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公众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罗跃嘉说，中国科学院集中了8个研究所，由5位院士领衔研究脑—认知—行为的神经机制。

近十年心理学研究已从认知心理学进入认知神经科学时代，将行为、认知过程、脑机制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阐明认知活动的心理过程和脑机制。他说，与各种动物相比，人类的大脑不但大，而且沟回多，如果将人的大脑平摊，其面积约有1平方米。大脑像计算机一样是个信息加工系统，充满了神经元、突触的网络。

人类一直对其充满了好奇。1990年，美国总统批准了“脑的十年”研究计划以来，欧共体、日本等迅速在全世界掀起与人类基因组对应的脑科学研究热潮。人们认识到，没有哪种研究的重要性超过对自己脑的研究。

罗跃嘉说，目前对大脑活动的探密是采用无创伤的脑成像技术，如脑电图、核磁共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等。这些技术使人类不但可以了解大脑的结构，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直接观察到大脑认知活动带来的脑电、血流等变化。像20世纪人类发现遗传信息如何储存在基因中一样，21世纪人类应该发现眼睛、耳朵、鼻子的信息是如何在大脑中存取的。我国十分重视脑科学研究，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已列入国家“973”计划，脑发育和可塑性的基础研究、脑图像处理研究，以及学习、记忆、语言加工等脑高级功能的机制研究，都是国家优先资助的基础研究领域。

心理学研究重点是激发灵感产生     

有一些让我们困惑的问题，苦苦思索却总是无法解答。突然，灵感的火花在大脑中闪烁，我们的思路一下子豁然开朗。在欣喜之余我们也许还会暗自感叹：如果灵感的产生也能够“控制自如、随叫随到”，那该多好啊！  

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我国的心理学家罗跃嘉教授表示，已经找到了大脑中控制灵感产生的部位，而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将是如何通过对这个部位的刺激，来激发灵感产生。  

罗跃嘉教授的研究非常有趣。他给实验对象准备了100多条谜语让他们猜。在猜谜语的整个过程中，实验对象的大脑各个部位的活动情况，被一一检测记录下来。  

这个实验设计了两个原则：一个不寻常的目标，用普通方法难以成功实现；一个关键物体，它有两个功能，常用功能目前并不适用，恰恰不常用的功能正好适用。  

罗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因为布已经撕破，所以草垛变得很有用。”  

谜底是“跳伞”。  

罗教授解释说，布通常让人想到衣服，而不会想到伞。这样的谜语是很难猜的。当一个人猜了很长时间没猜出来的时候，被告知答案时，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种“顿悟”其实就是一种灵感。  

随着技术的进步，心理学家从简单的观测发展到使用各种仪器检测大脑各个部位的具体指标，甚至大脑中分子层面的活动情况。  

在罗教授的实验中，在猜谜者灵感到来的时候，研究者观测到大脑中一个名叫“扣带前回”的区域突然被“激活”了。  

“灵感的出现应该和扣带前回有密切的联系。那些不能预料到的信息，正是这个部位进行了初步加工。”罗跃嘉教授说。

引自：生物谷/生物频道 / 人脑”研究日趋时髦

解放日报2005.4.26报道：

上海市初中课堂将“变脸”，力求让学生爱学、会学、主动学。市教委昨天宣布，从今秋新学年起，本市将在所有初中起始年级推行二期课改新课程方案、新教材。

按照二期课改要求，课堂教学将促进学生不断体验和感悟，自主、快乐地学习。如思想政治学科，除讲授知识外，将以组织开展社会调查、参观访问、课堂汇报、制作专题网页等形式，加强学生的实践活动训练。又如，地理课老师要引导学生发展兴趣爱好，如集邮、摄影、野外考察之类，留出课时让学生充分交流，相互学习。新课程中减少了必修课内容，把基础性课程控制在70％左右，其余为拓展性、研究性课程，为学生提供选课“超市”，让学生拥有更多自主支配的学习时间。

