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陈卫平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宽容“硬伤”

经典是不易读懂的，因此长期以来基本上只有极其有限的研究者在读，他们研究的学术成果也在极为狭窄的同行圈子里流布。于是，经典成了学者自赏的孤芳，与大众隔绝的故纸。于丹打破了这个局面。

《于丹〈论语〉心得》是当下普及儒学的标志性读物，其在《百家讲坛》上一亮相，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边是大众称赞它为醇香好酒，喝得有滋有味；一边是有些学者列举其学术“硬伤”，以为如此解读《论语》不能容忍。我认为即便有这些“硬伤”，也应当对其持宽容的态度。

宽容的理由之一：从社会层面来看，于丹的《论语》心得有其积极作用，即唤起了人们对于儒家经典的文化记忆。我们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何现代化不可能在传统的废墟上生成，离开了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中国特色”将无从谈起。我们的现代化是在参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展开的，为了抵制西方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文化霸权，认同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是必要的。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的结晶是其经典，因而让大众知晓、了解儒学经典，无疑是继承和发展、认同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题中之义。然而，经典是不易读懂的，因此长期以来基本上只有极其有限的研究者在读，他们研究的学术成果也在极为狭窄的同行圈子里流布。于是，经典成了学者自赏的孤芳，与大众隔绝的故纸。于丹打破了这个局面。她使《论语》走进千家万户，为大众亲近经典铺设了阶梯。这对于当代大众如何通往儒学经典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我们没有理由叫她“下课”。

宽容的理由之二：就学术层面而言，于丹诠释《论语》的方式有其正当性。儒学经典的诠释在历史上形成了两种主要路向：“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前者倾力于历史的客观考证，以确认文本的本义；后者注重于诠释者的主观领悟，以引申出文本的现时代意蕴。于丹提到了这两种方式，并认为后一种方式“是更高境界的学习”，因为其“目的是以经典所传达的精神来诠释自己的生命”。事实上，她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有心得便说，无心得便了。自汉代至清末，儒学经典正是在这两种方式反复交替、双向同构的过程中，获得了历史典籍的客观性和不断注入时代精神的常青性。这两种诠释经典的方式，如果借用西方诠释学理论来讲，“我注六经”近似西方古典解释学和19世纪传统解释学，“六经注我”则与西方伽达默尔创立的现代解释学相类。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以为“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这对于经典诠释来讲，意味着阐发其意义要比解读其文字更重要。于丹正是着眼于“这部被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因此，于丹诠释《论语》的方式有历史的、学理的根据，并非有什么过错。……

批评“软伤”

通俗化解读儒家典籍，不仅要顾及技术层面的语言鲜活、叙述生动，更要体现思想层面的深刻内涵。对待儒学传统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要有同情的了解，又要有深沉的反省。但于丹的心得，只有对儒学精神光芒的尊崇。

宽容并非排斥批评，善意的批评正是宽容的表现。如上所述，既然不必苛求其“硬伤”，这里就其在如何普及、普及什么的问题的“软伤”提出批评。

批评之一，于丹的《论语》心得缺乏深刻的思想性。……

批评之二，于丹的心得错误地把孔子当作指引人们精神心灵的“至圣先师”。于丹的“心得”扉页上题有“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在她看来，这是照亮心灵的光芒：“《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因而她把《论语》比喻为能诊断和医治心理百病的“问病泉”。这些认识和评价是不恰当的。……

阅读全文：于丹《论语》心得的“硬伤”与“软伤”（解放日报思想者专栏，200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