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中医药报》04-12-30

朱清时院士

　　朱清时院士作为《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的作者之一，在今年5月出版的该书中提出了极具战略眼光的见解：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遇到了来自资源、环境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严峻挑战。科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朱院士又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多次发表了如何正确认识中医药科学性的重要学术观点，他在今年8月举行的“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上说：“我认为中医将成为科学发展的新前沿。同时，我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在科学技术上要赶上西方，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忘了传统文化，不把传统文化的优点发挥出来，那我们就难以赶上西方。”他通过对西方现代科技的深刻反省，大胆预示了东方智慧将在未来崛起。同时提出了“中医是复杂性科学”的观点，引起了我国科学界、哲学界与中医药界的广泛关注。B28


　　李连达院士

　　中国工程院今年1月5日宣布了2003年新增选院士名单，我国著名中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不仅标志着李连达院士以其卓越的研究成就取得了我国科技界最高的学术地位，也是中医药界的一大荣誉和骄傲。
　　以李连达院士与陈可冀院士为主领导的课题组，在前人基础上历时多年完成的“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研究”项目，荣获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该项研究在大量理论、实验及临床研究基础上，揭示了“血瘀证”的科学内涵，阐明了活血化瘀治法的基本规律和作用原理。这是迄今中医药科技成果首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对中医药界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今年4月，李连达院士被聘为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作为一家综合大学，聘请中药专家任药学院院长，也说明李连达院士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欧洲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有着诱人外表的家居香芬用品存在健康隐患，长期使用会危害人体健康。
　　这项研究是欧洲消费者协会发起的，由葡萄牙、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５个国家的消费者协会联合进行。研究人员对市场上７２种香芬产品进行分析后发现，所有被分析产品中都不同程度含有有害物质，有些甚至是苯等致癌物。
　　“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反，香芬产品不仅不会起到清新空气的作用，反而会污染环境，使一些污染物质散发到空气中。”欧洲消费者协会主席吉姆·默里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报告认为，经常使用香芬产品不仅对过敏人群和哮喘者有害，而且会威胁孕妇和儿童的健康。特别是这些产品中含有的一些有毒物质会反复对环境造成污染。报告还列举了一些有问题的香芬产品，其中燃烧类的香芬产品，如蜡烛和电动芳香器等被认为最应引起人们的警惕。
　　目前许多国家的香芬产品生产企业尚未对产品进行出厂前的强制性检验，因此有关专家提醒消费者要谨慎选择和使用这类产品。新研究结果将刊登在１２月份的葡萄牙《健康测试》杂志上。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2004-11-29

丹麦研究人员２５日报告说，绝经期前后接受激素替代疗法的妇女患卵巢癌的可能性会有所增加，这跟雌激素累积摄入量的多少有关。
　　丹麦癌症学会的研究人员指出，如果这些妇女在激素替代疗法中减少雌激素的日摄入量，那么就可大大降低罹患卵巢癌的风险。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内科学文献》上。
　　研究人员报告说，共有１４８７名年龄范围为３５岁～７９岁的妇女参加了研究，其中３７６人为未做子宫切除的卵巢癌患者，１１１１人为健康妇女。其中部分妇女接受了激素替代疗法，她们的雌激素日摄入量从０．０４g～４１．１g不等。研究人员在研究分析后得出结论说，绝经期前后妇女雌激素的日摄入量每增加５g，其罹患卵巢癌的风险就上升３１％。
　　研究人员因此建议，治疗绝经期前后的不规则出血时，最好在激素替代疗法中只使用孕激素，在必须使用雌激素的情况下，应用最低量的雌激素。
　　目前，医学界已确认激素替代疗法与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冠心病和中风的发病都有一定联系。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2004-11-29

