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教育与科研制度尚不足以让每一个人充分发挥天分。没有求知欲的学习，没有探究欲的研究，就像无性欲而婚，无食欲而食，其“嚼蜡”滋味可知。何以如此，只要将今天的学子、学者与60年前的学人直接比较，便可一目了然。我们在学习、研究上拥有的“自主权”比以前是多了还是少了？享有的“自由度”比他们是大了还是小了？我们的天分是充分发挥了还是受到抑制了？看看大师们的过去，比比今天的我们，回顾我们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的全部历程，我们定会有所悟得。管中觅豹，当见一斑。有道是，知子莫如父，知女莫若母。为人父母者当中未必没有明白人，也未必都对子女的天分全然无知。而明明知晓孩子的天分所在却不敢使用，在教育大环境的严峻催迫下不得不搁置天分，从众随大流。呜呼，藏起金饭碗，争捧统一定制的泥饭盆乃是当今最大悲剧，答案当从教育制度求之。
   
其实，所谓“天分”不过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某种优势。按此理解还可进一步放眼探究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省、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国家，审视其有没有与众不同的得天独厚？有没有祖先传承的超常素养？有没有山川育就的地理优势？有没有特异文化的固有天赋？闲思漫览之余，不妨掩卷自问：
   
为什么历史上地处偏僻的山西省出了那么多优秀的“晋商”，竟使得山西富甲一方，以致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中国第一家可供异地汇兑存取的“票号”就是当年开在平遥古城的“日东昌”？
   
为什么我国十大元帅竟有四位出在四川省？
   
为什么耶路撒冷这样一座人口不多的小城却成为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城？
   
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少的人数却出了哥伦布、马克思、爱因斯坦、斯宾诺莎、门德尔松、基辛格等诸多伟人名宿？
   
为什么同样围坐地中海，文明古国之间又频繁交流，处在同一个历史时代的古希腊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以及创造原子论的留基波、德谟克里特，欧几里德（几何学），阿基米德（力学、数学），阿里斯塔克（日心说）；相形之下的古埃及却没出一个叫得出名的大哲学家、大数学家。然而他们却奇迹般地建造了那么多伟大的金字塔？
   
为什么十五六世纪欧洲一些沿海小国（葡萄牙、西班牙）仅凭着三五条小船（长19米），区区八十余人却做出了如此伟大的地理新发现；而比哥伦布还早87年的郑和，他拥有62艘长44丈、宽18丈的大型宝船（按明朝尺换算，长140米、宽58米），28年中7次越洋远航，每次率众多达27000人，且生逢其时，又正值地理大发现时代，却于此毫无建树呢？（前不久，一位英国海军退休艇长曾写过一本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认为是“郑和下西洋发现了美洲和澳洲大陆”，而不是哥伦布——聊且记之，备考。）
   
由是观之，个人有天分，民族有特色，国家有特长。凡是由“人”组成之各级社会群体也都享有各自的天赐禀赋，用之则兴，弃之则罔，无所知之则盲。天赐优势能否充分发挥必当决定一切。
   
无问天分的“齐一化”思维乃是当今中国最大通病。“寻找天分”对任何由人构成的群体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天”能靠则靠，顺天奋力，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绝好之事，何乐而不为呢？一个未能让每个人充分发挥天分的民族永远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列。
   
幽幽苍天，皇皇上宰。
   
每个人充分发挥天分之日，即是民族真正崛起之时！

来源：寻找天分（下）（作者：詹克明，文汇报201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