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考研季节。前几日新华社记者曾撰文发问：“如果将研究生和导师比喻为茶杯和茶壶，当三十个茶杯围绕着一个茶壶的时候，茶壶有能力将他们都灌满吗？”解放日报记者曹静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系博导许纪霖，认为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不仅是“茶杯”过多的比例失调问题，还有研究生考试、教学强度、师生关系、论文答辨等多个方面。以下是特别报道中的主要内容。

应试考试挡住了一些真正的研究人才
近年来的一个切实感觉，确如新华社记者所说“茶杯”骤增了。但优秀本科毕业生升入研究生的，数量实在不多。进得研究生这道坎的，很多来自教育不发达地区，学校是三四流学校，却是所谓的“考研基地”。学生一进“基地”，啥也没学，只练了一招———应试，四年后一搏而中，命中率极高。

研究生入学，是全国统一考试，划定英语、政治等科目分数线，倒也公平公正。不过，考试实际上等同于本科生的选拔模式，考的是基础知识掌握程度，试题范围、类型都没啥变化。久而久之，可以琢磨出应考方式。没有研究能力不要紧，只要掌握应试技术，一样能过关。这种考试，“培养”了一批没有研究能力的研究生。看上去桃李兴旺，做导师的，却只能暗暗叫苦：要给他们重新洗脑，难啊。

反过来说，这样的考试挡住了一些真正的研究型人才。去年我们有一位学生，英语少了一分，照例就进不来了。老师们觉得挺可惜———他专业课和总分考试可是第一名啊。最后系里“举荐”，终于“破格”录取了。当年吴晗考北大、清华，数学考零分，北大不取，清华破格录取了，挽救了一个难得的史学人才。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让导师们在面对这些特殊人才时有“自由裁量权”？研究生入学考试也要赋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给博导、教授更多的发言权。一个学生有没有研究潜力，究竟是不是可造之才，应该由导师说了算。而系和研究生院只要履行监督和复审功能就行了。

进门难，出门易，教学强度太低
记者了解到一位大学生考研专门在外租房，头发不理，胡子不刮，几个礼拜不见，人瘦了一大圈。读研后，却悠闲得让人看不懂：不进图书馆，不上自习室，四处旅游，大江南北都走遍了，学校大门却一连三个月没进。许教授说：这种现象很普遍，见怪不怪。在国外，研究生教育是精英教育，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如美国一所名牌大学，一个系一年招了10名博士生，入学第一年，淘汰三名，第二年，又有一人落马。可是在我们国内，研究生教育却是“进门难，出门易”。培养环节缺乏有力的制度约束和质量监控，淘汰率几乎是零。一旦踏进门来，就不怕出不去，松垮、浮躁自然就多了。

许教授说，拿我熟悉的文科来说，有的人不来上课，不看书，也能混张文凭。一个研究生一学期是否好好看过一本书？我要求自己的研究生一星期读一、两本书，有的人就“哇哇”直叫。要知道，在国外，一周读五、六本书，随后进行课堂讨论那是家常便饭。我们的研究生质量没法与人家比，首先是教学强度没法与人家比。
　　
近年来，中国向西方借鉴，优秀本科生也可直接读博士。可至今没听说有人“硕博连读”没读出来。而在美国，导师发现有的人不具备研究能力，给的题目总是完不成要求。怎么办？干脆不要求这个学生完成博士学业，把他从博士生降格为硕士生，送一张硕士文凭请他走路。

完成一篇达到水准的毕业论文已属不易，何来“余热”完成更多论文？
很多学校规定，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书可以不读，但论文不能不发表。这办法看上去不错，但也吓了不少导师一跳。想我读书时，老先生再三叮嘱，要好好修炼功夫，急于求成，反而造次。现在的学生，硕士三年，修完学分，完成一篇达到水准的毕业论文已属不易，何来“余热”完成更多论文？

