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和中国科学家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大脑神经胶质细胞具有以前所不知道的重要功能，这为深入研究神经胶质细胞打开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人类大脑由两类细胞组成，一类是神经元，一类是神经胶质细胞。人脑中有1000亿个神经元，它们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神经网络，对各种神经信息进行处理，是感觉、运动、学习、记忆、思维、创造等各种大脑功能的承担者。神经胶质细胞的数量是神经元的10倍，但其作用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仅限于在神经元之间充当填充物，填满大脑中的剩余空间，同时为神经元提供营养。
 
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James Schummers和中国留美学者俞洪波俞洪波博士等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近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否定了以往对神经胶质细胞的看法。
 
采用最新的双光子钙成像技术，Schummers和俞洪波等惊奇地发现，星形胶质细胞同样感知着外界刺激，它的反应选择性甚至高于相邻神经元，并具有精度小于10微米的精细组织模式。德国马普研究所的科学家Wolf和Kirchhoff在同期《科学》上发表的专题评论文章说，“单个星形胶质细胞独特的反应模式完全挑战了过去长期的学术观点。”《波士顿环球报》的评论文章说：“在星型胶质细胞被发现100多年后，它们独特的功能终于被发现了。”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利用脑光学成像方法，在保留神经元的视觉反应的同时，阻断星形胶质细胞的功能后发现，视觉皮层内局部的诱发血流反应消失，这表明神经元的反应活动是经过星形胶质细胞而引起血流的反应。《科技评论》杂志说，“他们的结果可能解决了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科学奥秘：为什么当代脑功能成像方法的基础——脑血流，与脑功能密切相关？”Wolf和Kirchhoff 说：“在脑血流动力学成像几十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血流反应的媒介细胞了。”《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星型胶质细胞使得脑功能扫描成像成为可能。”
 
专家认为，Schummers和俞洪波等人的发现还可能开辟出医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当星形胶质细胞反应异常时，其所导致的血流变化异常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神经疾病。国际《老年痴呆研究论坛》顾问Ben Barres为此发表专文提出“在脑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模型中，胶质细胞异常引发的血流变化异常可能是一个新的思路。” （《科学》（Science），Vol. 320. no. 5883, pp. 1638 - 1643，James Schummers, Hongbo Yu, Mriganka Sur）

用双光子成像在雪貂视觉大脑皮层内观察到的神经元（绿色）和星形胶质细胞（白色）

来源：科学网  大脑神经胶质细胞的新功能

今年3月1日与5月1日，香港三联书店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分别推出杨天石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繁体字版与简体字版。这是中央文史馆馆员杨天石多年来攻读蒋介石年谱、类抄本，台北大溪档案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的研究成果，对于还原历史，不无小补。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是现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者，如何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评价蒋介石，不仅攸关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更是推进和提升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指标。可惜近一个甲子以来，几乎三代中国人对蒋介石的认识都局限于陈伯达与李敖之流的水平。前者的成名作《人民公敌蒋介石》刚因作者身败名裂受审入狱而淡出畅销书榜，后者的《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评传》及《蒋介石的真面目》等书便随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印行的四十巨册一千八百万字的《李敖大全集》而深入大陆的穷乡僻壤。年前他还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中绘影绘声地描述宋美龄六十多年前跟美国总统候选人威尔基的“奸情”，说得口沫横飞滔滔不绝，总之蒋介石是个“十恶不赦的混世魔王”，连累其妻子也沦为“轻易与洋人上床的淫妇”。

去年春天，美国斯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1915至1946年的蒋介石日记后，情况慢慢地起了变化。来自海内外的学者们阅后都表示：蒋介石原来是一个极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领袖，他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陪同杨天石赴美查阅蒋日记的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所长张海鹏也坦承，他是抱着怀疑的观点去阅看蒋日记的，结果却不得不承认，蒋确实是民族主义者；杨天石四度赴美抄写蒋日记后断言，这部跨度五十多年、数以千万字计的日记确系原件，因为蒋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写了许多个人隐私，原无公开的打算，故其内容真实性很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现代史。杨天石在台湾中研院演讲时，呼吁史学界同仁“要努力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要走出国共两党斗争的框架”，这本《蒋介石日记解读》正是“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之探索性尝试。杨天石认为已往的史学著作中，“许多人物面目走形，许多事件云遮雾绕，离真理过远”，故他穷源溯底，探奥索隐，在新书中澄清了六项被严重扭曲的历史事件。。。