许多学科将要求教师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水平提出不同训练要求。今后，学生的课堂练习、课后作业，通常可由学生掂量自己水平进行选择，挑战不同“星级”。批改作业也有新招，如语文学科要求教师批改作文时，不是给一个裁判式的分数或评语，而要抓住每个学生的特点和变化与他们交流，并结合学生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对不同学生施行不同评分标准，可以是等分不等值。

考试形式将丰富多样，打破一张试卷、一个分数来评价学生的局面。例如，在数学学科，新课程标准要求控制测试的难度和频率，除书面考试外，还可让学生口头答辩、写数学专题研究小论文、展示数学作品等，让学生不仅学习数学，还能够探索数学、欣赏数学之美。许多学科要求教师制作学生学业成长记录袋，通过课堂教学跟踪学生成长轨迹，对他们作出更加科学的评价。在语文学科中，口语交际能力训练和考查将占一定比重，因为这一直是中国学生比较欠缺的方面，但又是现代人必备的素养。新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培养学生在不同环境大胆、正确、得体地表达见解、抒发感情。

链接　二期课改进程

上海于1998年正式启动第二期课程教材改革，简称“二期课改”。课改的基本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坚持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关注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一批中小学进行了课改试验，成效显著。在此基础上，去年本市在小学起始年级全面推广二期课改新课程和教材，今年推广到所有初中起始年级，明年将推广到所有高中起始年级。

思考：再过若干年，这批学生将进入大学学习，高教该如何面对？

香港浸会大学李致重先生的这篇文章载于中医大讲堂。

思想和语言是人类理性之所在，很难想象人类如果没有了思想和语言，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亚里斯多德在其《形而上学》开头的第一句话便说：“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于是人们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生活的本身和人类自身，在广泛观察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思考，便获取了种种新的知识。这种种新的知识，就是人类的思想产品。

在西方，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science）。而哲学（philosophy）这种知识就其概括的层次而言，在一般科学之上。所以当年把英文中philosophy一词翻译为哲学时，其最早的含义即“爱知识”。因此习惯上谈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时常说：“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用今天的话讲，科学与哲学都属于知识的范畴，只不过两者是不同层次上的科学而已。人们对于周围的一切（包括自己）若有所思，或是对天道、人道的理性反思，只要人们在不断地思维着，知识便与日俱增，语言亦日趋丰富。人的理性思维以求知、明理为目的。人若不善于思维，或者变得不会思维，对于人来说，无异于天性的泯灭。人若把科学、哲学看得高不可攀，或者制造科学迷信，以一种科学诋毁另一种科学，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自然是最最可怕的了。

（一）
人类在“科学”的分类上，最早、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当推中国春秋时期的《易经》。《易经‧系辞第十二》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在当时指的是自然生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天造之物；“器”，古人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人造之物。所以，用天造之物和人造之物这两类不同的研究对象来说，科学便可划分为“形上”和“形下”两大类。

然而在《易经》的时代，由于人类制造器的能力尚十分有限，这是用不着奇怪和遗憾的。这倒在客观上将人类的求知天性，逼向了研究天造之物这一条道路上。无论如何，人是天地万物之灵，而且求知的天性是伟大的，不会停顿的。这一点现代人需要保持清醒，切莫无端地自以为是，而卑视前人。

春秋—秦汉之际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不论哲学还是一般科学，都有许多不灭的成就。尤其在形上性科学（包括哲学）方面，其真理性、先在性、实用性，虽然用今天的科学观念难以理解，但是又不可或缺、难以企及。只要稍稍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的诸子百家，印度的佛佗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都出现在那一时期，我们就无法对那一时期有所轻视。

在西方，亚里斯多德“几乎掌握了希腊人所有的知识。他的著作包括了生物学、经济学、政治学、物理学、哲学、心理学等等。今天任何一门历史深远的学科，一开打哲学史，都会发现这门科学或学科的创始人是亚里斯多德。”那时候，“希腊的哲学精神和科学成就，可以说达到了高峰。”应当说，那一时期东西方先哲们的思想结晶，至今仍然是自然、社会、生命、思维领域的哲学基础，并指导着当代的科学进步。

