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伊芙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是国际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颇有影响的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去年前来参加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作了大会报告，会后她再次应邀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作了关于《女性主义对科学产生了什么影响？》的演讲。

女性的确在一些地方改变了科学 

作为一名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的科学家，凯勒选择了将女性主义的分析从人文和社会科学延伸到自然科学，“我尤其试图了解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如此流行的性别与情感分工的起源，它将思想、理智、客观贴上了‘男性’的标签，而将身体、感觉和主观贴上了‘女性’的标签，这样一来，就将女性排除在科学工作之外了。我希望能辨认出在自然科学中无处不在、无法摆脱的种种男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我的目的并不是让科学更主观或者更女性化一些，而是让它更加真正地客观，‘没有性别’，或者说是一种更好的科学。我可以证明，这种更好的科学是一种范围更广的、更接近女性的科学。”

凯勒说：“当代的女性主义已经改变了科学研究中女性的地位，尽管我们还不能说是完全的平等，至少在美国，我们见证了最近30年来令人吃惊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8%的自然科学博士头衔授予女性，现在，这个数字上升到35%。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女性取得的后继的成功，尤其是在近10年来获得学位的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在任何自然学科中想找到女性正教授是很难的，而现在，在近10年获得博士头衔的自然科学界的正教授中，女性出乎意料地占46%。

凯勒并不满足于此，她还要证明，女性的确在一些地方改变了科学。在生物学中，女性的影响在许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比如对受精作用研究中的影响。一直以来，精子被描述为活跃的、有力的、具有自我推动力的，而卵子则是被动的、沉睡的。然而不久前，这幅图画改变了，而且我们对于受精的分子动力学的专业理解也改变了。卵子不再是格林兄弟笔下被动的“睡美人”，事实上，最新的研究强调了卵子的活动性的重要意义。而在广为应用的教科书《细胞分子生物学》上，“受精”被定义为卵子与精子“相互寻找并结合”的过程。

此外，在突变和发育生物学、进化生物学和生态学中，母性的影响对这些研究的改变也广泛地存在着。她还引用了一些在像Nature、Science等著名刊物上的一些文章，表明在生物学的研究中确实出现了这些改变。这些改变很显然地与女性主义的目标一致，而且这些变化的出现与女性进入科学领域和科学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 

女性主义在科学研究中是否扮演着某种角色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女性主义在科学研究中是否扮演着某种角色？如果是，又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对于女性主义在其中起到的或多或少的直接作用，凯勒介绍了两种论断。

一种说法是，这些改变产生于女性科学家自身。大量的女性进入科学研究，使一种对世界的“女性理解”在科学中成为可能。事实上，在发育生物学中一些女性的成就正好成为这一论点的证据。

对于科学中的女性而言，性别问题不是因为她们的身体与生俱来的，甚至也不是她们的社会化所带来的，而是这种科学的文化带来的关于女性和性别的公众理解。凯勒说：“在最近10年来女性主义者的学位最大的作用是加深了对性别的理解。我们已经对类似于‘女性是……’开头的句子十分警觉，并意识到我们完成这种句子惟一的方式是说‘女性是一种被许多社会变数所制约、但对于她们遇到的压力与机遇能够适应并且足智多谋的人’。在女性在发育生物学工作的最近20年间，在我们称为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社会运动中，在各种政治的、方法的、概念的（或语言的）转向中，这些机遇正渐渐多了起来。”

另一种说法是，女性主义学者关于科学的写作帮助了这些转变的发生。凯勒认为，这些改变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所带来的社会改革中提供给女性更多机会的结果。科学家是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猎人。他们永远要寻找新的角度。而女性主义带来的社会变化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看待世界甚至是看待普通事物的方式，它打开了新的认识空间。女性频繁出现在科学界的领导层和权威层，使她们所工作的领域里，那种理智与情感、客观与主观的传统的性别标签的意义正在渐渐消蚀。

凯勒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给科学带来的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正如我所说过，这是一个生物学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对社会而言也是如此。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成为现代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之一。它所带来的变化是众多的，尽管如此，我希望我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变化。” 

来源：女性主义对科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