见东方早报 2008-7-13 蒋介石研究：从“险学”到“显学”

自身免疫识别与应答是免疫系统对自身抗原（包括未变异自身抗原、自身变异抗原、自身交叉抗原等）进行识别并发挥免疫效应的过程。依据自身抗原类型的不同，该过程既可以产生生理性自身免疫应答，又可以导致自身组织的免疫病理性损伤甚至自身免疫性疾病（病理性自身免疫应答）。生理性自身免疫应答与病理性自身免疫应答的产生，不仅取决于自身抗原的类型，同时也受不同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的控制。多种免疫分子（包括TLR、抑制性受体、IL-10和TGF-β等调节性细胞因子等）和免疫细胞（包括树突状细胞、肥大细胞、NK细胞、B细胞、T细胞、调节性细胞等）参与了自身免疫识别与应答的过程。因此，深入了解自身免疫识别与应答的机制对进一步理解免疫识别、免疫效应及相应的免疫调节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由于机体对自身抗原的免疫识别和应答不同于对普通非我抗原的识别和应答，深入研究自身抗原及其识别受体的特性，以及生理性自身免疫应答向病理性自身应答转变的机制，将为预防和治疗免疫性疾病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一、科学目标

本项目将在发展和鉴定新的自身抗原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自身抗原的化学结构和生物学特性；发现和鉴定新的自身免疫识别受体并阐述其功能特点，提出新的自身识别模式；研究自身抗原与其识别受体间相互作用的化学热力学和动力学过程，以及它们所介导的免疫应答的特点（包括固有免疫分子和细胞、适应性免疫分子和细胞以及调节性免疫分子和细胞在自身免疫识别与应答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研究生理性自身免疫应答向病理性自身应答转变的机制。这些研究将为深入了解自身免疫识别与应答的过程及相应的调节机制、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以及更好地预防和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研究内容

（一）自身免疫识别的自身抗原的研究
探索和发展用于检测和鉴定自身抗原的新方法、新技术并提出新理论；分析各类自身抗原的化学结构和生物学特性。

（二）自身免疫识别受体的研究
在发现和鉴定的新的自身抗原的基础上，寻找和鉴定相应的自身识别受体，并提出新的自身识别模式；研究自身抗原与其识别受体间相互作用的化学热力学及动力学过程。

（三）自身免疫识别与应答的机制研究
通过体内、外实验，研究生理性自身免疫识别与应答向病理性自身免疫识别与应答转变的机制及其调控。

三、资助年限  4年

四、拟资助经费  1000万元

五、申请与受理  

申请书的资助类别选择“重大项目”，亚类说明选择“项目申请书”或“课题申请书”，附注说明选择“自身免疫识别与应答的机制”。
本项目由生命科学部和化学科学部联合提出，由生命科学部受理申请。

六、注意事项

（一）该项目只设置3个课题，整体申请项目中单位总数不超过3个。
（二）项目申请中要体现与化学学科的交叉特征，要注意各主要科学问题中的交叉与融合。

来源：国家自然基金委“自身免疫识别与应答的机制”重大项目指南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球科学教授史保平教授接受了《科技导报》专访。
 
科技导报：地震学家Geller于1997年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提出“地震是不能预报的”。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史保平：Geller博士的文章有他的道理。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导师Brune博士也认为地震临震预报难度非常大，因为地震断层活动的力学机制目前我们所知甚少。由于地球内部断层的受力状态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加上观测资料非常有限，现今的断层动力学模型、实验室里的物理模拟并不能清楚地解释地震的孕育和发生过程。在我们所用的教科书中，Brune 模型至今仍然应用于对断层运动的描述和对地表运动的预测。
 
一个地震事件发生以后，断层和断层周围的构造应力场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都可能是无序的，发生于该地的地震都可能诱发另外一个地方的地震。两个地震发生的位置可能相差几百或几千公里。这样的诱发过程是怎样传递的，目前仍然无法定量地预测。
 
在中国，有关地震预报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也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但事实证明，短期临震预报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一般说来，中长期预报可以知道特定地震活动带或地震活动区内未来几百或几千年内地震发生的潜在危险性。这种潜在的危险性包括了特定地区的最大地震震级以及相对应的地表运动强度。地震空区理论是中长期预报的基础。
 