（二）
“人是天生的形上性动物”，所以凡是与人相关的科学、哲学，形上之思，必不可少。就春秋—秦汉之际的研究方法来说，更是这样。

那时候，人们面对着天造之物，反映在感官里的只是天造之物运动、变化着的形或象。（注：形与象二字在古文字学中相通）对于运动、变化着的形或象，人们当然不能将其作为人造之物来对待。而欲知支配形、象运动、变化的原因，就必须思考这样三个问题。其一，这些天造之物是如何来的；其二，它是如何发展、运动、变化的；其三，它是如何消亡以及消亡后向何处去的。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便使前人走上了“向上攀爬”的认识方向。这就是中国的经典中称之为“下学而上达”或“形而上”的认识方向。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形上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这种形上性认识论和方法论，就其实践过程而言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过程：首先，人们从综合地观察天、地、人入手。通过“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全面、真实地把握万事万物之间的复杂的联系与关系。接着，通过“究天人之际、类万物之情”的理性思维，将万事万物之间的共同属性、特点加以抽象概括。然后，在诸多属性、特点的抽象概括中，通过理性的演绎，最终认识了天地万事万物（包括人类自己）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消亡的总原理或总规律。这里讲的总原理或总规律，就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道”。

在“道”的面前，中国的先哲们在敬畏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明智。这“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在“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万事万物中，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以人性本来的卑微来看，人不可能认识全部的先在的“道”。就是说，人固然在综合、抽象、演绎中肯定了“道”的存在，甚至可以做到“道可道”。然而由人们讲出来的，却并非全部、先在的“道”。由人的理性所认识到的或者讲出来的，其实只是“德”。即便《道德经》中由老子所写出来的五千言，其实仍然是德。或者也可以说，老子五千言只是人的理性所认识到的小小一部分“道”而已。

道在所生成的万事万物中的具体体现，按照《易经》的习惯，称之为“气”。在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中，因为每一个别事物与其它事物的“取道”各不相同，于是便形成了天地间五彩缤纷、各具特色的万事万物。而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别事物中的“气”，则是该事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以至消亡的生生之“道”。不过这种称之为“气”的“道”，只是“小道”，它不可与先天地而有的本体论的“大道”相比。自然，大道派生小道，小道从属于大道。天地间万事万物如此，生命过程中的人当然也是如此。

人们通过“向上攀爬”的方向来认识“大道”，又回过头来以“大道”的原理、规律来认识每一个别事物所独有的“小道”，这就是形上性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是中医的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思维方式。

（三）
以形上性的思维方式认识人的生命过程，便形成了中医学。而中医学体系成熟的标志，就是现存的《黄帝内经》。

从《汉书‧艺文志》记载的“七经”来看，当时与《黄帝内经》并存的，还有《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旁篇》。这种情况与《圣经》传播的历史，颇有相似之处。据载，当年纪录福音的羊皮书，还有许多部。后来经宗徒们确定并录入《圣经》的，只是现在统称的“四部福音”。尽管现存的《黄帝内经》只是“七经”之一，那是用不着遗憾的。两千多年的历史表明，对中医学来说，有《黄帝内经》一书，已经足够了。因为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和中医的概念、范畴体系，《黄帝内经》都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

据《黄帝内经》的有关记载，该书对自身在中医科学体系上的奠基地位，也是充分肯定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评议自身的价值时说：“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名处；溪溪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倘若《黄帝内经》不是在揭示了人的生命过程和防病治病的规律，并形成了确切的、系统化的概念（范畴）体系，相信作者不会用如此明确的言词来自我肯定的。同样，确定了中医辨证论治临床体系的张仲景也是这样，他在其《伤寒杂病论》的“原序”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这里的“思过半矣”，显然是自谦之辞；而“可以见病知源”，正是张仲景铿锵有力的自我肯定。近两千年辨证论治的临床实践，也雄辩的证明了仲景先师，言之凿凿。

