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4年1月3日12时35分美国“勇气”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成功着陆，1月24日晚9时05分（北京时间25日13时05分，美国又一火星车“机遇”号在火星的“梅里迪亚尼平面”成功着陆。

我们常说，“火星是地球的明天”，火星是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4亿公里的造访实在太远，迁徙火星的构想实在太玄，一些人文学家从不角度所作思考引人关注。

1. 以另一种方式追问生命
此次登陆火星的一大使命，为了寻找生命的痕迹，如此巨大的投入去证实一个几近无望的假想，有意义吗？胡守钧（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如是说：
科学的意义并非都是立竿见影。阿基米德定义圆锥曲线时，纯粹是为了“有趣”，直到几百年后，开普勒以此为蓝本推导出奠定宇宙学基础的“三定律”，人们才认识到它的价值。最初都可能源于一个假想，甚至一种游戏。
人类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不断地探求未知，探求未知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我从哪来？我到哪去？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答案，人便将追问的目光投向浩淼的太空。
关于生命的思考与追问，是一切文化的最初起源，也是终极命题。天文学的“鼻祖”是占星术，主要目的就是预测命运、占卜生死，而万物之中只存在于人类的丧葬仪式，实际上寄托着“人对去路的着迷”。现代科学的触角延展了许多，基因技术是寻求微观的生命解释，太空探测是寻找宏观的生命解答，人类一次次地，以各种途径在追问着———我从哪来？我到哪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登陆火星寻找生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离地球最远的一次生命叩问。
　　
2．天堂在地球
赵鑫珊（哲学家）用“骄傲而痛苦”描述“登陆火星”的第一感受。他说，“登陆火星”是一起重大科技事件，又何尝不是一次深刻的哲学叩问———人往哪里去？有位古希腊学者一天到晚仰头观星，结果掉到水坑里。仆人笑道，“还是先把眼皮下的事搞清楚吧。”这次人类能最真切地看到火星环境的严酷，天堂就在地球上。
赵鑫珊说，“登陆火星”让我们从孤寂的太空俯视地球那片蔚蓝时，给予我们一种宇宙的胸怀、博大的境界和同类的温暖。所有人类生存哲学归根结底就四个字———敬天爱人，人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静静神，爱我们这颗地球吧。
　　
3．是对生命的大不敬
吴晓明（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说：恕我直言，这是人类理性又一次没有实际内容的、形式上的扩张。不可否认，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依靠理性取得了很多建树，它体现在现代文明遍及每一个角落。但任何一种形式的理性都有衰退期，就像中国古代的科举。人类理性进展到二十世纪之后，鲜有建设性的成绩，更多的是量的扩张。
“科学大革命”后的“作业”做到现在，人类把粒子越分越小，在太空里越走越远，但正如怀特所说：“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却恰恰遗忘了最紧迫的东西———对自身的了解，对人文的关怀。
人完全可以在地球上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要远赴火星？家是与之熟悉、有亲切感归宿感的所处。理性主义往往导致虚无，两次世界大战、核竞赛、伊拉克战争，都与理性主义有必然联系。理性孕育了奇迹般的物质文明，也让人被“连根拔起，无家可归”。没有根的文明是脆弱的，这就像坐在飞机上与坐在树墩子上，哪一个让你更踏实？
当水被分解为氢和氧后，它已经不再是生命之源了。我感觉人类正处在这样一个绝对的科学主义、无批判的实证主义阶段，这是对生命的大不敬。我希望这个必然过程能够更短些，人类应该有更文明、更人性、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4．科学研究最终目的都很现实，无关哲学
江晓原（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说：探测火星，寻找生命的痕迹，我认为不是什么人类哲学思考的冲动，而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实到人类移民搬家的问题。
大规模移民火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遥远。移民火星比移民没有大气层的月球操作性强多了，火星的大气虽然稀薄，但完全可以改造啊。我想人类移民火星，也就三五百年的事。
地球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能源压力，至多再撑一万年。更不可测的危险是小行星对地球的冲撞，说不定几百年后就发生了。未雨绸缪，当然要准备好将来人类的家园。
有的国家正资助科学家秘密研究一项计划，要把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木星拆掉，做成一个巨大的金属球壳，把太阳和地球都包在里面，这样人类就有了近乎取之不尽的太阳能。需要多少人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无从回答。这听起来是不是比移民火星更天方夜谭？但这确实事关人类的生死存亡，而不仅仅是满足科学家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更不是哲学命题的叩问。

5．“形而上”的叩问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说：当然我们可以说，探测火星，是为了移民，为了资源，为了把人类的足迹扩展到太空。从这个意思上讲，探测火星是伟大地理发现时代的延续，也是资本文明征服和统一一切的需要。但为什么离这些问题很远的普通人也会为之血脉贲张？这恐怕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后，人类基本上已经抛弃了“上帝创造了人这个万物之灵”的教义，那么，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人在宇宙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我想这是每个人内心深处不由自主的问题。
真的发现火星上有生命存在痕迹，至少为人类寻找自己的位置提供了一个坐标、一种安慰———我们在这个冷漠的宇宙中，并非是孤独和毫无意义的存在。哲学意义上的叩问“人从哪里来”，科学无能为力。这里所指的“人”，已经不是一个“生物个体”的概念，而是能逾越感性获得超验的理性存在，能够以有限的心灵通达无限。不过，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显现，这个答案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永远的追问与更新。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曾与金文明先生同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共事。金先生先后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工作，任汉语大词编委和主要撰稿人，上海辞书学会首届理事，退休后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是一位十分专业的辞书编辑和编者。那时他还居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所老房子里，我们都去过他家，房子不大，书却极多，沿着扶梯拾级而上直至顶层阁楼，目力所及几乎全是书，难怪后来（1996年）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

金文明先生文史功底深厚，做学问的顶真劲也是出了名的，他从不放过半点差错，在他看来，对词语和文史资料的运用来不得半点的马虎，为了书稿和校样中的一个字、词，他经常在他的藏书阁里翻查各种史料直至深夜，我为之深深感叹。

去年夏天，当媒体沸沸扬扬传来金、余之争的消息，看到电视台采访金先生，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只有金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史功底的人才有可能指出这些错误，也只有金先生这样较真的人才有可能与余秋雨“逗”。

春节前，金先生给我来电话，今天又收到他寄来的著作《石破天惊逗秋雨》和电视台采访他的专题报道。读罢感概良多，再读到余传诗写的评论文章，更生出许多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