科技导报：你是怎么看待临震预报的？国外有关于临震预报的研究吗？
 
史保平：陈运泰院士为研究生讲授的《震源物理学》，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介绍Brune博士在20世纪60年代至七八十年代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基于对美国加州每一次不同地震个体的现象的观测所得出的结论。
 
在美国加州Partkfield长约30 km的断层上，1966年的时候发生了震级为6.0 的地震。地震科学家根据历史地震的研究，包括古地震的研究发现，从没有地震监测仪器的时候开始，在这条断层上平均每隔22年就会发生一次震级为6.0的地震。
 
当时大家比较高兴，认为地震有可能是可以预报的。所以，美国的科学家想监测下一次的地震是否仍旧符合上述规律，以此来判断地震是否可以预报。于是，就在那个地方布置了很好的台网，在断层两边打出深井，把仪器放在井下用于探测地震来临时断层两边位移的变化。假如以往的规律成立，1966年发生地震以后，在95%概率的基础上，1988-1992年应该出现下一次的地震。
 
结果20世纪80年代一直没有地震出现，一直等到2002年1月相同震级的地震才发生。虽然这次地震产生的地震波记录跟历史上的地震记录一样，且震级也是6.0，发震断层的位置和长度也一样，这一点美国《科学》杂志上已有文章介绍，说波形等各方面指标和以前是一样的，但是地震发生的时间却比预测的晚了十几年。由此可见，对地震的预测太难了。
 
临震预测方面，美国也有人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2004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位非常有名的70多岁的俄国籍科学家，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模型，并用他的模型成功验证了无数个已经发生过的地震，时间、空间和震级等参数都能一一对应。于是，在2004年4月份召开的美国地震学会年会上，他用这个模型预测，该年度10月份在南加州某个地方会有地震。很多媒体对他的预测都进行了报道。结果到时候地震并没有发生，一年半载之后别的地方有小震发生，但跟他预测的完全不同。这还是著名的地震学家做出的工作。这位科学家的模型是基于已经发生的地震的参数进行的模拟，但是对未来的地震并不能够进行准确的预测。
 
地震预报有3个要素：时间、空间、强度。目前中国科学家包括中国地震局的研究人员在内，所做的工作实际上还是很深入的，比如四川汶川、北川在1657年有过地震，龙门山1958年也发生过6.2级地震。整个这条断层是会有地震发生的。中国地震局做的工作也是足够深入的，不过因为地震预报的难度太大，所以只能判断这个地方具有潜在的地震危险，早晚会有地震发生，但是目前的技术还是无法判断地震发生的准确时间和震级。
 
科技导报：中国人常常讨论地震前兆，比如蟾蜍迁徙、狗的异常现象等等，国外有这种说法吗？
 
史保平：国外有人做动物方面的相关研究，但并不完全一样，比如研究老虎在地表震动时的情绪反应。而震前动物的表情和情绪异常往往不好监测。
 
被称为唯一一次预报准确的地震——中国海城地震，虽然震前预兆特别明显，比如动物异常、天气闷热，但这并不能说明和地震有直接联系，动物异常也许是由别的原因造成的。地质现象非常复杂，各种地质现象都可能造成动物的异常或者其他异常现象的发生，所以动物异常不能被简单地当作地震的前兆，而且也不是每次地震都有明显的前兆现象。可以肯定地说，还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动物可预测地震。
 
科技导报：有人说，大地震之前有些动物可能有反应，小孩和老人在地震前也有一些反应，而中青年人则没什么感觉？
 
史保平：这个很难说。地震来的时候，有些动物对一些低频波有可能感知到，这在生物学方面是值得研究的。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的还比较深入。
 
地震的每个个例都不一样，有的有前兆，有的什么都没有。有的是主震型，有的是双震（断层多次破裂），不同的断层的形态也不一样，地震产生的类型很多。
 
每次地震的发震过程都不尽相同，很难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同时也很难在实验室里重复地震的过程。实验室中得到的很少的岩石标本，拿到地表很难说和在地底下时是不是一样。实验室只能做一些简单化的实验，真正的地球介质和地壳内部的真实变化从根本上讲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科技导报：美国应对地震的策略是什么？侧重点在什么地方？
 
