企业之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50家重点扶持企业之一。在此基础上组建的江中制药集团公司，总资产达12亿元，拥有“国家工程技术中心”、“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江中制药厂投资1.8亿元兴建的、占地2000亩的中药及天然药物制药厂已竣工并投入使用，拥有通过GMP认证的制剂车间和符合国家卫生及生产管理标准的现代化仓储大楼，配备国内先进的制药设备和检测仪器，是一座国内一流的、体现人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式的现代化的中药厂。

这样有特色的办学模式和办学规模，在全国中医药大学中是独树一帜的。

所谓成功教育，就是转变教育观念和方法，通过老师帮助学生成功，学生尝试成功，逐步达到自己争取成功。它是追求学生潜能发现和发展的教育，是追求学生自我教育，是追求全体学生多方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成功教育的“成功”是：①成功的下限是达到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②成功意味着超越自我，超越他人；③成功的本质是不断发展，不断提高；④成功总是相对于原有基础而言，没有终极意义的，是无止境的；⑤成功的最高境界和目的是主体获得自己争取成功的能力。每个人都渴望取得成功，这种取得成功的内驱力有一定的先天因素，但更多的是个人在后天逐渐积累和形成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得到了一些思索，与各位共享。

家校合作是成功教育的前提。家庭与学校的成功合作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学校和家庭既各有职责范围又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如果各自主动争着承担责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配合支持，教育效果就会好得多。相反，如果在教育观念上相去太远，不能达成共识，相互推诿责任，教育效果无疑会大打折扣。所以，教育的成功离不开家庭、学校和受教育者本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和密切合作，那么成功教育也就离不开家庭的有力支持。

兴趣是成功教育的基础。“兴趣”是人的一种情绪。它是人们对待外部世界万事万物的晴雨计。“兴趣”产生人们的一种需要。凡是感兴趣的，人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寻觅和追求，去得到满足。反之，就会厌恶与排斥。“兴趣”完全是可以培养的。尤其是对中小学生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增长来说，“兴趣”的作用更是巨大的。

实施成功教育的主体是全体学生。教育工作者应该确立一个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实施成功教育，所有的孩子都可成才。在教师确立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成功的教育信念的前提下，通过教师帮助学生成功，学生尝试成功，最后逐步达到学生自己争取成功。其核心就是通过反复成功，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促使学生取得多方面的成功，并为学生今后的社会成功作好各方面的准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对于我们的学生，我们应该这样鼓励他们：在为别人或期待别人鼓掌时，请千万不要忘了为自己鼓掌。

“成功教育”的关键是师生互动。老师是实施成功教育的关键。教师要冲出“生源决定论”的误区，走出“朽木不可雕也”的悲观情绪，冷静客观地看待学生，一分为二地分析学生，对学生尽量实施鼓励性评价，让老师树立“相信每个学生都可以成功”、“把差生都能教好的教育，才算得上真正的优质教育”的意识。为了让成功教育落到实处，在教学中，探索出一套“让尖子生吃饱、中等生吃好、后进生跟着跑”的教学方法；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注重开发学生的闪光点，让学生在成功中找回自信，促使学生主动参与教育教学。

为学生创造一个成功的发展空间。任何一个教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长大后能有所成就，出人头地，但在培养学生时有时却是理论脱离实际，一相情愿，不管学生的情况这样，盲目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期望去设计和培养。教育学生需要严格，但过分的管理往往容易过往矫正，起到相反的效果，就如我们的盆景制作，使树木扭曲生长，最终走向身心受创——不但不能够成“龙”，反而会成“虫”。因此，尽最大努力给学生创造宽松的受教育的空间，留给学生一定的选择权，让学生去发展和发挥自己的特长，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与支持，是学生充满自信地自由的发展，才是更为重要的。总之，尽量在班级上营造大家都要进步的气氛，在学生遇挫折的时候，积极帮助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很可能成功，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

鼓励学生勇于冒险和尝试。不难发现，凡是取得成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勇于冒险、敢于尝试、善抓机遇，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就是具有人们常说的“魄力”。我国著名国画家李可染曾总结自己的创作决窍就是“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也就是说画画时要不落窠臼，敢于突破前人的法则。在许多情况下，成功与失败的距离并不遥远，也许仅仅是一步之遥，关键是看是否具有跨出这一步的胆量。在教育中要鼓励学生勇于冒险、敢于尝试，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就能使学生养成积极、果敢、机敏的健康心理和性格。但在教育时要把握一个“度”，因为“勇于冒险，敢于尝试”和“目标盲目，行为冒失”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鼓励教育的方式和程度要因人而异.在对学生进行鼓励教育时就要根据学生的个人特点的不同区分对待：对于积极性高、善于创新、勇于尝试、取得成功的动力强的学生，就不必进行过多的鼓励教育，而是应着重对其行为进行适时的调整和纠正，提出建议和意见，使其少走弯路；对于性格懦弱、内向、不善表现、缺少自信心的学生就应着重加强鼓励教育，尤其要注意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开始进行鼓励，并暗示他"你能行！"这样久而久之，通过成功的不断积累，也就增强了其取得成功的内在动力，提高了探索创新的能力；对学习积极性差、思想消极、得过且过的学生则首先要教育其认识到学生时期对人生的重要意义，虚度光阴对个人成长的危害，使之树立起对自己负责、对家长负责的责任意识，才能使其找准努力方向，然后再进行鼓励教育，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为学生搭建成功的心理平台。“生命因赏识而美丽”，教育尤其需要赏识，赏识能够激发学生心灵的火花，会激励学生从自己优势的方面去重点突破。“成功教育”注意调动学生心理机制的积极性，激发学生主动的进行学习，比单纯主管学生，以成绩来刺激学习积极性的作法，效果是不一样的。多给学生鼓励，实际上就是多给学生信心，积极开展信心教育，学生才能更好的、充满自信的努力，也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一次小小的测验，学生考好了，兴冲冲地看着试卷，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鼓励。此时若教师恰倒好处的给予表扬，学生的脸上就会充满了灿烂的笑容。学生还会以此为动力，默默下定决心，争取下次取得更好的成绩。如果学生成绩不理想，学生的心情自然而然的低落了，教师此时再加以训斥，甚至找到家长说三道四。学生也会自己感觉自己不如别人，自己笨，久而久之这样下去，学生也会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做什么事情也就没有了自信，那么也就很难有一个圆满的成功。这样就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所以，一次成败不足以论英雄，我们在教育教学中要淡化成绩，重视能力的提升。这样正面给予学生引导，更有利于学生的成材。