再说，全国核心期刊区区几家，怎么轮得上这么多学生分羹？有位博导算了笔账：自己所在的学院有博士生300人，按要求每人需发表三篇论文。可全国符合发表要求的刊物不到10家。就算一期能登30篇，光一所学校就能包下两、三期全国所有的该专业杂志。那么，其他学校的学生怎么办？其他研究人员怎么办?还有一怪，许多杂志为创收，办有增刊。只要将版面赞助费连同文章一起邮去，银货两讫，保证见刊。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增刊只对作者供应，不公开发行。论文水准如何，是否“注水”，是否剽窃？
　　
师、生关系的异化
过去讲“入室弟子”，师傅和徒弟一对一，言传身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关系上升为一种伦常。同样，“教不严，师之惰”，学生不成器，板子便打在老师身上。现在研究生教育从“小作坊生产”突飞猛进到了“流水线生产”，“一个茶壶三十个茶杯”。教育方式大转型，师生关系该怎么转？尴尬。

一些导师，特别是应用专业的，常在外面“拉项目”，“搞创收”，学生成了廉价劳动力，干脆以“老板”称呼导师，师生关系变了味。也有的是完全承袭传统，学生和老师之间仍旧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进得“山门”，不管导师教得好不好，自己学的对不对兴趣，学生都不得改换门庭，只能乖乖地“从一而终”。

更明显的是在毕业时。学生忙着找工作，怎可能好好写论文？老师千叮万嘱，学生却不慌不忙，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为什么？国外的毕业论文通不通得过是学生自己的事，与老师的脸面无关。中国的观念传统，弟子不及第是导师教育无方，学生摸准了导师的心理，笃笃定定：不怕我过不了，就怕你面子上过不去。果真，导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干脆给学生操刀修改，有的甚至改错别字。临答辩前，忙着请熟人，打招呼：敬请各位高抬贵手，一起抬个轿子，把学生抬过门。
　　
论文答辩形同虚设
到了春夏之交，答辩的论文如过江之鲫，应接不暇。我校听说一个教授最多收到过50篇论文，翻一翻提要就已经不错了。为求效率，博士生呼啦啦集体过堂。过去，一个博士生需“会审”一上午。如今，半日之内，三四个人全部过堂。

再说，中国人讲人情，“不看僧面看佛面”。论文答辩的评审都是同行、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其他人都OK了，我怎好意思NO?此番人情风刮过，无人幸免。真有执法公正的“包公”，反成了人人侧目的“妖怪”，经常有一些博导，毕业论文逐字看来，所提问题，无不让人张口结舌。几个回合下来，论文答辩再也没人请他来了。
　　
义务教育精英化，现在读书小学生最辛苦
照理说，教育应该是金字塔，越进入到精英教育，越严格才对。可想想看，现在读书最辛苦的是谁？小学生。中学生比小学生舒服，大学生比中学生轻松，研究生比大学生悠闲，最开心的，就是博士生。为什么倒了过来？我看，现在整个的教育体系就是倒置的。义务教育精英化，淘汰率高，考不上重点中学就等于进不了好的大学，就等于没有好的工作，就等于前途没希望。初中的课程内容加到小学生头上，高中的内容加到初中生头上，小小读书郎，都在力拼重点学校。等到挤进了大学的门槛，长舒一口气：没有淘汰了，可以混日子、等文凭了。

一些国家的教育界乃至企业界也都知道中国教育的特点：中学生、小学生，基础扎实，训练严格；本科生，好学上进，素质不错；而研究生则是质量参差不齐，一不小心，就会碰上水货。当文凭泛滥、泡沫膨胀时，真正受害的，还是那些学生。
　　
何必都挤“研究型大学”一条道
大大小小的高校全奔着“研究型大学”，也是一怪。为何都挤“研究型大学”一座独木桥？有现实利益的考虑，博士生、硕士生多了，经费就多了。然而，更有一种“情结”，似乎研究生多了，自然而然就成了研究型大学，学校的档次就自然上升，在教育界就树起了响当当的牌子。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大学理念无法一统，也不必硬统。各个大学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类型性质，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大学理念和评价标准。有个性的就是好大学，有独特风格的就能做百年老店。以美国为例。哈佛是一个标准，高贵的人文博雅传统；斯坦福又是一种理念，地道的美国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偏偏专攻形而下，以科技领先自豪。美国的大学就像美国人一样，各有各的个性，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去衡量。我们的高校是否也该换换新思路，将国际上的“多元”理念引进来，让每所大学都有个性发展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