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克隆之父”的骗局近来败露之后，舆论哗然。

其实，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并不鲜见。在《背叛真理的人们》一书中，作者就列举了科学界的许多舞弊案例，加以剖析。虽然书中涉及的一些人、事在学术界不乏争议，但是作者对科学界舞弊现象产生的根源的分析还是颇有见地的。

阅读它们，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完善预防舞弊的制度，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自我欺骗严格来讲并不是舞弊。关于有意识的舞弊和欺骗，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密立根因测定了电子的电荷而于192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是当时最著名的美国科学家。1910年，当密立根还是芝加哥大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授时，他第一次发表了对电子电荷e的测量结果。测量的方法是把小滴液体放进一个电场，再测定使液滴保持悬浮状态所需的电场强度。这种测量难度很大，而且结果有相当大的差异。密立根严格按照传统上数据必须完全公开的要求，用打星号的方式把他做过的38次测量的质量分成从“最好”到“良好”几个等级，并注明了7次测量完全报废。

然而，这种坦率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密立根在测量电子电荷工作中的对手、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埃伦哈夫特马上表示，密立根发表的测量结果的多变，实际上支持了埃伦哈夫特关于存在带有非整数电子电荷的亚电子的观点。就这样，密立根和埃伦哈夫特交上了火。科学界首屈一指的物理学家，如普朗克、爱因斯坦、玻恩和薛定谔等，都参加了关于亚电子的讨论。

为了驳倒埃伦哈夫特，密立根于191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用大量新的而且更精确的结果证明电子只有一个电荷。他用着重字体强调指出，“这不是一组经过选择的液滴，而是在连续的60天里经过实验的所有液滴。”

从表面上看，密立根在同埃伦哈夫特的辩论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容置疑地证明了他所测定的电子电荷是正确的———全凭数据的威力。但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家霍尔顿查阅了密立根发表于1913年的那篇论文所依据的原始笔记本，发现了他在报告数据时有很大的水分。在他笔记本中的原始观察记录旁写着许多诸如“漂亮，这个当然要发表，真漂亮！”以及“很低，有问题”之类的批注。他在1913年那篇文章中发表的58次观测，实际上是从140次观测中挑选出来的。

密立根丝毫不用担心他的欺骗行为会被揭露，因为正像霍尔顿指出的，“这些笔记本属于私人科研的范围”。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埃伦哈夫特及其同事们则一丝不苟地把好的、坏的以及不好不坏的观察读数全部发表了出来。他们的实验结果无法证实电子电荷只有一个而且不能再分的说法。他们的观点同当时占优势的理论正好相反。对密立根来说，这场战争以他获得诺贝尔奖而告终（使他获奖的还有他关于光电效应的研究）；而对埃伦哈夫特来说，带来的则是绝望以及后来发生的精神崩溃。但埃伦哈夫特拥有比密立根更精确的设备和更好的测量结果，他的功绩可能会被人们重新肯定。最近，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们用类似的方法已经发现了存在一种亚电子电荷的证据。

密立根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压倒他人而不惜舞弊的例子具有发人警省的含义。科学史的本质决定了它往往只记载少数成功者的业绩，而忽视了大量的失败。

如果历史上最成功的科学家都在用各种方法曲解其发现，那么，谁知道那些已被人们忘却了的人又搞了多少骗局呢？

那些为了使其数据在他人看来显得更有说服力而篡改数据的人，肯定认为他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真理而作假。但在科研的历史上导致形形色色舞弊的真实动机似乎总是为真理的少，更多的成分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和追求，即达尔文所说的“虚名”。密立根谎报数据是为了击败一个对手，而不是使他的工作更好地体现准确性的理想。

如果说科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有时也会为个人的功名而歪曲实验数据的话，那么，对当代的科学家来说，这种诱惑力就会更大。一种观点、一种理论或一项技术能否得到确认，不仅决定着个人的声誉，而且决定着职业上的好处。往往做一点小小的手脚，就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对数据稍加“修饰”，使结果显得更为明确，只选用“最佳”数据加以发表———所有这些似乎可以原谅的小调整，都可能有助于一篇论文得以发表，使一个人出名，拿到政府的巨额资助，或得到一项光彩炫目的奖励。

摘自：解放日报06.1.20/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

钱伟常说——

“我们深信，最先进的和最重要的科技成果常常可以用简单和直接的语言说明，它们在本质上常常并不复杂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