培养学生平凡中的成功意识。光宗耀祖，锦衣玉食，宝马香车，名利双收，是众人所盼，但却不是众人所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是天下父母的所望，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也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但是对待正在成长中孩子来说，一味的灌输自己非要高人一等的思想，只是要求孩子在学习上名列前茅，这样势必会给孩子造成很大地思想压力，学生会天天背债精神上的思想包袱，每到考试就会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学生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大山。万一考试失利就会给学生自信心造成极大的打击，更甚者会使学生自暴自弃。因此我在教育学生时，不给学生订立过高的目标，只要尽了力，我就会给予肯定和表扬。也让学生可以直面人生，直面未来，才能培养学生平凡中超越智慧的人生境界，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心态。正确对待和评价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能不切实际的要求，要求学生从实际出发，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进，鼓励学生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在学生前进的道路上不断适时的给予鼓励，这样才能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让学生轻松学生，健康成长。

努力改变“不准犯错误”的教育观念。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不犯错误，没有失败也就不会取得成功。马克思曾经说过：“人要学会走路，也要学会摔跤；而且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不允许学生犯错误，也就等于使学生在片面追求正确性的同时，减弱了好奇心，失去了探索的欲望，减小了思维的空间，也就无法取得创新。所以说，犯错误多的学生不一定就是差生。但对犯错误的学生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对其错误进行认真地分析，使学生既不能对错误视而不见，也不可一蹶不振，而是要做到引以为戒，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为下一次的成功奠定基础。

来源：成功教育改变传统教育理念（光明网）

本文作者：蒋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文章主要以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研究现状为考察对象，评述了教育研究界对待科学方法的不同态度。将科学方法引入教育研究中，是教育研究方法论发展和完善之必需，有助于提升教育研究的水准。教育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研究的对象和问题不同，研究方法必然有所区别。科学精神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教育研究者必须培养的一种精神气质，贯穿于不同范式的教育研究之中。

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在教育世界中，既存在科学世界范畴，也存在生活世界范畴。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首先是一个人的培养过程，一个活生生的学生成长过程，然后才衍生为一项社会事业。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教育世界中的微观问题、深层问题和价值关涉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需要深层的体验和思考；教育活动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而需要研究者对教育活动的整个脉络进行详细的动态描述；微观的教育活动特别是课堂活动、师生交往活动是一种自然情境，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教育活动者的经验世界，研究结果可能更切合教育活动者的生活实际，研究结果的运用更具有针对性。此外，教育的目的、理念、制度和道德人格等价值关涉问题，不宜采取纯粹的量化研究方法，而需要运用哲学思辨、历史、比较等方法进行考察，或者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

在我国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论争，就如国外延续了数百年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争以及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一样，不会有答案，也还会不断延续下去。进入不同教育研究者的视界的教育问题不一样，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差异甚殊，但是，有一种共同的研究信念和气质应当贯通于不同的教育研究群体中，这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源于自然科学，可以概括为求真求实求准：求真就是注重对事物内部联系和内部规律的探索，强调由兴趣激发纯粹求知的探索；求实就是讲求以实验为依据，认识真实的和可重复推广的现象；求准就是讲求定量上的准确描述。广义的科学精神则是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的、贯穿于科学探究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

科学精神不同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前者属于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或探求真理的精神境界。科学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偏见、系统、认真、严谨、规范，以及怀疑、协作、坚持等，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精神不独体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以及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无疑，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严格的实证—实验研究或定量研究是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所采用的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但是只要其是严格的研究，其精神气质就是科学的、求真的。譬如，质的研究者的世界观与科学范式的研究者不同，前者认为不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在研究取向上，前者不追求研究的纯粹客观性、精确性、可重复性。但是，质的研究者要求研究必须有深入、细致、系统的调查材料作为基础，从研究者自己收集的资料中寻找有意义解释或理论的根据。因而，质的研究不是一种模糊的、包罗万象的方法，而是有一定科学规范和明确要求的分析方法。可见，一项严肃的质的研究，是符合科学精神的社会科学研究。研究问题不同，方法必然有所区别，但是科学精神却是在做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具备的。在教育研究领域，莫不例外。

“科学”研究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中所采用的特定方法。事实上，对一种现象的探究可以采用数种方法，在每一种方法内又可以选择不同角度，没有一套规则或“科学方法”能够告诉研究者如何去开展各自的研究。由研究者开创的研究完全依赖于研究者自己的创造力，设计出特定的方法，去发现和检验某个系统中的一贯样式。当然，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套非正式的程序，在表述研究结果时同样应力求精确严密。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是具体的，渗透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则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应该由科学精神来引导选择研究方法、设计研究途径、实施研究过程，最终表述研究结果。

全文链接：涵养科学精神——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省思

昨天，是探索性学习下临床的第一次，我们带着两组学生去了曙光医院针灸科。沈卫东那里的病人真不少，五个诊室全是病人，知道他一定没时间带教，所以我们这里去了两位年轻教师LSM和LY，一人带一组。他们俩都是博士毕业，以前都参加过PBL培训，所以只讲了几个要点，他们就心领神会，虽然典型病例和病种与预先的设计还有些距离，但就地实训提问题、讲思路，整个带教过程挺顺利的。

昨晚在线，与参加下午实习的同学何雅敏聊了一会，今天再看看，感觉对这门课也是一种记录，于是整理一下贴出来了。

Hym：老师，今天给我们组带教的老师叫什么？
Xp：刘世敏，还不错是吗？
Hym：恩，很厉害，佩服，我有他一半就好了。
Xp：人是需要千锤百炼的，以后你也会像他一样厉害，甚至超过他。因为学习的条件和机会应该说越来越好了。
Hym：呵呵，我们太浮躁，加上课程太紧张，对中医思考太少。
Xp：能认识自己很不容易，你们很清醒，这点就很行。
Hym：总觉得有很多干扰因素，要排除不容易。
Xp：没关系的，要想没有干扰怎么可能。
 