史保平：美国应对地震的基本思路是“防”。比如，已经知道某个区域是一个地震活动区或者地震带，那么，通过我们对几千年里地震情况的研究和积累的知识可以知道，这里未来肯定会有地震发生。那么，美国就会投入很大的力量来对这个区域进行实时监测。此外，美国人还在研究一种预警系统，它能在地震发生的几十秒钟之内把重大的设施和设备关闭。
 
比如，到目前为止，美国加州的工业很发达，但地震很多，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地震频繁，断层穿过了整个大的城市。怎么办？他们从“防”的角度出发，在抗震、减震方面动了很多脑筋。比如，大型的核电厂就设计在远离断层的地方。在建筑物的防震方面，他们也有一套办法。
 
美国有个杂志已经报道，北加州在今后30年里，约有99%的概率会爆发一次大型的地震，并将会和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以及这次汶川地震的规模差不多。1906年加州旧金山的地震破了400多km的断层，我们这次汶川地震的断层是300多km。但是，这个杂志报道的地震预测也只能预测在30年之内，具体什么时候发生仍然不能预测。
 
对于临震预报，目前美国科学家也没有更好的预测技术。断层的激光测距做得很好，但仍然是作为一种监测的手段。所以，我认为，中国地震局这几年投入力量作监测是没有错的，必须进行仔细的监测以后才能继续开展深入的研究。用其他的异常现象来进行地震预测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地震预测毕竟要基于科学的理论。如果遇到上报哪个地方将要发生地震，专家们要会商，国务院要作决定，这都是很严肃的事情。如果进行了地震预报，疏散了几百万人口，但是没有地震发生，这必定会引起公众骚乱和社会动荡。
 
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UIUC）中美地震中心主任埃尔纳赛近期表示，有些人称自己掌握了预测地震的模式，但后来都证明方法失败。对真正成功的地震预测来说，必须预测到地震等级、发生的时间与地点；这些项目如果错误，则将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埃尔纳赛举例说，如预测到A城市会发生大地震，A城市的人们撤离到B城市，结果最后却是B城市发生地震；或预测上午9时会发生地震，人们准时撤离，但却发现地震未发生，在隔天回家后反而发生地震；或是预测这是一场7级大地震，学校、政府机关、商店都关门，结果只是个2级地震；因此，只要有一个项目错误，就都会让预测产生负向效果，而非正向效果。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正确预测地震。但是，在小范围进行长期的观测和试验，应该予以鼓励。
 
科技导报：所以，在地震带上还是应该以防为主？
 
史保平：我认为是以防为主。严格按照建筑标准，以防为主；或者在一些大的断裂带，不适合人居住的话就不要居住了。不适合盖水电站、核电厂等各种重大设施的地方，也一定要避开这方面的建设。
 
美国有这方面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美国北加州要建核电厂，地质学家突然发现那个地方有条活动断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地震，不过发现的时候已经投了几亿美金进去，但是当时还是立即叫停了这个工程。这是必须停的，因为如果地震发生，核电厂一旦发生核泄漏，整个生态环境将不堪设想。其他的核设施、大型的水坝、桥梁都是如此。
 
科技导报：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有失败的例子吗？
 
史保平：这方面，印度有过失败的例子。印度某个地方有断层，曾经发生过地震，但当地政府偏要在那里建水坝。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Brune博士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就给当地政府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地震发生，不能建水坝。结果当地政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上世纪末的时候，那里果然发生了大地震，水坝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采用以“防”为主成功的例子比较多，最有代表性的是，2001年，中国昆仑山发生大地震，断层裂开500多km。随后，2002年，美国阿拉斯加发生了规模相当的大地震。当时，英国石油公司从阿拉斯加北面修建的一条输油管道，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因为管道必须穿过断层，当时修建时就知道这条断层今后会发生地震，于是设计的时候就把管道设计成了S型，避开了断层。地震发生之后，管道安然无恙，输油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另外一个例子是地震预警系统。1983年，美国Idaho 州发生7.3级地震。早期地质地球物理的研究表明，该地区的断层是活动的，未来有地震的潜在危险。因此，建立在该州的原子能实验室安装了地震预警系统，地震来临时实验室的所有设备得以及时关闭，避免了灾难的发生。在测震学中，地震波由体波和面波组成；体波包括了P波和S波，对建筑物造成破坏的是S波，而P波的传播速度比S 波快。因此，当测震仪器接收到P波时，通过触发有关的控制系统，就关闭了所有的实验装置。这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发达国家在防止地震灾害时，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房屋建筑一定要按照标准施工。在加州，建筑施工一定要按政府规划的设计图去做，不能偷工减料。我国也有地震危险性区划图，哪个地方地表运动量大也都标示出来了。这些地方的建筑和工程应该特别注意，必须严格按照规范施工。华北地区、北京地区都是地震高危地区，这些地方未来的建筑设计和施工都应按照地震抗震规范来做。
 