　　在一次“中美医学伦理学比较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中美两国代表谈起医生收受“红包”的问题。我国的医生和伦理学家都承认这个问题在我国远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包括那些被评为“文明单位”的医院，谁也不能打包票说没有一个人收“红包”。主持小组讨论的美方组长却出人意料地说，这个问题在美国５０年前就解决了，引起了在场我国医生的极大兴趣。来自夏威夷岛健康质量基金会的医学博士豪沃尔德介绍了美国是如何解决医生自律问题的：

　　首先，美国有医生的自律组织，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两种。负责医生管理的还有医院董事会保险公司。这三方面的任何一方面，如果接到检举或投诉某医务人员收受病人钱财，一旦查实，该医务人员就会终生被吊销执照，丢掉饭碗。因此，医生们根本不敢收受“红包”。

　　第二，医生在美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丰足的经济地位。要当医生须在接受理工科大学本科教育后，还要经过医学专业培训和实习期，并通过严格的国家级考试。而一旦取得合法的行医执照，年薪一般为美国中等以上水平，大约在１４万到２０万美元以上，技术高的医生年薪可高达８０万～１００万美元，这样的收入水平足可以满足各种开支和税赋，根本没有必要再另外收取“红包”。豪沃尔德博士说，医护人员是非常需要照顾的，他们面对苦难，与苦难打交道。而且他们也是凡人，同样要养家、抚养孩子、吃饭穿衣，所以必须首先使他们在生活上有足够的保障，严格要求他们的措施才有保证得到落实。

　　第三，在美国人们的收入及消费大多是通过信用卡来进行的，包括工资和各种收支，现金很少流通。对每一笔收入，银行会进行监督，数额较大的来历不明的钱一旦查实，会记入个人档案，影响一个人的信誉，在转换工作岗位时如被发现信誉不好，将会带来麻烦。这样的制度使人们珍惜信誉如同珍惜生命，促使人们走正路而不走歪门邪道。

　　第四，美国医生在开始接受医学教育时，医学伦理教育就始终与专业课同步进行，目的在于解决“谁来救治‘救治者’”问题。所以医学生在系统接受医学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非常正规的医学伦理学教育。这种教育促使医生发自内心地去为病人服务，对什么事该做并且如何做、什么事不该、如发生了不该做的事又怎么办等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为培养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情心、爱心、责任心、诚实和无私，为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格，为以后依法行医打下较好的基础，使医生从内心深处就认为接受病人的“红包”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如果一个医生接受了病人的红包，其他医生会劝告他，同时还会把这件事报告给当地的医学委员会，为病人讨一个公道。这样的处理被为是很公正的做法，不会引起非议。医生们普遍认为护短才是不道德、不公道、不符合伦理的。

　　第五，要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如夏威夷群岛的健康质量基金会，其资金来自于病人投保、政府和社会团体资助，下设若干医疗保健中心和卫星诊所，负责聘请医务人员为投保的病人提供服务。医务人员一年一聘，年薪由１６万到２０万美元不等，其工资水平处于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之间，处于社会的中上等，根本不会为生计着急。该基金会非常重视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评价，并得到了美国全国质量保证委员会（ＮＣＱＡ）的认证，在全国排第六位。它每月召集病人填写问卷，内容包括对医生、护士、药剂师和辅助人员的满意度评价，问题非常具体，比如，医生用了多少时间倾听病人讲话、病人需要等候时是否得到了解释、对医生医疗技术信任度如何、对就医的环境评价如何、对护士的服务是否满意等等。基金会每周五有个例会讨论病人的投诉，找相应的医生谈话；还定期对医生的行为、质量和消费成本效益比进行评价，由此确定医生年薪水平，同时医疗质量评价为优，那么年底不但会得到续聘和额外的奖金，年薪还可能上调。再比如，发现一位医生有过度开药的行为，质量保障部门会向医疗董事会汇报，董事会先请经选举产生的医务人员（以示公正）复查后，向当事人提出质询，当事人可以为自己辩护，也可以说：“是的，你是对的，我将改正。”之后让他离开，董事会就当事人对该问题的态度和认识进行讨论，决定是否进行处罚直至解聘。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2004-11-29