Hym：恩，老师，提个小建议，以后是不是把经典学习的资料事先准备好，分给各小组学习，就免去自己去查的时间损耗了？
Xp： 那是不一样的。查资料的过程是个很重要的过程，必须亲力亲为。搞学术研究不能只是被动看别人提供的资料。
Hym：主要是平时课程太多，针研所那边也忙。
Xp： 我真的很想让你们体验一下那个查的过程。
Hym：我觉得这个课程设置的很好，就是时间安排太紧了，要是时间长些就好了。何老师的课很值得思考，很有指导意义。但是好象一块糖，闻了下味道，还没尝，就没了，呵呵。。。
Xp： 但糖不可能总是由他人给你吃，应该自己亲自参与采蜜的过程，才会永久。这是我设计这个学习的初衷。
Hym：恩，他的课给了我们一种学习方法，而不是填鸭，很新鲜。
Xp： 能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自觉地应用这种方法是更重要的。
Hym：恩，我选这门课是偶然，但现在发现不选是损失，呵呵。
Xp： 很高兴你这样想。
Hym：其实很多课程应该用这个思路，但全变成了填鸭。。。消化不良啊。
Xp： 不过我们经验还不足，一些环节的衔接上还不太顺畅。你们是第一批同学，也许还有一段不太顺利的路。

Xp：你的BLOG记录挺好的，很真实。
Hym：谢谢老师。
Xp：那些思考也不错。
Hym：我MSN的BLOG开的比较早，所以一般都写在MSN这里，看的人也比较多。现在ACUMOX那边也开了个，我就两边都贴了。那边大家都不积极，写了没人看，看了没人回。。。大概是没有写博的习惯吧
Xp：也许因为是老师组织的，有人会有顾虑，不太敢写。当然没写习惯也是原因之一。
Hym：恩。也许是被动开博，不知道写什么好吧，呵呵。有些内容似乎是为了写而写。
Xp：是的，其实作为一种学习工具，这个过程挺好的，开这个网的时候很早，我们想将BLOG作为一种学习工具，但是发现每一期的同学写的都不多。同学时间少也是一个因素吧。
Hym：是啊，我可是咬了牙选这课的，2个月回不去了。
Xp：辛苦了，如果对今后的学习有帮助，也值了。
Hym：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呵呵。
Xp：这批选课的同学总体素质都挺不错的，第一次课就给我很深的印象。
Hym：应该是对针灸有很大热诚的同学才会选的，因为这课是任意选修课，我们分数早满了，所以选课不是为了凑学分的。
Xp：这么好的学生，真感觉我们老师决不能敷衍大家啊。
Hym：没，老师很辛苦啊，那么晚还要听我胡说八道，呵呵。
Xp：呵呵，平时也没机会聊。能听到你们的真实想法，是件很高兴的事。
Hym：恩，平时也没老师用MSN和我们聊天的。
Xp：:D

一人一张课表，一人一套方案，通过柔性培养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共性与个性、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借助产学研一体化造就社会倚重的人才。这是重庆大学拓展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新探索。

让学生学会追踪学科前沿

位于重庆大学主楼的罗克威尔实验室，最显眼的位置放着智能电梯模型、电机抗干扰模型等一批尖端实验品。这些成果出自在校学生之手。

由重庆大学和美国罗克威尔公司共建的罗克威尔实验室，是国内技术设备最先进的自动化实验室之一。在重大学生眼里，它不仅是一个从不关门的“全日制”、“全开放”实验室，更是一个了解国际自动化领域最新技术发展的窗口。

“实践教学是本科人才培养的三大支柱之一。”重庆大学杨天怡副校长说。“十五”以来，学校投入约1.5亿元全面提升实验室教学水平，获企业资助近3000万元，校企合作共建实验室33个。

为了鼓励在校生参与科技创新实践，重庆大学每年安排资金100万元分别设立了“大学生创新基金”和“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创新基金以学校教学实验中心为基础，由指导教师或者学生拟定题目，经专家评审后，项目组学生带资助经费进入实验室开展创新项目。“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以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为基地，由教师结合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学生根据所学专业和兴趣提出申请，经评审后带资助经费进入实验室开展创新实践活动。

自“基金”2003年设立以来，全校30多个教学实验中心和30多个重点实验室，都对参与项目的学生开放，先后有500多名高水平的教师在实验现场指导。受基金资助的学生，通过完成项目申请了7项国家专利。凭着实验室完成的设计，在校本科生张镭获得了软件著作权登记，并被微软亚洲研究院授予“最有价值专家”和“学生技术之星”称号，还应邀参加了美国一家公司软件产品的开发。本科生陈瑞川不仅成功申请了2项专利，还获得了2003年国际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柔性培养拓展高素质人才成长空间

世界自然基金会“湿地行动”入选者、中国大学生“五四奖学金”获得者李浩；4年内同时取得经济学、法学和工学3个学士学位的王韧；在学习本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基础上攻读第二专业电子信息与科学，并以优异成绩应届考上第二专业研究生的张峰……在重大校园里，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在校生层出不穷。他们的出现，得益于学校因材施教的柔性培养方案。

20世纪90年代中期，重大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改革，变部分选课的学年学分制为全面选课的弹性学分制，制定个性化指导性的教学计划。这一改革成果于1997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此后，学校不断加强学习计划的柔性和学习时间的弹性，引导学生在自主完成本科学业的过程中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品质。学生不仅可以申请课程的免修考试，还可以跨年级、跨专业、跨学院选课。

一人一张课表，一人一套培养方案，是重庆大学努力致力实现的本科教育模式。副校长杨天怡说，学校压缩课堂教学，改变过去强调专业对口的理念，提出公共基础课、专业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的比例为5.5:3.5:1，保证公共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的厚重。压缩专业课时的同时，按不同专业方向设置专业课群组，并将选修课比例从10%调整到30%-40%，拓宽专业面向，增强就业适应性。实践证明，这种探索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向21世纪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等，还曾分别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学校将教育延伸到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将岗前培训延伸到学校

“你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即将跨出校门的大学生，遇到这个问题都不免犯怵。

“你们的学生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高校分管招生分配的工作人员，遇到这样的问题同样也会头痛。杨天怡认为，高校无法改变自己面对的社会就业现实，但可以通过制定更好的措施来适应甚至引导。重大探索的“订单加联合”的培养模式，颇为成功。