科技导报：西方对中国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有什么看法？
 
史保平：西方的地震教科书都提到了这次地震预报，但仅仅把它看作是一次经验，而不是一个理论。因为后来的渤海地震、唐山地震，还是没有预测到，之后也没有临震预报的成功记录了。所以说，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只是概率很小的一次偶然事件，临震预报还是很难的。
 
李四光先生在世的时候，邢台地震之后，他也预测到华北地区在一定时期之内会有地震，但是到底是哪一天在哪一个断层会动，还是无法具体预测。临震预测难在我们无法从物理上完全了解地球内部的运动规律。
 
地球物理就是研究地球内部的物理过程，我带的研究生就是想研究断层是怎么运动的，怎么破坏，破坏以后是怎么回事，并从数据上、物理上予以解释，然后在地震观测中检验。如果地震天天来，积累数据量足够多，也许了解得就深入一些、快一些。但这是偶发事件。8级以上的大地震，全世界平均一年也就一次。
 
科技导报：现在仪器的观测有什么新的方向吗？
 
史保平：一个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GPS应用比较广泛。GPS是空对地的大地测量，比如测量整个地球、华北地区或者云贵川地区每年的地壳形变有多大，比我们一般的大地测量精度要高很多。另外，高精度激光测距仪、多分量井下数字地震仪、强震仪、海底地震仪、无线传感网络、光纤通讯加速度仪等，都已应用于对地震和火山活动的监测。
 
科技导报：仪器观测需要在哪些方面拓宽思路？
 
史保平：把仪器放在地下去看，这样可以把地表的干扰屏蔽掉。20世纪90年代，美国加州已经将地震检测仪放置到2 km的深井中记录微震；近期的工作包括穿越圣安德烈斯断层的10 km深的深井钻探计划，将相关的监测仪器逐步放入断层内部，有望对断层的运动获得全新的认识。另外，仪器要做好的话，硬件很重要，就像计算机一样，自主研发新一代数字地震仪是必须的。我们国家在仪器方面，硬件比别人落后一些。
 
科技导报：中国的地震台网目前站点的密度如何？
 
史保平：还不够。美国GPS台站、地震台站密度非常大，特别是对几个主要地震活动区所设立的台站就更多了。EARTHSCOPE计划预计在全美增加的地震台站达8 000个左右。美国国家基金会及美国内政部下属的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都在抓紧新的台站建设。美国中部和东部许多著名大学与美国宇航局（NASA）、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合作实施一项新的地空观测计划，预计对未来20~50年之内的地震做出准确的预报。这也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从以前的模拟技术到现代的数字技术，从没有强震台网到密集的强震台网，融合创新技术的各种监测仪器，加上先进的网络通讯，使得他们的监测力量很强。
 
这次第一个报出四川汶川地震的震级和震中的国家是美国，比我们大概早了十几二十分钟。而且当时他们是在深夜的凌晨，而我们是在白天。虚心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引入科学的管理体系，是我们迈向强国的第一步。

史保平，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球科学教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1999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地震实验室获地球物理博士学位；1999-2001年从事地震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师从世界著名地震学家James N. Brune 教授；2001-2005年任职于美国肯塔基大学地质调查所，从事工程地震与地震危险性方面的研究。

来源：地震预测和防震的美国经验 科学网

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换言之，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穿梭在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中，我被生活的旋涡时而扔到这里，时而甩向那里，试图寻找开端、中途和结尾。在我看来，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找到这些东西。
    
法国诗人马拉美说得好：“世上一切存在都是为了被写进书中。”毫无疑问，小说最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想象就是把意义揭示给他人的能力，它是人性最大的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人性最本真的表达，就是在小说之中。

——摘自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　文汇报

他矮，胖胖的。
他所在的中学，是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在绵阳周边非常有名。学校因教学质量高，连续13年都是全县中考第一名。

 地震来临时，他正在绵阳办事。
手机打不通，电话断了，第一波震荡过去后，他立即驱车往地处重灾区的学校赶。
他惦记着学校那栋没有通过验收的实验教学楼，心里最怕的是那栋楼出事。