古今中外，凡在形上性学说或形上性科学上做出贡献的人，多被后世尊为圣贤。一方面这是对其贡献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说明，做好形上性学问，难度实在太大了。张仲景在序言中引孔子的话说：“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其实孔子并不赞成“生而知之”的说法，他主张的是“人非生而知之，孰能不惑”的治学态度。所以，当“经典”的地位为历史所认定之后，绝大多数的后来者恐怕只好做“学则亚之”，或者“多闻博识，知之次也”的学子了。由此推而广之：对于《易经》、《老子》以及其它诸子百家，对于佛经，对于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学，不论当初还是现在，也不论中国还是外国，凡是对“经典”能做笺、注、补、正的人，都是在形上性学问上学有所成的学者。

清代名医陈修园对《黄帝内经》和《伤寒论》、《金匮要略》所做的笺注补正，令人读起来常不免随文衍义，析理欠深之慨。然而近二百年里，能写出陈修园式笺注补正的医家，又有几人呢！在“下学而上达”的形上性学问上，具备“究天人之际”、“类万物之情”的抽象、演绎能力的人，实在并不易得。难怪中医界常常有一种慨叹，以为中医之理，深奥入微，“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言传”与“意会”，实为中医（包括所有形上性学问）传承中的两个层次。对于多数人来讲，“意会”容易而“言传”难。只要能做到“意会”其理，进而能娴熟于临床，对于执业大夫而言，其实即已足矣。深感不安的是，这样的大夫在当今的中医队伍里，为数并不多。所以这一慨叹不能理解为中医理论上的缺陷，它所反映的正是形上性的中医在传承上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也是所有形上性学问在其传承和实践运用中的普遍现象。

（四）
当代中医学术衰落，原因可能很多。但是，中国文化在当代转型中对形上性中医特点的忽视，无疑是重要的内在原因。

其一是机械唯物主义和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的看法，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观点。把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为一切科学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即近代科学主义。一百多年来的这一“泊来品”，与“西化中医”的种种做法直接相关。其二是民族虚无主义和简单化的哲学代替论的影响。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对号入座地解释阴阳五行，始自20世纪30年代杨则民的《内经之哲学的检讨》。“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这一点毫无疑义；而哲学的普遍原理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的具体规律，也同样人所共知。在中国，中医上的代替论来得最早，危害也最大。当阴阳五行被定性为“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时，它的方法论、认识论内涵不仅被局限、被简单化了，而且连它的哲学价值也被贬低了、被阉割了。其三是由主观愿望和长官意志演变而来的行政口号，取代了中医的科学管理。软科学与科学学是管理科学的基础；软科学与科学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形上性特点。而“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创新”、“发扬”等口号中，渗透着浓厚的不符合中医科学特点的主观愿望和长官意志。中医管理失去了科学的支撑后，中医的发展就必然要遇到干扰。

德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形上之思》的作者朱德生先生也进一步说：“人与自然动物相比，他在本性上便是形上的。”所以，没有形上思维就没有中医学，离开了形上思维就谈不上中医的发展。可见上述三个方面原因所造成的危害，对中医既是内源性的，更是根本性的。几十年里，许多人惊叹中医变得不会理性思维了，不能认识自我、解释自我、保护自我、弘发自我了，根源都在形上之思的萎缩上。

（五）
回想年轻时，头脑里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近代哲学里的一个名词而已。这个词是反辩证法的同意词，指的是用即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的意思。与现在讨论的形上性学问，含义完全不同。形上之说出自《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来中国人翻译亚里斯多德之《第一哲学》一书，即取意于《易经》而将其译为《形而上学》。1998年，读过友人刘铁林先生介绍的《托玛斯思想简介》一书后，才开始对亚氏的“形而上学”有了新的了解。2000年来香港浸会大学执教以来，通过台湾学者罗光、方东美、李震、唐君毅、邬昆如、胡安德、曾仰如、苗力田、刘仲容等人关于形上学方面的著作，才进一步融入于儒、释、道，逐步地认识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托玛斯‧阿奎那。这才开始懂得，形上学原来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形上学原来与阴阳五行学说相互呼应，是中医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

来源：中医大讲堂 专家论坛 中医学不能脱离形上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