2006年年底，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三峡班”正式成立。按照重庆大学、长江电力和2003年级入选学生签定的三方协议，学校在确保原来的专业课时的基础上，再讲授长江电力开设的专门课程，“三峡班”的学生修满专业的学分并按时修完长江电力开设的专门课程，毕业后即可直接进入长江电力。在校期间，长江电力提供适当的经费补贴。

长江电力为“三峡班”开设了“大体积混凝土”、“电机维修与保养”等针对性极强的课程。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徐斌告诉记者，从2007年开始，长江电力每年需要增加200名技术人才。与重大合办“三峡班”，就是为了借助高校资源，培养更适合企业发展特点的专门人才。

重大教务处刘东燕处长说，“订单加联合”的培养模式，保证企业能找到“好用”的人才，保证毕业生能进入满意的用人单位，不仅节约了大笔的应聘费用，还可提前得到用人单位提供的费用补贴，以及企业为他们提供的丰富的实践条件。

“订单加联合”培养模式也极大地促进了重大的学科建设。杨天怡副校长说，在就业市场巨大的人才需求后，重大已决定从2007年起设立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他表示，重大还在进行本科教育的创新，以促使毕业生从专业适应向行业适应的转变。

来源：光明网  让每一个学生都成才

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随着王扶林版的《红楼梦》成为了一代人的荧屏经典，当年的人气是要让眼下的各色粉丝集体羞愧死的。最新的消息却让人大跌眼镜：近日，陈晓旭的爱人郝彤向记者证实，陈晓旭已于日前在长春百国兴隆寺剃度出家。剃度后的陈晓旭不再接手公司管理工作，她接下来将“云游四海，潜心修佛”。

这不单单是一则娱乐新闻。如果我们把“陈晓旭出家”放在一个宏大的时代语境下去观照，个人的宗教皈依、富人集体的精神缺席、现代人的精神焦虑……一应地都纠结起来了。我们在创造财富，我们却不知道如何精神救赎。《论语·述而篇》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大意是说，一个人应该立志于修为世间的“大道”，对于用以谋生的技能或工作要能够跳离出来，反观自己，然后游刃有余。游弋在商场的“陈晓旭”和我们一样规避不了现代生存焦虑：时间危机、自我空间危机、风险忧虑、判断和选择疲劳、自我认同危机、生存意义的迷失等等，于是构建“本体安全”就成了一道难题：坚持的结果可能是更虚妄更迷惑，退后的选择就是寻求另外的精神皈依———譬如宗教。但问题恰恰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或能够选择退守。

2006年有则新闻可能我们还记忆犹新：“北京大学国学班开学，私企老板趋之若鹜。”但，后续的部分可能我们不甚明了———很多报了名的老板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并没有去上课。渴望寻找心灵的宁静，又无法重返内心的和平，这一对矛盾就是现代财富话语执掌者救与自救复杂博弈的写照，值得我们玩味。“陈晓旭出家”终究是个人宗教信仰自由，但坊间对“出家事件”的热议和舆论反射已然超越了对一个明星命运的猎奇心态，“陈晓旭出家”似乎正为现代人的精神救赎臆造了一个小众化的出口。

所谓精神救赎，就是灵魂、道德、审美的救赎。遗憾的是，当社会竭力平衡着物质与精神的天平的时候，我们个体的天平在社会规则下事实上还是倾斜了。据说，西方的富人拥有一个传统观念：即暴发户永远是小丑。于是一种强大的附庸风雅的力量催动着富人向绅士风度、艺术鉴赏者和宗教生活层面滚动。经过数代繁衍，粗俗的、偷羊卖肉的暴发户就也成了园林古堡中做派有度的先生。所以有人说，“欧洲的文化历史或者说风情史实际上就是由这种精雅诉求推动的历史”———而我们的现状恰恰是：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创造物质财富的市场人，不知道如何救赎自己的精神———其悖论就是，满足于物质财富的单维欲望追逐，得到后才发现自己空无一物。

陈晓旭曾经很专注于赚钱，“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父亲母亲不知何时开始衰老、虚弱了，好像随时都有离开我的可能。而我给了他们什么呢？这一切他们又能带走什么呢？……”这些疑惑，不正是我们无法规避的命题吗？而这些命题不正和文德尔班、罗素等西方哲学领域的“精神救赎”殊途同归吗？只不过，陈晓旭把答案形而上地归结到宗教信仰而已。其实，在宗教信仰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精神救赎之路：给予、求知、博爱、审美……

来源：国际在线  陈晓旭出家与现代人的精神救赎

儒者读书明理，经史而外，并及《灵素》小道也，而至理寓焉。非实学不足以资考订，非虚心不足以阐精微。此中甘苦，身历者知之；此中功效，身受者知之。

忆自乙酉秋，余病疟为医药所误，几莫能挽。蒙观察钱公特荐润洲文士冠仙李君来，一经诊视，转逆为顺，调治痊可，如获再生，遂成契好。厥后冠仙从余游，无往不利，凡论诊治，靡不应验。有初诊惟恐冠仙言不治者，盖一言不治，则虽远就诸医，莫能救药。知冠仙于此真三折肱矣。且其为人，亦光明磊落。相知日久，公余之暇，辄与畅谈文字，穷究岐俞，从未闻一语道及私事，知其立晶端，居心正，故肄业独精。窃叹钱公推荐之初，谓为近今罕觏，洵不我欺也。兹见所著《仿寓意草》，信而有征，言近旨远，堪为有心人引伸触类之一助。爰叙其梗概，俾后来者略见一斑云云。

道光十五年岁次乙未八月既望友生云汀陶澍书于江节署

摘于丁亥年正月初一

2007年1月29日，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成立大会，部分专家在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发言讨论中医存废之争因何无休止。

作 者 李婷，陈晓东

摘 要：虽然中医学所构建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难以在简单系统的实验室中得到验证，但现代计算机仿真技术为中医学提供了复杂系统的实验室。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与中医学相似的思维方式使之成为可能。运用这一技术可以作出诸如中医学意义上的生理、病证、实验模型，不仅可以对中医学概念、理论、方法的客观性、有效性、实用性进行证实，而且有前瞻性和预测性。