上世纪80年代中，那栋楼建设时，学校没有找正规的建筑公司，断断续续地盖了两年多。到后来，没有人敢为这栋楼验收。
当时，他还是普通教师。后来，他当领导了，下决心一定要修这栋楼。
1999年，他将已经不太新的楼原来华而不实、却又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又对这栋楼动了大手术，将整栋楼的22根承重柱子，按正规的要求，从37厘米直径的三七柱，重新灌水泥，加粗为50厘米以上的五零柱，他动手测量，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15厘米。
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17万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

他知道，教学楼不建结实，早晚会出事，出了事，没法向娃娃家长交代。
他不能让这样的危险降临在自己学生的身上。于是，他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
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学校早已规划好。两个班疏散时合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每次各班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不会错。

那天地震，他不在。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要求、他们也练熟了的方式疏散的。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师生，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1分36秒。

学校所在的安县紧临着地震最为惨烈的北川，学校外的房子百分之百受损，90多位教师的房子都垮塌了，其中70多位老师，家里砸得什么都没有了。

他从绵阳疯了似地冲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11岁到15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
他最为担心的那栋他主持修理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座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700多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
老师们迎着他报告：学生没事，老师们都没事。

他后来说，那时，他浑身都软了。55岁的他，哭了。

通信恢复后，老师们接到家长的电话，会扯着大声骄傲地告诉家长：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说话时眼中噙着泪。

他的老师们收入都不高，教师平均月收入1126.78元。学校的墙上写着：“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
那时，在大震时分布四处的学生家长们的伤亡数尚在统计中，学校墙外的镇子上，也是房倒屋塌，求救声一片。但是一个镇里的农村初中，却在大震之后，把孩子们带到了家长面前，告诉家长，娃娃连汗毛也没有伤一根。

他叫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四川省优秀校长。

来源：一个灾区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   新华社记者  朱玉  万一  刘红灿（据新华社四川安县5月24日电）

传递绿色希望

老太被困196小时获救

被埋近179小时幸存者获救

新华网　给遇难者生命最高的尊重

上海救援队成功救出被埋124小时的幸存者

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救援人员抱着幸存的婴儿

空降兵在四川什邡地震重灾区抢救伤员

解放军在北川县抢救受伤群众

美国GCCCE会议归来，收获圆满。

《神经病学纪事》杂志网络版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人体内脂肪过多可能会加速大脑老化，增加人们罹患早老性痴呆症等相关疾病的风险。

2006年9月18日，朱清时在9所名校校长参加的 “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与多数高校反复动员、轮番演习甚至造假迎评不同，中国科技大学选择的是“原生态迎评”。他们没有修改原始资料，没有打乱正常教学秩序，也没有手捧鲜花去隆重接待专家评估组。
 
在他的陈旧而拥挤的办公室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原生态”是因为有自信
 
南方周末：既然是 “原生态迎评”，那么可能有的材料没有保存好，或者不符合评估标准。你们不担心评估专家给你们打低分？
 
朱清时：在不符合规范的时候，我们就把真实情况说清楚。例如，评估标准要求每堂课老师都要有教案，但中科大有些水平很高的老师，对讲课内容熟极了，又很忙，不一定写教案。有一些老教授和中年学术带头人，俗称“大教授”，是学校敦请来给本科生讲课的，我们能像对待中、小学教师那样要他们每堂课写教案吗？对这些老师，学校就应该包容他们的做法。
 
我在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工作过，很多教授上本科的课没讲义，但讲得很好。往往是最高水平的老师才这样讲。真把讲义写得滴水不漏的，就是照本宣科了。
 
南方周末：这样的解释专家能认同吗？
 
朱清时：那时的专家评估组长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们都很理解。教育部那些规定都是死框框，专家只要理解了，就可以把这个指标变得活起来。真实的教学是个很复杂生动的体系，很难用一个标准划一的框框把它框住。
 
最后我们得了优，但不是全优，有些地方也确实没有符合它的要求。有些指标我们也不去争，比如像课堂试卷，不齐就不齐。
 
南方周末：论文得了优吗？
 
朱清时：我们的论文原生态都会得优，我们有这个自信，我的实验室每年都会有许多本科生来做论文。
 
但后来我们的“原生态迎评”也受到很多攻击。其他高校迎评时，就说中科大连卫生都没有打扫。专家组来了，我们就请他们到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地都没有扫。
 
