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于轼   来源：茅于轼博客 创造快乐是最伟大的事业一，二，三

人生追求的目标是幸福，或者叫快乐。这是人生的最终目标。有人追求财富，因为财富能给他带来快乐；有人追求美色，因为美色能给他带来快乐；有人追求革命，因为献身于革命能给他带来快乐。所以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标。

一、使人快乐是一门大学问

现在多数人认为追求快乐是自私的目标，不值得提倡。但是提倡也罢，不提倡也罢，人追求快乐是一个客观事实。倒不如顺其自然，想一想怎样能使更多的人快乐。其实，各国政府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经济得到繁荣，就是因为财富的增加能满足大家自利的心理，能使大家快乐。这没有什么不好。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使所有的人都快乐。如果有一项政策能使所有的人都满足自己的私利，这项政策就变成有公共利益的政策了。使人快乐是一门大学问，再没有什么学问比它更重要了。

从个人来讲，要追求自己更多的快乐；从社会来讲，要使全社会的快乐总量极大化。怎样才能做到？其实非常简单，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快乐一点，同时不要使任何人感到不快乐。这样全社会的快乐就能增加一点。

把自己的钱给别人去花，能够增加别人的快乐，但是自己的快乐会有所减损，所以不值得普遍提倡。但是对于富人而言，他们的钱很多，拿一点给别人自己并不会有实质性的损失。所以，出于自愿的慈善事业能够增加全社会的快乐。

创造快乐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一般而言，财富使人快乐，所以创造财富是快乐的事业。所有参与财富创造的人都在从事快乐的事业。如果你不信，不妨想想失业有多痛苦。反过来讲，创造就业是增加快乐的。企业家能够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所以企业家做的事是伟大的事业。这和我们过去所灌输的观念——企业家是剥削者——有天大的不同。我们只认为慈善家才是伟大的，其实企业家一样伟大，因为他们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当然，企业家主观上只是想赚钱，并没有想过自己的事业是不是伟大。然而客观上他们是在做伟大的事业。如果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会更努力去工作，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感到自己在从事神圣的工作。有了这份神圣感，他们就不会苛刻待人，不会克扣工资，也不会制造假冒伪劣的商品，或用损人利己的手段赚钱，把本来是伟大的事业做成了肮脏的事业。这样，企业家也更能为社会认可，受到社会的尊重。

二、要为全社会创造快乐

政府工作人员也应该明白，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能够为大家带来快乐，因此也是伟大的事业。可惜有个别政府官员故意刁难老百姓，他们在制造痛苦，把伟大的事业办成了卑鄙的事业。他们这样做多半是出于无知，不懂得使别人快乐是伟大的事业。他们糊里糊涂地摆架子，出难题，追求虚荣，这一念之差把伟大做成了卑鄙。

前些年，我收到100元稿费汇款，可是把我的名字写成了茅于斌。邮政局的经办人员明明知道这笔汇款是汇给我的，可就是不通融，非要把汇款退回去不可。她这样做并没有错，可是把本来使人快乐的事做成痛苦，她把伟大的事业做成了卑鄙的事。我心里很为她感到遗憾，她是一个认真的人、负责的人，可是就因为不懂得创造快乐是伟大的事业，不懂得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真正意义和最终目的，给社会制造了痛苦。如果我们周围的世界都是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真正是无药可救了。

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教学生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这都没有错，但是就不讲人生的目的应该是共同完成一项最伟大的事业，为全社会创造快乐。

财富使人快乐，但是也可能使人痛苦；使人痛苦的财富不值得追求。贪污分子把追求财富当成了目的，钱是有了，但是没有快乐，倒是惹出了一大堆麻烦。如果他们懂得快乐而不是财富，快乐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也许就不贪污了。等到他们的案子被揭发，自己被判刑，这才明白快乐才是追求的目的，可是已经太晚了。

三、把快乐教育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

我们应该看到，改革以来财富的生产增加了近十倍，可是大家的幸福感却没有增加十倍，甚至于还减少了。这值得我们密切注意。社会的不稳定，利益的冲突，矛盾的激化，犯罪的增加，说明虽然财富方面有所好转，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快乐而不光是财富。财富固然有利于快乐，但也不尽然。有时候钱多了快乐没增加，尤其是一个人收入比较高的时候，财富跟快乐并没有直接联系。我们要追求快乐，而不光是财富。我想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样的阶段。我们要注意如何追求快乐。

追求快乐虽然是人生第一目标，可是我们中绝大多数对此并没有研究，连一般的道理都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从小学到大学，老师从来不讲。因为他们自己就没学过。老师往往用叫人痛苦的方法教学。这说明他自己就不懂如何追求快乐。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时代，不是财富极大化，而是快乐极大化。

财富怎样极大化？简单说就是所谓帕雷托改进，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受损失，而让至少一个人更富足。全社会都用这样的原则处事，财富就极大化了。快乐的极大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不快乐，同时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全社会都这样处事，快乐就会极大化。我们经过了“文革”，那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办法是没事找事，斗别人，使别人痛苦，同时没有任何人变得快乐一点。全社会的痛苦达到极大化。

我建议，要把快乐教育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学科教育中，自始至终都要围绕快乐的目的。政府的政策必须符合快乐原则。世界上一切人际关系，小到个人之间，大到国际关系，都要以增加快乐为最高且不可动摇的普遍原则。如果大家都能同意，我相信全世界将进入一个远比过去更为幸福的新时代。

茅于轼，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他是一个独行的人，在他的八十自述中曾讲到一些他思维行为上与众不同之处。茅老说：“我到底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最近我得出结论，确实有所不同。”他说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他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再一点是在飞机上吃晚餐。如不到吃饭时间，大多数人会乖乖地吃起来，而他却要等到吃饭时间才开始吃饭。茅老说：“我的这点不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这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

关于茅老自己的学术成就，他认为是朋友成就了他的学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才培养也有一定启示，以下内容摘自茅于轼的八十自述。

我原来是学理工的，所受的基本训练是在理工方面。我对所学的力学、电学、热力学、数学都认真地下过工夫，可以说是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像《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弗洛伊德、韦伯、柏拉图、培根、黑格尔的著作。我的国学基础也只限于《论语》、《古文观止》中的十几篇，加上零零碎碎的《史记》、《孟子》等。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所以我在写文章时极少引经据典。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的知识不是抄袭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贩卖外国的原著，这些恶名都安不到我的头上。

我之所以能取得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结交的朋友有关。我们互相交流，彼此得益。其中主要有王国乡、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盛洪等人。

我的学术成就大体上可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35年则在经济学、人权、道德、制度方面。

当“文革”接近尾声时，工厂领导照顾我回铁道研究院作助勤，我等于就回了家。回到北京后，我在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所做助勤，从事铁道经济研究。

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完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时我正好50岁。我领导运输所经济室的学术工作，很有声色。我还给研究生开数理经济学的课（宋国青、张维迎、王国乡都来听过我的课），给室内同事开概率论的课，去北京经济学院开数理经济学的课，我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我的研究领域越来越超出运输经济。

我常讲，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发现的。这个发现过程就是推导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我写的《经济学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就是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其特点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用非线性规划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得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从而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摘自《八十回望》岑科、傅小永、郭玉闪、周克成  等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