关键词：计算机仿真；复杂系统；中医学；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1 计算机仿真技术提供了适合中医学理论的实验室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计算机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过渡。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说：“我们所设计的信息体系简直可以包括全部人类千百年来创造的、而且还在不断创造的精神财富。而这全部精神财富可以由我们每个人随手调用和享受。这不但是从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是获得一个伟大的世界，从来未有的高度文化的世界。……人将变得更为聪明，人类的前进步伐更将加快。”这位大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论述了由计算机引起的这场技术革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种崭新的学科——仿真学诞生了，从新药品的仿真测试到行星和星系的创生模型，以及计算机化培养皿中生长的数字生命形式，这是一种新的方法，不是基于直接的观察和实验，而是基于从真实空间向虚拟空间的映射。虽然这项工作仍处于起歩阶段，但已足以让每一颗好奇的心欣喜若狂。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古老的中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怎样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融入中医学领域，是一个值得深思和大胆尝试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计算机仿真是建立在复杂系统理论基础上的，而中医学理论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系统。（略）

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OOP）概述

①面向对象与面向过程的区别（略）
②对象与类的概念（略）
③对象的特性（略）
④面向对象方法（略）

3 运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进行中医学的计算机仿真

①面向对象方法与中医学具有相似的思维方式
假使我们想用传统的面向过程的方法来完成中医学理论的计算机仿真，不仅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而且是不可能的事，对计算机发出人体生理、病理等过程的每一步指令，既使是在分析还原思维方式指导下对人体结构分解得极细，对人体生化过程了解得极为透彻的西医学也无能为力，更何况中医学本身就只重整体，不重结构。而面向对象方法，因其与中医学在思维方式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使之运用于中医学成为可能，成为对中医学进行计算机仿真的基础。其相似性体现在中医学的整体观与黑箱方法和ＯＯＰ中的对象的特性及其信息交换上。黑箱方法典型地表现在中医学的藏象学说中。藏象学说是关于人体脏腑功能的学说。古人虽然知道“八尺之士，可以剖而视之。”（《灵枢•胀论》）但又认为“藏府之在胸胁腹里之内，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同上）更重要的是，基于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对于整体性和运动性的强调，使得中医学未从解剖入手，分析人体的结构、成分，而是以极简单的解剖为基础，构造出了以象为内容的有机的学术体系。由“藏象”之名可知，中医是以现之于外的象来把握藏之于内的脏的，即“执其见功处见其形” ，即黑箱方法。对此《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论述道：“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例如《素问•六节藏象论》对心的描述是这样的：“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其它四脏与此相仿。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心已不是解剖学中的有一定形态结构之心，而是一系列相关的生命活动的表现在人脑中形成的综合的象。它不具有实体性，却正好可以作为面向对象方法学中的一个对象来看待。推而广之，中医学中的其它概念，如气、血、津液、精、神、经络等，都可以作为一个个对象，对象之间通过信息的交换，相互密切联系，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系统，中医学的计算机仿真便可由此开始。

②中医学的计算机仿真应用前景
用计算机仿真学对中医学中的概念、现象、原理、机制等进行模拟，可以建立各种模型，服务于教学、科研、临床。主要可以用于建设生理模型、病证模型、实验模型。（略）

4 小结（略）

参考文献：
[1] [德]克劳斯•迈因策尔 著， 曾国屏 译.复杂性中的思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11.

作者简介：
李婷（1972-），女，山西人。1993年于南京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96年于上海中医药大学获中医学第二学士学位，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方法论、方剂学的研究。
陈晓东（1972-），男，黑龙江人。1993年于南京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96年于上海中医药大学获中医学第二学士学位，2002年于南京中医药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

来源：中医学理论计算机仿真初探

中国中医药报讯：日前从山东省中医管理局了解到，3年内，全省从事中医临床的医生都要参加《内经》等四部经典中医著作的全省统一考试，作为中医药继续教育年度考核、任期考核和职称晋升、执业再注册的必备条件。

这四部经典著作分别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根据山东省中医管理局的安排，２００７年上半年将考《内经》、下半年考《伤寒论》，２００８年考《金匮要略》、《温病学》，２００９年对因故未能参加考试的人员进行补考，对考试合格者颁发合格证书。省中医管理局有关人士称，四部经典著作作为中医药继续教育公共必修课程，进行全省统一考试，主要是为了强化中医药人员的中医理论功底，提高中医的临床服务水平。

同时出台的《中医四部经典著作学习考试大纲》按掌握、熟悉、了解三级进行了要求。试题按掌握内容占６０％、熟悉内容占３０％、了解内容占１０％分配。这样的考试内容安排，对应试人员无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对于中医临床医生要考“四大经典”，山东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的郭瑞华教授非常赞同，她说，长期以来因为中医的培养渠道较多、准入门槛较低，有正规院校，也有民办学校，还有自家祖传等，目前相当多的中医人员缺乏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导致眼下中医人员数量众多却质量不高的现状，甚至有的“江湖郎中”连望闻问切都没有真正掌握，就敢给患者开方子。

不少从事中医临床的医生表示，考“四大经典”对于正规大医院的临床医生来说作用不大，因为他们在学校时都已经对这“四大经典”进行过系统深入的学习。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于文生认为，此举主要作用就是要提高中医的门槛，淘汰一些“江湖郎中”。同时，使中医的临床医生能真正重视使用传统医术。

中国中医药报　　山东中医要考“四大经典”

今年是著名中医学家颜亦鲁先生（1897～1989年）诞辰11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孟河学派的杰出传人，近日在上海隆重举行了颜亦鲁先生学术思想暨孟河学派学术发展研讨会。我们借此机会对颜亦鲁先生哲嗣颜德馨教授作了专访，请颜老谈一谈早年的家庭教育对他成长的影响。

颜家是颜回后裔，祖籍山东曲阜，后南迁至江苏丹阳，书香门第，重视教育。颜德馨教授是亦鲁公的长子，在颜老心目中亦鲁公既是慈父，也是严师，早年的庭训对他影响深远。

颜老7岁开始读书写字，父亲时常教诲督导，印象最深的是在冬天练字不辍。室外冰天雪地，室内练字者也冻得手脚冰凉。当时他一边磨墨，一边写字，砚台上的墨汁随磨随冻，亦鲁公说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出执笔书写的腕力。颜老习字修身的习惯保持至今，他常常怀念父亲当年的教诲。