南方周末：听说当时评估专家去听课，老师讲得入神，连凳子都没给准备？
 
朱清时：专家听课，是自己选择的，老师不知道。我们没有事先和老师打招呼。有些在计划里头的，我们还是要组织认真准备的。没有事先列出来的，专家就是随便看。
 
南方周末：你们心里哪来的底气？
 
朱清时：第一我们有自信，科大这个状态如果都说我们不好，我想其他高校很少有比我们做得更好的。第二，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种骨气，我们科大人不愿意弄虚作假，去得一些虚名。
 
如果你说我们哪些不合格，正好我和领导说去，要求给相应的经费来改进。我们就这个心态。但后来本科教学评估变得越来越表面化、泡沫化了。
 
南方周末：我在看你们的迎评照片时，就发现很有意思的对比，你们迎接专家时只是热情握手，而现在大多数学校都是鲜花恭候专家，有的还警车开道。
 
朱清时：我们在接待上，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例如第一不能鲜花迎接，第二不准送礼，不准请吃宴会。
 
当时专家住在学校的招待所——专家楼。有些学校就说，科大太不认真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其他学校的窍门，他们给专家变相送礼。比如让专家住进来，然后成套成套的用具都是新买的，最后让专家带走。这些我们都没做，和后来的气氛相差就远了。
 
南方周末：我记得你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郭传杰曾对专家说，“我们不特殊招待，这样才是尊重你们的学格和声誉啊。”
 
朱清时：我们没有刻意地安排过分的东西去欢迎专家，我们有这个骨气。我们也相信真正的大学者不会喜欢那一套。
 
南方周末：你们有没有搞些基建之类的？许多学校在评估前大兴土木。
 
朱清时：我们没有去搞表面上的基建。
 
泡沫化重创学术诚信
 
南方周末：像中科大这样有自信的高校在全国并不多，多数普通高校对评估很紧张，对专家很奉承……
 
朱清时：一般的学校它没有这个底气，因为本科教学评估太重要了，它们不能承受评到个“差”。评个“差”以后，上级对你印象不好，影响校领导的官运；社会对你印象不好，影响你的招生；也影响你的经费来源。于是就找捷径，想把教育部要的这些指标都达到。本来这些指标是要在教学实际中提升达到的，但是很多学校发现这样做太困难。那么他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专家高兴，让专家给你打高分。这样，专家打高分，变得不一定意味着你本身教学好。越评到后来，有的学校越认为，我们不需要做得好，只要专家印象好给打高分就行。
 
于是他们都把公关和工作的重点都留在评估这四五天，地毯式轰炸地给专家留下好印象。教学评估就变味了，变成了泡沫化。所谓泡沫化，就是不要你有实在的东西，只要五彩缤纷。
 
南方周末：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正在伤害评估本身的公信力。这一两年，有70%以上的学校都在评估中得了优。
 
朱清时：现在的教学评估不可信，就在于结果的泡沫化，这种泡沫化重创了学术诚信。
 
我知道很多高校的教学评估，动员各个院系的教授做假材料，让学生也参与。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些青年教师觉得你校长也是道貌岸然的，你们集体作弊，欺骗教育部，欺骗专家组。学生会觉得你们老师也在作弊，还让我们帮着你们作弊，那以后面对这些学生、老师，学校还有什么道德力量去要求年轻人不作弊呢？
 
一个人的人格塑造是很缓慢的，但是把它摧毁却很容易。摧毁了之后，要重建，至少是一两代人以后了。
 
说几句真话很难
 
南方周末：教育部评估中心的副主任李志宏告诉我，高校的校长们有90%以上认为评估是好的。
 
朱清时：这个好不好，得到事后大家才可能说真话。现在大家都不得不说好话。我当了十年校长，最难受的经验就是我知道一些真话，如实说却会被指责。打个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因此大家都抱着从众心理，大家都错我也错，大家纠正我再纠正。这样做最安全。
 
其实很多校长，私下说话，包括对我说时，都觉得这样（评估）不行。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把它说出来。
 
