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客座教授李欧梵在东南大学的演讲。

人文教育“教”什么？

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你和老师面谈，一边喝酒，一边谈谈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这基本上训练的是一种品性，跟中国古代有点像。要训练一个人的个性，就一定要念古典的东西。有了古典的文化素养，才能训练出一种个人的、有道德的品性。

人文主义者，或者说一个宣扬人文主义的人，在美国，一般是指在大学教人文、文学、历史的人，因为美国没有intellectual（知识分子）这个名词。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大家总认为人文主义的论述是和知识分子分不开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就是一种启蒙式的人文主义者的角色。可是，随着大学里人文学科的科系逐渐建立以后，情况就有很大改变。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在中国和美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大异其趣。在中国，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学科，或者作为几个院系，它的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定，而这种不稳定性事实上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如此。比如吴宓、梅光迪这些人为代表的学衡派，恐怕除了专家以外，很少人知道他们是在东南大学中文系或者外语系教书的。换言之，学校的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在一个公共领域，特别是媒体、报章、杂志上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是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新的系科整合，事实上最注重的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论证出来的，所以无所谓人文学科。哲学系里没有西洋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系教的基本上是中国史，西洋史即便有，也是批判的态度，用的是苏联的教材。我们再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来看，整个的人文学科的这种制度化，已经影响到“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社会空间。换言之，学院内的世界和学院外的世界开始有所隔阂，但这种隔阂在中国并不明显。譬如我在上海的几位朋友，都是大学的教授，讲人文精神的，可是他们不在学报里谈这个问题，而在《读书》这样的杂志上谈。

在美国，这两个世界的隔阂就非常明显了。在美国，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基本上是学院里的动物，他们的文章基本上是在学报上发表的。他们运用一种他们自认为是理论性的语言。他们觉得作为一个专家，应该有一种理论性的语言。如果用一个日常人都会的语言来教学，那要学者干什么呢？所以这种专业化的倾向，在美国五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加剧。就我所知，从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英语系里所用的理论，就是所谓从俄国、捷克传过来的“新批评”。你要研究英诗，你得用一种新批评的语言，像暧昧啊、完整性啊、对比啊……这类的语言。不用这种语言，你就不配做人文学科的学者。这个趋势到了最近十年，更是变本加厉。学院里的语言到了连一般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已经听不懂、看不懂的程度。譬如说大概十年前到北大教课，把后现代理论正式带到中国来的詹姆森教授，他的语言就非常难懂。我非常佩服他的学问，可是一般美国社会的人，包括在纽约做书评的人，都抱怨说看不懂他的英文，因为里面有很多学术的、理论的字眼。

如果我们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的“人文”，基本上讲的是学院的，而学院本身已经离开了美国的社会。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学院作为一种制度，是属于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学院的知识分子在学院的研究努力，就表示他在美国社会的努力。事实上，美国的大学到了六十年代以后已经变成了一种“超级大学”（multi-university，也可译为“多种用途的大学”），这个名词是加州大学的校长克拉克发明的。这种大学生产的就是知识，它是一种知识工业式的大学，它有各个门类的学科研究，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这一套以研究为基本出发点的大学体系，我们可以说是美国的现代性。这种专业化、合理化的知识工业的制造，变成了美国大学教育。

到目前为止，在美国任教的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就是英文系、比较文学系、人类学系、历史系、哲学系等这一类学科的教授们，对于美国大学的制度，尤其是对于美国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和学院外的社会风格隔阂这个问题产生了非常大的焦虑，并因此而产生批判。不少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于人文学科进行反思，他们在想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情况刚好发生在现在亚洲的各个大学争相模仿美国大学制度的时候。比如现在香港的大学，已经从英国制走向美国制，注重学科、注重科系、注重研究，注重文章发表的次数，整个的一套公式完全是学美国了。当年英国贵族式的人文主义的教育，就是牛津和剑桥的教育。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你和老师面谈，一边喝酒，一边谈谈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这基本上训练的是一种品性，跟中国古代有点像。要训练一个人的个性，就一定要念古典的东西。有了古典的文化素养，才能训练出一种个人的、有道德的品性。这些所谓的人文主义者，都是一种所谓的generalist，他们是不分学科的，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而是什么都懂、或者是什么都懂一点、基本上是有一种人文涵养的学者。这个传统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实的情况是已经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人文的危机，有人文主义的危机，有人文学科的危机，还有最重要的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常常有人问：“人文到底有什么用？”我们只好说“没有用”。基本上中外都一样，整个社会中流行着一种实用主义观念，就是什么都要有用。这就牵涉到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对比。英国学者斯诺就提出来，说所谓人文的文化和科学的文化，这两种文化永远不能够交通。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正是这两种文化如何对话、如何交通的问题，然后在这种对话、交通里，为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走出一条路来。这种交通当然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实用的自然科学所注重的实用理性（或者叫工具理性）如此发达的今天。

全文：解放日报 思想者 人文精神的现代化  2007-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