亦鲁公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也很严格，他经常在大庭中训诫，以至于子女甚至有些害怕经过大庭。后来颜老学习四书五经，了解到当年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而留下“庭训”的典故。感叹父亲真是遵循传统课徒教子。当然亦鲁公教育子女不仅严格，也注重传授读书的方法。他说读书要“猛火煮，慢火炖”。猛火煮，就是强调要博览群书，把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和历代名医著作作为学医入门的途径，通过泛读强记，打好理论基础的根底。任何学问初涉时必须默背强记，然后再反刍，再升华。慢火炖，就是读书学习一定要独立思考，反复研习，决不能生吞活剥，食而不化，光有博览群书还不够，还必须深思苦悟，才能有所收获。这六个字对颜老的读书经历影响很大，后来他也将此教育子女和学生。

回忆早年学医的情景。颜老13岁那年亦鲁公即命诵读《内经》，并延请杨锡甫老师（曾任丹阳县教育局长）督其每日背诵一章。《内经》文字古奥，而杨老师亦很严格，若背不出，还用木尺打手心作为惩罚。小时的童子功，日后自然受益无穷，对颜老的临床运用和发挥，对中医的信念都很有裨益。虽然最初是颇有些畏难情绪的，但渐渐地，随着跟父亲临证抄方，颜老对中医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当时有两件事对他触动很大。有一次，一位无锡的农民，在亦鲁公诊室门口被车子轧伤，大量出血，亦鲁公在他伤口上敷上一把“铁扇散”，血顿时止住了。正巧《无锡日报》的记者当时也在场，随即予以报导。又有一次，亦鲁公治疗一位高热不退，背上生阴疽的患者，他拿出三棱针烧红后直刺患处，脓水若喷，其苦顿失。亦鲁公不仅以治内科、妇科出名，其实对外科也颇有研究。上述两个案例，由于有立竿见影之效，故给颜老印象很深。行医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看到患者的喜悦，自己的心里也很开心，就这样颜老决心学医，要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

这些事都已过去了70多年，但是永远地留在颜老的记忆里。颜老说，回忆往事既是对亦鲁公的怀念，同时也希望对后学者有益。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颜德馨成长之路摭拾

Moodle的英语全称是“面向对象的模块化动态学习环境”，是一个全新的教学平台系统，它分为内容管理、学习管理、课程管理三大功能，基于建构主义教学原理，采用与国家新课程类似的模块教学，可以嵌入论坛、测验、资源、投票、问卷、作业、聊天和博客。简单地说，教师们只要在实际教学中操作Moodle，就能及时了解和弥补课堂缺漏。不用再去啃那些枯燥的教育学专著，因为Moodle的每一个命令都渗透着设计者国际化的教学理念。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缺乏色彩感的美术专业学生通过操作Photoshop图像处理软件来学习色相、色温、明度、饱和度、对比度、色彩密度等概念。熟悉和掌握专业软件的过程也是学习专业基础理论的过程。

在课堂上使用Moodle的过程中，教师能够随时用合适的标准进行评价，并根据学生整体学习情况临时生成新的课程目标。而且，Moodle是一个开源软件，即源代码完全开放，全世界的教师都可以轻松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程序编写。与Moodle类似的另一款课程管理系统软件是Blackboard，它的缺点是价格昂贵，目前只有少数经费充足的学校购买。而Moodle是免费软件，可以从官方网站www.moodle.org上自由下载。

看来，整合了教学理念的软件终于问世了，Moodle必将带来一场新的教学革命。“Use your noodle, learn Moodle.”

来源：黎加厚教授的BLOG

协和医学院在一部分学科的教学中虽也有“填鸭式”的弊病，但大部分学科，特别是临床各科，则十分重视启发式教学。多数教师并不死抠书本，并不局限于灌输某一专业方面的知识，而是着重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培养学生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微生物学课程中，谢少文副教授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医学综述，分配给我的题目是《胎盘抽出液在麻疹预防中的作用》。我广泛搜集资料，认真编制索引卡片……当时我只把它作为一篇作业来完成，直到几年后我才省悟，“作业”本身恰恰是次要方面，而入通过独自撰写“综述”的实践，对学生进行查阅文献、编写卡片。分析综合等基本功的训练，才是这一教学环节的主要目的。

又如专为学生安排的临床病理讨论，最鲜明地贯穿了“学以致用”的思想。讨论之前，先将某一病例的临床病史、诊治经过，直至病人死亡情况都印发给学生，然后由学生对病例进行分析，教师通过提问将讨论引向深入。最后病理科医生根据尸检所见，说明疾病的实际情况。这种临床分析和病理所见的对照，大大提高了学生对疾病的认识，使他们了解到主观分析与客观实际在哪些方面不符，启发学生在诊断中自觉地重视临床表现的病理学基础，逐步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在启发式教育下，我开始懂得，知识只有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才有价值，才能转变为医生的工作能力，我观察到，正是在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过程中，同学之间最容易拉开差距。有的同学尽管书读得不错，但在患者面前却往往束手无策，认为症状不典型，与书本上讲的不一样，好像是患者得错了病，也就不再深究。他的知识没有能充分转化为能力；而有的同学却运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及各种诊断方法，从不典型的症状中抓住主要矛盾，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这种医疗实践大大深化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当然也就提高了他的工作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的这句名言实在精彩，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同样参加医疗实践，可以是盲目的实践，也可以是自觉的实践，效果却迥然不同。例如急性阑尾炎是外科中的常见病，有的医生满足于“腹疼待查”的诊断，并进行手术，多数情况下也治好了病，以后也照此办理。我认为这种盲目的实践，很难说对医生的认识能力有什么提高，所以我要求自己，要养成思考的习惯，手术前不仅得出“急性阑尾炎”的诊断，而且要对阑尾的具体部位、阑尾中有无粪石、腹膜反应的严重程度等做出判断，然后在手术中对自己的判断进行验证。这样做对我工作能力的提高帮助很大。知识思考实践，它们密切相关。只要自觉运用，循环往复，无论在学习、医疗、教学、科研中，都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这就是我在协和医学院学习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选自：吴阶平大学生活（下）  相关链接：吴阶平的大学生活（上）