南方周末：所以校长们还得在这列火车上一路狂奔？
 
朱清时：是这样的。校长们都要拼命争取评优。每个校长在他的任期内，受到潜规则的驱使，就是要把这类评估做好，才显得称职，显得有能力。如果你的学校本来不错，结果评得比较糟，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校长很没有能力。反过来，如果你的学校本来不大好，结果评得很好，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校长很有能力。所有人放在这个位子上，都会承受这种集体潜意识的压力。我也是这样，也经常受到潜意识的压力。
 
南方周末：我记得你曾说过，“与民休息三年，三年不评估，三年没有会”。
 
朱清时：这种感受在“非典”期间很强烈。那半年没有任何会，没有评估，大家安安心心做学问。
 
做校长十年，我为科大作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让科大免除了这些年的不少大折腾。比如科大没有大规模扩招 ，1998年每年招1300，2001年招1800，一直保持到现在。
 
南方周末：很少有大学能经得住扩招的诱惑。
 
朱清时：我们也没有建新园区，这个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当初地方要建大学城，首先就希望科大先带个头。我当初的思想就是不能让学校折腾。坚决顶住，不建新园区。不扩招，我们的地就够了。教师们就可以在这个环境下安安静静地工作和生活，这就是中科大的教学和科研最近这几年一下子在国内显得比较突出的原因。
 
我们学校很惭愧就是地不够，没有盖很多高档住宅。像我这样的院士，房子都是107平米。但是这个环境好啊，很安静，能做学问。优秀的人才还是不断地来。所以这十年来，我对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
 
评估应该停下来
 
南方周末：现在的教学评估制度，哪些是需要改进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到底该如何保障？
 
朱清时：一个学校办得好坏，不是靠上级组织的评估评出来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它是靠社会上的影响，由社会评估的。比如就业的状况，对社会的贡献，等等，这些是最真实的评估。中科大建校58年以来，每1000个毕业的本科生中就有一个当选了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不管你怎么评估，这个数字已说明我们的本科教学是好的。
 
现在本科教学评估带着强烈的行政主导的特征。评价各种不同类型的大学，竟然用相同的标准，这是非常不对的。
 
南方周末：教育部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志宏也认为评估标准会在下一轮作些改革。
 
朱清时：他要改的话，就是要停掉行政主导的教学评估，以社会评价和同业评价为评估的依据。
 
教育部应减少专家进校，坚持对高校的就业率、师生比、专业设置、教学大纲等常态数据进行监控，这才是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好方法。这就像我们去看一个森林的生态好不好，最好不要进去，站在外面看，一进去你就可能破坏了它的生态。目前我国大学的专业设置和办学方向严重趋同化！这才是教育部应大力评估、着力解决的问题。
 
南方周末：但有观点认为，没有严格的评估不行，特别是在扩招降低了高校教学质量后。
 
朱清时：我不赞同这样的说法。评估要起好作用，必须要有个基础，这个基础达到了，评估就可以促进你。像我们学校，遇到评估就是用原生态的办法。这样的评估起了好作用，我们学校也高兴专家发现问题，改进它。但是你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学校，你就可能逼着他们造假。
 
举个跑马拉松的例子，规定一个时间跑完算及格。如果是对马拉松运动员，这样做可能提高他的成绩。如果用于没有基础的人，他拼命去跑也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完，但是又不能承受不及格。怎么办？只有造假，服用兴奋剂，否则就倒在路上！
 
南方周末：你这个比喻很生动……
 
朱清时：我觉得教育部对这个评估出的问题反应太迟钝了，出了这么多问题了，还不赶快停。我们的错误纠正机制很不灵敏，在任何健康的地方，一旦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都应该迅速发现，立即纠正。
 
现在应该总结的是，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个指标只适合不多的学校和少数类型的学校。也许中科大适合这样的指标，还有像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也有这样的基础。
 
对于条件相差比较远的或类型完全不同的学校，赶快停止这样的评审，否则会把这些学校给摧残了。这个摧残不是物理上的摧残，而是指学术道德被摧残了，造成一些长远的硬伤。还有是把这些学校迅速推向泡沫化。
 
最好的做法就是赶快停下来。如果我们举办运动会，发现有人有组织地服用兴奋剂造假，这些人中有的已经得了奖牌，有的将要得，那么我们应做的是马上把运动会停下来，查清楚再说。想提高教育质量，最应该做的是让这些学校休养生息。一定要让老师坐下来安静地看书，想问题。如果老师坐不下来，没有时间看书想问题，那你所有东西都是虚的。

来源：科学网 中科大校长朱清时说高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