□ 闫晓天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06年12月20日下午，上海中医药大学“名师传承研究工程”各工作室的传承人及相关教师提前来到了教学楼9305教室，他们将在这里观摩由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上海市教学名师徐平教授举行的《针灸医经选读》的PBL教学公开课。

这间9305教室是大学新近装修的专门用于讨论式教学的专用教室之一。教室里桌椅摆放一改传统教室前后依次排列的格局而围成了椭圆形，室内除有常规的多媒体播放设备外，还有可供随时记录和打印的电子白板装置。

下午一点半公开课准时开始，班上同学已事先被分成了两组，他们要分别利用一节课时间先后对不同问题进行讨论。第一组同学首先以小品的方式直观地展示了一个运用中医经络的“根结”、“标本”理论治疗坐骨神经痛的病例，继而由小组长主持，围绕中医古典医籍对“根结”、“标本”理论的认识、现代临床实际运用及现代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发言，其中涉及“根结”、“标本”的概念和相关研究，坐骨神经痛的定义、分类、病因病机及治疗，中医的经络辨证、脏腑辨证、取穴比较、针刺手法等等，最后小组成员共同对关键词、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第二组的讨论开始后气氛显得更为热烈，同学们对“巨刺”、“缪刺”、“经病”、“络病”等理论中某些问题产生了较激烈的争论，仅“缪刺”中“缪”的读音即提出了六种，有些问题还被同学直接抛向了在一旁观摩的老师，争论甚至引得已结束讨论的第一组同学按捺不住举手发言。两组同学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均有一位同学专事记录，并随时打印出记录内容以供课后同学学习之用。他们在讨论课结束时还按照徐老师的要求为另一组每位同学的表现进行了评价和打分。课堂上徐平老师和另外一位辅助教学的张翠红老师始终坐在同学中间，时而提出问题，时而引导讨论的进程或提示课后应注意学习的内容，偶而也加入讨论。同学们热情高涨、积极发言、敢于质疑、相互激励的表现以及引经据典、归纳资料的能力均给观摩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难想象内容难免枯燥的医经选读课能如此吸引同学，中医理论教学的课堂能变得如此生动。

据课后徐老师介绍，根据PBL教学的内核要求，此前徐老师曾安排该班同学到社区医院针灸科见习，共同选择了可供学习讨论的问题，并给出两周时间供同学们自主学习和准备。同学在准备过程中对小组中每个人的角色进行了分配，并分头重点查找不同资料，小组内曾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争论、资料梳理，遇到问题和困难可以及时通过互联网得到徐老师的帮助和指导。而课前徐老师对同学们在课堂上将如何讨论不可能完全预知。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课堂授课的教学方法，在PBL教学中，教师仅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辅助者甚至学习伴侣，需要学生围绕问题自主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交流看法、掌握知识，从而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由于学生思维活跃、资料来源丰富、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此教学方法也对教师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中医药大学自2002年起即开展了PBL教学的探索和实践，举办了多次培训班和研究会，并组织骨干教师到香港大学进行了教学观摩，学校还专门编写了PBL教学的培训教材，现已有更多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开展了讨论式教学或课程内的PBL教学。

通过观摩徐平教授的公开课我们充分体会到，对于高等中医教育来说，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办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的改革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通过PBL教学的实践，学生在主动获取知识、表达思想、合作交流以及分析问题、归纳问题、决策批判等方面得到良好的培养和训练，这些对培养高素质的中医医生来说无疑比单纯接受知识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医学模式发生转变、医生职业角色更为复杂、社会呼唤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创新人才的今天。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亲历徐平教授的一次教学公开课

新年伊始，在告别2006、步入2007之际，录下学生的感想，用工作中的些许慰藉，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灵。

下面是我们公开课后学生写的感想：

刘佳：在选这门课程之前，就已经对这门课程有了感性的认识了，许多学过学长学姐都强烈推荐过《针经》，都说这门课是在中医大不可错过的一门课！我学了以后的确也是如此感觉，课程结束了，赶忙告诉身边的人，大家一定要去选《针经》哦，太值得了！！

我一直觉得，西医科学是最未来越好，而对于中医来说是越过去越经典，但是，对于古文功底不怎么好的我来说，自己读经典实在是有点困难的，《针经》正好解决了我这个问题，使我对《内经》的部分内容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对针灸这门学科有了更深的认识。

冯禾昌老师门诊的拜访是我最喜欢的部分，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觉到针灸的魅力和神奇，看到几千年前古老文字上的“缪刺”和“巨刺”在我面前实践操作，并能亲眼，亲耳证实治疗效果，这一次的亲身经历让我下定决心，这一辈子，我要做个针灸医师！

最后来谈谈PBL，我很喜欢讨论式的上课方式，大家各自准备资料，然后大讨论，发现问题，再回去找资料，再讨论，再发现问题，我觉得PBL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要解决一个什么知识点，而是让我们掌握一种学习思维的方法，提高自我学习的能力，并且培养我们团队合作的精神。

对这门学科唯一觉得遗憾的一点是，最后PBL的大讨论时间实在太靠后了，和很多课程的考试离的太近，精力被分散掉很多，没有尽情的去参与和享受这次的大讨论，希望以后可以提前些。

P．S：徐老师，我的感想实在太多，一百字写不完，多唠叨两句，呵呵。

陆怡菁：让同学主动去学习是针灸医经PBL教学课的核心，也是我们收获最大之处。PBL教学颠覆了以往填鸭式的教育模式，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有目的的通过各种现代化手段去主动得查阅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讨论的上课形式也有别于传统的课堂形式，同学们各抒己见，开拓了个人局限的思维模式。讨论的活跃气氛有助于我们去思考解答问题，一些本来掌握得摸棱两可的知识点在讨论的过程中受到启发从而有了更好的理解。讨论无果的情况下再由老师来帮助我们，这样学到的知识印象就特别深刻。

如今我国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博士生处境尴尬，待遇很低、生活艰难；导师指导有限，甚至常年无从得见；生活圈子狭小，盛产大龄青年和整日无所事事者。更可怕的是，随着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博士毕业生的求职之路也变得艰辛，甚至有人将博士生戏称为“垃圾”人群。（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不排除有些博士开始攻读前系“考博”专业户，盲目报考，对博士生活的清苦和孤独没有准备，可绝大多数脱产的博士生既然选择了学术道路（有的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从前的工作、地位和报酬），肯定还是钟爱学术、有志研究的。如果因缺乏导师指导和研究经费使自己的几年光阴付之东流，他们自己肯定也是于心不忍。

虽然，博士身份在世界范围内都不是财富和地位的代名词，但博士生和有志于学术研究者，在欧美国家都拥有较高的社会评价和较为优厚的生活保障，既不必为生计奔波、又受到人们的尊敬。反观我国，恢复博士生培养制度二十多年来，经济水平和国民收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博士生却越来越不吃香，在学业和生活上面临诸多尴尬。

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个别博士生的耐受能力和心态问题解释上述现象，更不回避我国当前博士生培养制度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建立现代博士培养制度已有几百年，在各方面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完整体系，为各自国家造就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其诸多经验，值得效仿。例如，比之于欧美国家，我国高校里有相当多的“在职”博士生，这个队伍由各级行政人员、在校教师、民营企业家等组成，这就直接造成了导师指导学生过多，无法一一过问，甚至见面都难的弊端。倘若我们今后在政府机关和其他国家单位中破除提拔条件中华而不实的“惟学历论”，既可使这些人员更专心地关注本职工作，也减轻了博士生导师的负担。

又如，在欧美高校中，博士生导师配有专职秘书，还可以选择几名博士生担任自己的助教、助理研究员，计算工时，发放报酬，其他未被专门聘用的博士生，导师不能随便令其为自己不计报酬地卖力干活。我国高校的相关经费近年来有很大增长，完全可以借鉴这一制度，既能使导师合理利用资源、集中研究力量，也使出力的学生得有回报，维护了他们的权益。这就可以避免如今一些导师让博士生干大量私活的局面。

欧美很多高校还规定，教授要想招博士生，自己先要有如何培养博士的成型想法，并且手中须握有研究课题、项目经费，而课题和经费的分配有一套成熟、科学的制度，保证能够把相关资源分配到最前沿、最有价值且最具社会效益的项目中去。陈旧保守、固步自封、脱离时代的教授，是无法获得课题、也招不到学生的。我们如能引入该制度，必将有效地减少当今博士生普遍反映的导师研究水平落后、自己学不到任何前沿新知的现象。

总之，只有当博士生培养制度重返其本来面目之时，博士生才能真正摆脱尴尬处境。

来源：光明网 教育频道  还博士生培养以本来面目

南京大学博士生张中读博士一年级时，在实验中无意间有了新发现。他沿着这一新的思路继续深入研究，在读博期间发表了8篇SCI论文。回顾自己在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张中深有感触地说:“学校的个性化培养让我在研究中享受更多自由，受益匪浅。”据了解，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实施研究生个性化培养的高校之一，像张中这样正式列入个性化培养计划的研究生共有40名。

南京大学副校长程崇庆说，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位论文撰写提出统一的考核指标虽然必要，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带来的弊端也很明显，尤其限制了研究生个性的发展。对此，2001年南京大学出台了《关于研究生实施个性化培养的暂行办法》，各院系可按一定比例确定部分个性突出、有专长、有才能的研究生，把他们作为特殊人才进行个性化培养。特殊培养对象在各类校级奖学金和优秀研究生的评定中被优先考虑，并可连续获得资助。

作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个性化培养对象，马明和因为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考虑问题的全面而被同学们私下称为“马博士”。据介绍，马明和先后以第一作者在国内一流期刊上发表了2篇论文，像他这样在读研期间就能在全国一流期刊发表两篇论文的文科生可谓凤毛麟角。“读研期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自由的学习中获得灵感的火花。”马明和感慨地说。

来自：光明网  南京大学个性化培养研究生

针对综合医院不重视中医、中医院不重视针灸的情况，专家呼吁——针灸师应走出医院找病人

12岁的吴昊一直咳嗽，父母带着他跑遍了许多医院，看过的西医和中医，吃过的药名多得他自己也记不住了，可仍然在咳嗽。他和父母不知道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尝试——针灸。急性、慢性咽炎是世界卫生组织1980年宣布的43种针灸适应病症之一,1996年WHO又将针灸适应病症扩展至64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大部分患有上述病症的病人已不再将针灸列入自己的治疗方案中，甚至从来也不曾听说。

针灸到底能治些什么病？世界卫生组织的回答是：白内障、胃溃疡、哮喘、便秘、牙痛、急性扁桃腺炎、头痛、遗尿等等，涉及呼吸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骨骼肌肉系统等多个领域；几千年的中医实践更是覆盖300多种病症。但如今国内各大中医医院针灸科的病种早已大大萎缩，用来诊治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的少之又少。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副所长施征表示，现在来扎针的患者多为两类，一是痛症，二则是疑难之症，例如中风后遗症治疗等等。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施征认为，在临床实践中，针灸学与中医学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界限。中医内科医生通常不扎针，对针灸也知之甚少，而针灸科医生研究针灸却找不到病人。“像感冒，理想的状态是内科医生在诊断明确的情况下直接给患者扎针，不必再让患者去针灸科挂号。”施征认为，在针灸“遗失”的患者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常见病、多发病。

针灸本应是中医学中的一支，是中医师不可或缺的技能。针灸的独立成科令针灸的研究得以更精、更尖，可与此同时它却在不经意间失去了孕育自己的土壤，离开了疾病群，淡出了患者的视野。在上周召开的第六届上海国际针灸临床与科研学术研讨会上，全国针灸专家汇聚一堂，探讨的科研题目已经向基因方向发展，但这些成果不仅患者不了解，而且对大部分的中医师似乎也过于高深了。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王雪苔先生认为，现实的情况是“综合医院不重视中医，中医院不重视针灸”。可反过来，针灸师是否也应该主动走出科室大门，走出医院大门，主动寻找病患，展示自己的魅力呢？从事针灸原理研究近40年的韩济生院士表示，在医疗费用不断增长的今天，针灸这样的非主流医学将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方法简便、毒副作用小、不污染环境，费用也比较低廉。

今天的针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